史浩诗辑佚四首

史浩(1106～1194),字直翁,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历太学正、国子博士、建王府教授等,孝宗朝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参知政事、尚书右仆射,拜右丞相,有《峰真隐漫录》五十卷,《宋史》卷三九六有传。     

屠隆佚文一篇

正屠隆(1542~1605),字长卿、纬真,号赤水、一衲道人、鸿苞居士,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晚明著名诗人、戏曲家。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任青浦知县、礼部主事等职。屠隆与陈与郊友善,徐朔方《屠隆年谱》和《陈与郊年谱》(《徐朔方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     

论丘濬的经济思想

丘濬(1421——1495年)字仲深,号深庵,琼山(今广东省琼山县)人。明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后迁国子祭酒。孝宗时进礼部尚书,寻兼文渊阁大学     

周亮工寓闽诗文及笔记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号栎园,河南祥符(今开封市)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任山东潍县令和浙江道试御史.明亡降清.顺治四年至十一年(1647-1654)周亮工在福建先后任按察使和布政使.1654年秋擢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调离福建,赴京任职.顺治十二年(1655)七月浙闽总督佟岱以"贪酷"诸款弹劾周亮工;周被革职,自京"赴闽质审",在闽"质审"前后达四年,后被解押返京,继续受隔离审查,于顺治十八年(1661)终以案情不实,无罪释放,调任他职.     

金天会六年进士辑补(一)

薛瑞兆教授在《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列该科进士13人,其中赵洞、孙九鼎、孙九畴、孙九亿、王仲通、李范、麻思诚、赵会、雷发应加以考证。高某是金初进士,但不一定是本科进士。而马讽不是本科进士。需要补充的有苏保衡、石诩、李聪、韩懿四人。赵洞与孙九鼎为本科状元,《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第7页):“天会十年……赵洞为诗赋第一人,孙九鼎为经义第一人,并补承议郎……”孙九鼎,字国镇,定襄县青石村人,元好问说他是“天会六年进士第一人”(《中州集》乙集第二,第11页下,“丛书集成初编”本)。孙九畴,《三朝北盟会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三则

一、据《提要》卷一一《书类一》载: 《尚书讲义》二十卷。宋史浩撰,浩字直翁,鄞县人,绍兴十四年进士。 今案:《宋史·史浩传》于浩登科年代不系年。 考《宋会要辑稿·选举》、《文献通考·选举》、《宋史·高宗纪》等书所载,并无绍兴十四年榜,此必误。 考《宋史》卷四○○《汪大猷传》称:“(大猷)登(绍兴)十五年进士……。大猷与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进士,未尝附丽以于进。”又《南宋馆阁录》卷七称:“史浩字直翁,四明人,刘章榜进士出身。”案刘章为绍兴十五年状元(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五年四月纪事),是史浩实十五年进士。     

宋代福建科第盛况试析

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天下第一》罗列了当时国内的工艺及农、林、牧、渔著名产品后,随即将“福建出秀才”的社会现象也列为天下第一。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陈必复为林尚仁《端隐吟稿》作序也指出:福建举子“负笈来试于京者,常半天下,家有庠序之教,人被诗书之泽,而仕于朝为天子侍从亲近之臣,出牧大藩持节居方面者亦常半。而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据不完全统计,两宋三百二十年间,福建历届进士人数多达6,869人,占宋代进士总数35,093人的近五分之一。其中,官至宰相、执政者,不少于五十     

船山佚文四篇

<正> 宏宇祖传船山王夫之箸陈翁宏宇,讳秉道,蓄学能文,具用世之略。当万历时,衣冠文物之盛,颇萃于衡,而翁之先人以茶陵籍寓焉,阻于进取,厥兄秉述,由别途登仕籍。或讽翁与偕,翁曰:“沧浪渔父,岂独无人?幸际明时,安身畎亩,讵遂不可以自适哉!”乃游心翰墨,寄情泉石。或出其末技,课僮仆耕桑,以致封殖。乡里有急,辄恣取之,或不能偿,翁曰:“得志当作厦屋之覆。今所裨几何,烦置齿颊哉!”启、祯间,以闯、献之乱,奉例纳粟得官。或劝翁乘时为出身计,翁曰:“祖宗蒙     

《圣政》今本非原本之旧详辨

《圣政》今本指今日尚存之《增人名儒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六十四卷。“中兴两朝”，南宋高宗、孝宗朝也。此书《四库全书》未收，是《四库》修成后，阮元任浙江学政时访得，并影抄进呈内府的。2原本则兼指今日已佚之修成于乾道二年(1166年)的《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圣政》(《高宗圣政》)六十卷和绍熙三年(1192年)的《至尊寿王圣帝圣政》(《孝宗圣政》)五十卷。     

北京闽中会馆与妈祖信仰

明清二代,全国各省都在北京设有会馆,成为一时风气。最有名的有江西会馆、湖广会馆、江苏会馆、广州会馆等。福建会馆(即全闽会馆)的馆址是原北京财神馆,建于明中叶,在北京会馆中声名显赫。明代中叶后,随着福建文化教育的发达,进京会试的举子大量增加,据统计,明代福建有进士2208名,其中鼎甲29名,仅次于江苏、浙     

"曲端冤狱"与南宋初年的陕西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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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北推重元遗山原因探考

“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在其遴选严苛的《瓯北诗话》中，将少数民族诗人元好问纳入其中，体现出集史家、学者、文人于一身的作者独到的美学眼光，在元好问诗歌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瓯北推重元好问的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上：一是一直受到正统文派排斥的辽金诗文，在清代得到前所未有的普遍重视，甚至封建帝王亦厕身其中；二是交往圈的影响，瓯北朋友翁方纲对遗山诗艺术风格把握独到，恩师汪由敦亦倾心遗山诗。主观上：一是元、赵二人，对史学研究有着共同的喜好；二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都能避开前人套路，吸收历代诗家之长，成就个人之风格，并自觉承担起诗家之责；三是瓯北在诗歌创作主张与取材方面，与遗山颇多相似之处，且他们都有学杜之倾向。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张之洞幕府与清末民初的宋诗运动

张之洞幕府与清末民初宋诗运动的关系是一个迄今未受学界充分关注的话题。1895-1906年间,郑孝胥、陈三立、沈瑜庆、陈衍、沈曾植等宋诗派主要成员都曾客张之洞幕,这个时期的诗文酬唱酝酿了宋诗派的理论,加强了诗人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宋诗派的影响,宗宋诗风逐渐成为一种诗学潮流,其余波影响至上世纪四十年代。     

孔广森学术渊源考

乾隆时期著名的曲阜学者孔广森学识广博,精通三礼和公羊学。他的成就除了天才禀赋的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有渊源。他的学术渊源主要来自家学、师学和交游三个方面。首先他生在孔府,在博雅稽古的家学传统下熏陶长大,并且得到父兄家长的厚爱栽培,这种种优越的家庭条件为他走向学术之路预先铺好坚定的基石,打下扎实的根柢。其次,他曾经转益多师,陈以纲、戴震的教导和庄存与、姚鼐的影响都对他从事经学研究有直接的指引和推动作用。此外,他在四库馆的广泛交游赋予他开阔豁达的胸怀、兼容并包的思路。     

赵长城古今考辨

战国时期,处于四战之地的赵国为抵御南方的魏国及北方胡人的进攻,分别在其南部和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此即人们所说的赵国南长城、北长城。文章对赵国两道长城修筑的时间、原因、方位及现状作了考证,并对赵国北长城与当时燕、秦两国的长城,相继的秦始皇长城及今所见的明长城的关系作了辨析。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陈廷敬的廉政思想与清廉作风

清代康熙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在反贪倡廉、肃清吏治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和措施，他的廉政思想和主张对于康熙帝整肃吏治和康熙朝的大政方针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陈廷敬在其一生的宦途中，尽管以清廉著称，但是仍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那就是发生在康熙年间震动朝野的张沂贪黩案。陈廷敬因为和张沂是亲戚而受到了牵连，但很快就被洗雪。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陈廷敬始终奉行清正廉洁的做官准则，他的清廉作风被世人所公认，因此取得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和信任，成为康熙帝最倚重的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