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审判权的主动性旁落——以涉房屋价值评估案件为切入点

司法鉴定作为对法官认知能力缺乏的补强方式，被广泛运用于民事审判工作中，在大大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的同时，也暴露出重重问题。本文以涉及房屋价值评估案件为视角，分析基层法院法官在民事审判中对案件评估鉴定的权力旁落和出让，并通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关于司法鉴定理论的比较分析，本文提出建立专家陪审员、专家辅助人和鉴定人三位一体的协助法官审查鉴定结论的模式，防止民事审判权的异化和分解，增强对司法鉴定的监督和制约，使其在准确认定事实、发现客观真实方面发挥良性辅助功能。     

证据裁判规则与自由心证的关系

证据裁判规则是指依据证据认定那件事实的原则。自由心证是一种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自由心证在我国又称内心确信制度,如果法官在证据的审查判断中达到内心深信不疑的程度就谓之"内心确信"。原则对方法总是有一定的规范或限制作用,本文就着重讨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规则与自由心证的关系。     

浅析释明权制度的构建

当事人主义取向的民事诉讼改革把诉讼中的权利与责任还给了当事人,但由于当事人意思能力的差异而使得诉讼结果难以公正,因此法官的释明权成为必要。释明权并不违反平等原则,相反,他能够实现实质上的平等。诉讼应该充分尊重客观真实,释明权应该区分针对诉讼请求的阐明和针对事实、证据的阐明。     

“主客观统一”之自由心证原则

自由心证原则与是证据裁判原则现代诉讼中进行事实认定的两大基本原则,两者相互配合,以实现发现真实的目的。自由心证制度是继神示、法定证据制度之后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三种证据制度,是指证据的取舍及证明力,由法官或陪审团根据自己的理性和良心自由判断,形成确信并依此认定案情的一种证据制度,是法官在作出判决时必须对认定的案件事实形成的内心确信。     

社论社评

作为法律事实的判断者和利益裁量者,法官无疑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牵扯与压力。这是当代法律人无可逃避的重负,更提醒着司法人员,公堂内外,能不慎乎？2013年8月7日《法官形象关涉“法治信仰”》人民时评人民日报     

浅析事实合同与口头合同

事实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未经意思合致，而直接依事实行为成立的债的法律关系。口头合同和事实合同具有相同的外观，但能够以是否经过了意思合致加以辨别。合同法第10条和第36条的规定，是口头合同存在的法律基础，与书面合同殊无本质区别。以事实合同为诉因而请求法官裁判的案件，由于传统社会价值和传统裁判理念的引导和定向，往往易生法律关系和法律概念的混乱。缺乏意思合致能够成立事实合同，但口头合同的意思合致若被履行行为所修改，亦可依事实合同理论而予以恢复，故能够援引合同法对合同的成立、解除或无效等问题予以裁判。     

银行卡伪卡盗刷与网上快捷支付盗刷案件归责异同

看似同样是被他人盗刷银行卡的纠纷,因为使用的介质不同,案例一是通过克隆卡,使用ATM机盗刷,案例二是通过冒用持卡人身份在网上快捷支付盗刷,但判决的结果却截然不同。这是由于法院在认定银行责任和持卡人责任时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导致判决结果有差异。据此,本文将通过对比两案例中法官认定的事实,来分析银行和持卡人对于盗刷案件的责任。     

当事人主义之再认识——民事与刑事相比较

当事人主义是英美法系诉讼模式的主要特征。其核心在于将当事人置于诉讼的主导地位,法官始终处于消极、中立第三人地位,不主动追究责任,亦不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主动传唤证人、收集证据,其职责仅是严格遵守法律、及时作出判决,在实务上表现为"沉默的法官,争斗的当事人"。当事人主义作为重要的诉讼理念,对民事与形式诉讼模式的构架均有巨大影响,本文以当事人主义为核心,针对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进行讨论,试图深入认识当事人主义,将最终目光落在我国诉讼模式上,明确当事人主义对我国诉讼模式的意义。     

对法院书记员做好庭审笔录的几点建议

司法被称为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防线,它是司法机关依法定权限运用法律解决当事人纠纷的活动。司法常常通过裁判的方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裁判文书对事实的认定通常是通过对庭审笔录所记录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衡量后做出的,即庭审笔录是法官裁判的重要依据,     

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方向刍议

本文试图通过对现有制度的特点分析,结合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揭示存在于其中的一些矛盾,并对陪审员制度的存废和陪审员身份的定位两大根本性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路和观点,以供探讨。     

论法官造法在中国的不可行性

法官作为司法审判者,是国家权威与公正的象征。而对案件的合法、合理审判更是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涉及到对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的判断。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而法官如何坚持正义与公平呢?法律的确定性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之间的矛盾导致法官造法的产生,然法官造法在当前的中国是不可取的,本文主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加以分析,试图论证,法官造法在中国缺乏相应的经济、文化基础。     

从《马背上的法庭》看我国基层法官面临的困境

影片《马背上的法庭》生动质朴的记录了当代中国基层法官在执法中的种种遭遇,本文利用记述和对比的手法逐层揭示了基层法官面临的种种困境。结合影片中六个案件进行反思,分别从法律与风俗、法庭秩序与法官形象、法官的职业保障三个方面展开分析论述,表现了我国基层法官面临的困境,由此折射出我国法制曲折前进寻找出路的现状。     

构建法官与律师良好关系问题研究——基于河北法院的实证考察

法院保障律师依法履职、构建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机制,是创新司法管理和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结合具体实例,分析存在的问题,以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为重点,深入实践探讨法院保障律师依法履职、建立法官与律师良好关系的现实状况,从法院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并提出法院下一步工作安排。     

此时无声胜有声——论法官的中立性与消极性

司法是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保障线。人们之所以委托司法机关裁决纠纷并信任其决断,就是因为其公正与不偏不倚。司法的公正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严守职业道德,保持中立与一定程度的消极。如果法官违反了中立与消极的原则,司法机关也就不能保持其公正性,从而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社会基础。本文拟从一件看似简单的案件出发,就法官的中立性与消极性提出笔者的见解。     

中美两国法官决策的研究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法院均是重要的司法机关,作为法官——司法机构中的审判人员、司法权的执行者,在决策过程中所展现不同决策方法、心理活动等等都体现了中美两国的巨大差异。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在司法建设中需要在保持自己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借鉴与吸收英美法系国家的优秀成果,通过对国外自由心证保障体系的研究,建立我国自己的限制法官肆意的保障体系。     

浅议中美陪审制度

陪审制度源自西方,是近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普通民众参与国家司法活动最典型的一种方式,而中西陪审员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和效果却不甚相同。通过比较中西方陪审制度在产生的历史基础、法律基础、对人员规定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希望能吸收借鉴,更好地运用在中国的陪审制度上。     

法官的意义

法官代表的是所有公民和整个共同体，体现了一种高于诉讼双方的非个人存在，他本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良心和法律作出决断，考验、作证和审判这些概念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法官的责任是揭露真相，并根据这一真相作出判决。他不再要求证人共同起誓来表明与诉讼一方的连带关系，而是要求他陈述事实。有了对考验和作证的这种全新认识，诉讼便可以采用一整套技巧：论证、重建合理性和可能性，根据线索或迹象进行推理等，这样，司法活动就为建立客观真理这个在“前法律”范围的古代诉讼中尚不存在的概念作出了贡献。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法官调查取证权的分析与思考

法官调查取证权是指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对于有疑问的证据,可以通过勘验,检查,扣押等手段调查核实的权力。但是这一权力对于法官的中立性地位以及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等都是不利的。本文从法官调查取证的不合理之处入手,分析了其产生及存在的原因。主张在刑诉条文中取消法官的调查取证权,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树立正当程序理念。     

《12怒汉》与美国陪审团制度

这并不是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电影，整个陪审员群体都是普普通通而又具有民主社会公民基本素养的英雄。就这一点来讲，陪审团制度在操作过程中还可以培养公民的法律思维和理性态度。     

与员额制改革相衔接的“中国式治安法官制度”的构建——兼议诉讼案件“有效分流”的要件与路径

一轮又一轮的非诉纠纷化解机制建设以及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的实施,从未改变诉讼案件长期高速增长的态势。而英国的治安法官制度却以较低的制度成本,分流了超过95%的刑事诉讼案件,为英国法官的职业化和精英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引入SWOT分析方法,对英国治安法官制度在我国的生存环境进行了全面剖析,提出了非诉纠纷化解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相衔接的"中国式治安法官制度"的构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