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礼议”与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冲突

明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到嘉靖三年（１５２４）间,以杨延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同张璁等新进士大夫之间围绕着当时“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所进行的“大礼议”之争,前后经过三个回合,最后以张璁等人的主张得到采纳而告终。“大礼议”的论争不仅是当时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主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更体现了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其实质是天理与人情之争的反映。     

嘉靖初年大礼之争与皇权的强化

嘉靖初年的“大礼之争”,表面上是在争“考”争“庙礼”,实质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嘉靖由藩王入登大位之时,左右无植根之党,皇权弱于阁权。在母妃蒋氏支持下,他利用干进之臣张璁、桂萼辈排陷阁臣,抑制阁权,从而不仅取得了争“考”、争“庙札”的胜利,而且大大强化了皇权。“大礼之争”影响了嘉靖皇帝的性格形成,改换了明代中叶的政治面貌。     

得志行道:张璁合法共治权力的获得与行使

在大礼议当中，张璁不顾身家性命，维护世宗和兴献王的父子关系，与世宗建立了“相遇相保”的君臣关系。世宗接受了张璁提出的“君臣共治”的执政理念，张璁也因此获得了合法的共治权力，扩张阁权，内阁成为当时官僚系统的中枢机构。为确保官僚系统的合理运作，世宗和张璁重新划定了阁权范围，阁权得到提升的同时，仍保持在皇帝制度中的合理范围内，与君权共存而不悖。     

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其权力呈现逐渐增长趋势。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这种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形成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的削弱,相对于行政系统的增大,以及阁臣间更频繁争斗的局面。这些变化对明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析11世纪德意志皇权与罗马教廷的关系

中世纪德意志皇权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是德国封建制度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１０世纪初，德皇利用教会加强和巩固集权统治，实行“奥托特恩权”，因此而加强了与罗马教会的联盟，并支持罗马教会的改革。罗马教会的改革是中世纪基督教教权增长的起点。教权的增长是以削弱皇权的集权为代价的，这就必然导致皇权与教权之间产生摩擦，加剧了德意志地方封建势力与皇权的冲突，由此更激化了政教之间的矛盾，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政教斗争。政教斗争对德国封建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及其深刻的影响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明代内阁与中央政权体制演变的互动关系

明王朝出于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废除了丞相制度,从而导致中央行政中枢体制的严重失衡。为了巩固统治和完善封建官僚体制,内阁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明朝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内阁的兴衰及其权势的变化看,它完全依顺于皇权,其政治功能是皇权的外延与扩张。内阁大学士参与中枢决策,故而阁权在国家权力体制运作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但这并未抑制住皇权的恶性膨胀。     

“大礼议”与明代政治

“大礼议”是发生在明代嘉靖朝的一场有几百人参加的大规模政治论争,在明代政治史上是一件大事。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明世宗以藩王入继而引起的继统继宗问题的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论战双方都在引经据史进行激烈的理论斗争,务求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压倒对方,一方甚至不惜丢官,遭贬,乃至惨死于“廷杖”之下,也要争个高低,一方也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竭尽全力,力求以少数胜多数。双方都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积极性。但是公元十六世纪二十年代的“大礼议”论争并不像上述表面现象那样简单,而是有着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与深刻的影响。这次论争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十五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危机导致的明朝统治危机的表现。因此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就成     

论明代著名政治家夏言

夏言是明代著名政治家,也是明代第一个被杀的内阁首辅。他在历史上有着突出贡献:在政治上加强内阁权力,限制宦官势力,整顿吏治,重视人才选拔,改革科举制度;在经济上查革冒滥,节省开支,安抚百姓,查勘庄田;在军事上巩固边防,击安南收国土,议复河套以取百年功。明中期阁权以及阁权与皇权之争十分激烈,夏言遇到强有力的政治竞争对手排挤,自身骄慢又引起明世宗不满,最终造成他悲惨的结局。     

相维与制衡:明代权力中枢间的阁臣群体

阁臣群体是直接服务于明代皇权的中央核心辅政官僚群体,这个群体在维系明代皇权延续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他们的辅政活动与明代整个国家机器运转构成了良性互动,他们在明朝中央权力运行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制衡作用。历史中的明代阁臣群体并未获得史家比较客观的评价,明代阁臣群体的政治地位值得进一步肯定。     

略论东汉“党人”集团

东汉桓灵之际“党人”集团的形成及此呼彼应的斗争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由于皇权、宦官的相互勾结和自身所存在的缺陷，“党人”最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而使汉晋士风为之一变，但其拼死抗争中所表现出的崇尚名节、轻生赴义的精神风范却一直后人推崇和效仿。     

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政治变革的走向

嘉靖至万历前期长达六十余年,是明代历史中极为重要的阶段.明世宗通过"大礼议"清除了杨廷和集团,重新恢复了明代政治秩序,结束了武宗败政时代.钦定大礼之后,对世宗之前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变革才成为可能.在世宗的全力支持下,从"大礼议"中脱颖而出的张璁是嘉隆万政治变革的开启者,而在神宗等人支持下的张居正是这一变革的继承者和终结者.其间以阁权的有限扩张为时代特点,并由此带来这一时期的诸多变革,探讨嘉隆万政治变革的政治走向,有助于认清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成为明代政治变革的最大特点.     

读“鲍照研究”

1957年四川大学学报第四期上发表了曾君一先生的“鲍照研究”。我们读了之后,感到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提出来就教于先生。一、在政治上对鲍照估计过高曾先生在“鲍照研究”中说:“鲍照个人的历史,就是新兴势力和陈旧势力进行斗争的历史”。曾先生认为这种新旧势力的斗争,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寒门”与“世族”的斗争,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较广泛地反映现实的鲍照一派与词藻华丽、粉     

“求是”与“凡是”的分野──以我党历史上的几次思想路线斗争为讨论中心

一提起“求是”与“凡是”的斗争,人们就会想到70年代末发生在我党历史上的那场围绕“两个凡是’的争论和斗争。实际上,我党早期历史上发生的几次思想路线斗争也属于“求是”与“凡是”的斗争。本文认为──“求是”与“凡是”的斗争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学风问题,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发展着的实践相结合,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明代皇权与中央双轨辅政体制述评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皇权高度发达的时期,朱元璋和以后嗣君为了实现“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对国家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形成了明朝独特的政治体系———中央双轨辅政体制,使皇权得到了空前强化。     

我对农民皇权主义的理解

什么是农民的皇权主义?皇权主义的要害和实质是什么?这是当前史学界讨论农民战争皇权主义的一个中心议题。一切分歧意见,几乎都同对皇权主义的理解有关。皇权主义一词是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一文中,评论俄国农民战争领袖拉辛和普加乔夫时提出来的。据此,有的同志认为:皇权主义就是反对地主,拥护“好皇帝”;也有的同志认为:皇权主义就是“帝王思想”。的确,几乎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要打出“好皇帝”的旗号。有的拥护现存的“好皇帝”;有的愿意别人当“好皇帝”,自己来拥护;有的希望自己当“好皇帝”,要别人来     

作为皇权思想的董仲舒历史哲学

董仲舒的《公羊》学产生了一套思辨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皇权思想,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为研究作为皇权思想的董仲舒历史哲学,运用文献分析法,从4个方面分析其历史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认为,董仲舒的《公羊》学具有3个特点:提出天命—神意史观,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论解释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以君权神授说论证皇权合法性;提出王朝的三统循环的历史规律,将君王上升到历史主体的地位,认为皇权永恒;提出历史变易理论,呼应政治变革。从董仲舒以“三统”说和“大一统”说相配合、相交织的历史哲学是在西汉皇权巩固与扩张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对比同时代罗马帝国未能产生高度系统化历史哲学的情形,这一点更明显。董仲舒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皇权思想,既论证了皇权统治合法性,又为当时皇权政治的发展与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谈农民皇权主义产生的根源

农民的皇权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根源是什么?有的同志认为“皇权主义是农民本身的问题,它的根源主要应当到农民身上去找。”我认为这一命题并不完备。农民有接受皇权主义的土壤,但农民本身并不会产生皇权主义。农民的皇权主义是地主阶级皇权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皇权主义”属于地主阶级观念形态,其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封建经济制度和封建生产关系,而农民阶级的阶级本质和观念形态则主要表现为平均主义、平等思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特点及其变迁

以乡村治理模式为研究对象,把时间界定在古代封建社会时期,主要分析了乡村行政建制、官员选拔制度和土地赋税对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认为古代乡村治理模式呈现出皇权与绅权、皇权与族权相结合的特点,并依据这些影响因素和主要特征把古代乡村治理分成官方主导治理模式、官绅结合治理模式、士绅主导治理模式三个时期,把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