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江南地区水利建设经费来源讨论

宋代江南地区的水利出现兴盛,与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水利从财力上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所以,透过水利所需经费的筹集,亦能看出政府对水利的管理。宋代江南地区水利建设经费的来源是多元化的,在兴修水利筹集资金方面,出现了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地方与民间合作或民间独立承担的多种方式。     

隋唐五代的林业官制

隋朝创立新型职官制度,唐五代承之,虽因时损益,仍以三省六部诸寺诸监为其行政中心。其中尚书省户部(本司、度支司)、工部(本司、虞部司)分掌营林与利用之政令,属于林业政务机关;司农寺、将作监、少府监及其所辖有关的署、监分掌劝课农桑、竹木种植、材木采伐、薪炭供应、园林管护以及木工技巧等具体事务,属于林业事务(职能)机关。而后者并不隶属于前者,却须仰承前者之政令,显示了隋唐五代林业官制既分散布局,又集中指挥的重要特点。     

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经费筹措困境及破解策略

经费筹措是中外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经费筹措主要存在国家层面的经费支持力度不够、经费筹措模式存在弊端、社会服务创收步履艰难、社会捐赠环境尚未完全形成等问题.中外合作办学双方要根据客观条件建立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拓宽联合办学经费来源,营造社会捐赠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良好氛围,以发行教育彩票的方式筹集教育经费.     

唐代水利工程的营缮与州县长官的迁转

唐制,州县长官是本辖境内水利工程建设的实际主导者.水利工程不但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更与州县长官的主要职掌即“劝课农桑”、“增殖户口”密切相关,而“劝课农桑”、“增殖户口”又直接影响其政绩与考课的等级甚至仕途升迁,这是州县长官致力于地方水利营缮事务的根本动力.     

中唐时期三省制度的削弱与变化

唐置三省六部,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为总汇朝政,分署执行。三省制度组织严密,机构齐整,是秦汉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长期发展的结果。三省长官为宰相,各自建制,互相制约,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政,进行集权统治。这种制度的确立,对维护强大的唐王朝曾起过积极作用。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国家典章制度、组织机构基本完善,三省制度及其行政工作效能大大提高,是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成熟与强化的重要标志。     

清末广州番禺学宫印金问题探析——《番禺府县新生印金章程碑记》考略

印金是清代中后期各地宾兴组织普遍资助的科举考试项目之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其前身为番禺学宫)内的《番禺府县新生印金章程碑记》主要记录了清光绪年间广州府番禺县为岁科两试文武新生筹集经费以送学官印金事宜制定章程,并上报官府审批立案等情况,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清末广州地区宾兴活动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抗战前期四川国防工程建设征用民工的经费来源

经费筹集是四川国防工程建设征用民工的重要环节.抗战前期该项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国库拨款和地方筹资.各征工县(市)所得到的用于支付征用民工经费的国库拨款往往入不敷出,因而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筹措资金.地方筹资方式主要有挪垫、借款、摊派款粮、征收代工(役)金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地方经济的负担.     

论主渠道和多渠道并进——我国高等教育办学经费筹措问题探析

本文论述了国家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投入的主渠道。但国家财政又不可能全部包揽,多渠道筹集高等教育经费乃是必然途径;而全面提高办学效益才是高等教育走出经费困境的根本之路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外交浅析

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没有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主要依靠三种方式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临时派遣钦差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前去地方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与各藩属国以及西方各国之间的交涉由礼部负责;发生在广东的中外商务交涉,清政府则委托特权商人——行商办理。这种外交上的委托制逐渐形成一个传统外交模式,成为清朝政府在外交近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惰性的根源。     

宋代地方建设经费筹集途径述论

两宋时期,受财政中央化的影响,地方财政持续紧张,由官方提供的有限经费难以维持地方建设之需,于是就形成了由政府调拨、民众捐献、官员私捐及官民共筹等构成的多元化经费筹集途径。自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来自官方的经费支持逐渐减少,广大民众及士大夫的个人捐助成为水利、桥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多元化筹资途径有效地填补了官方资金的不足,在短期内保证了建设资金的充盈,但这也反映出宋代地方建设经费筹集的非制度化。无论是民众助建还是官员私捐,都掺杂着很多人为因素,建设工程因人而兴、以人而废的情况很普遍。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地方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同时也给民间势力介入和把持地方事务造成了可乘之机。     

春秋战国至唐官府籴粮制度的演变

我国古代的官府籴粮制度起源甚早 ,春秋战国时期籴粜手段的运用及平籴法的提出 ,为这一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汉代以常平仓的创设为标志 ,官府籴粮在制度化的确立过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北魏和籴供军作用至显 ,成为官府籴粮制度发展的又一重要阶段 ;入唐 ,官府籴粮渐成常平署和户部度支两大运营系统 ,制度本身更趋完善。     

从高校负债谈如何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机制

目前,我国高校的教育经费筹集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高校负债筹资现象普遍,由此带来了较高的财务风险。这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渠道不畅等原因造成的。针对我国高校的债务风险,宜从改革高校经费财政拨款模式、实行高等教育基金制、建立高等教育经费多元筹集模式、化解现有债务风险及实行制度创新防范债务风险等方面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机制的政策选择。     

从高等学校两种经济体制说起

最近几年,高等学校存在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学校领导不必为占经费70—80％的国家拨款着急,而要为20—30％的自筹资金发愁,发愁的程度达到为了筹集这笔资金可以忍痛牺牲学校的教学工作。说这种现象怪是指学校领导的主要精力不与学校的大头经费相对应;说不怪是指这种现象在任何一所学校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清代寺庙林管理制度初探

清代寺庙林管理主体既包括国家,也包括民间组织（以佛教寺院为主）。造成这种双层管理模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对许多被认为是现代国家所必须承当的林业管理事务概不承当,而都由民间的森林管理主体承担,官府则主要对毁林行为进行惩治。因此,清代寺庙林的管理是一种双层的管理结构。长期以来,国家管理机制与民间管理机制处于一种良性的互动状态。     

国家象征与地方运作——以明清鹅湖书院为例

明清时期,鹅湖书院是正统意识形态的象征,与官府关系极为密切,其经营方式经历了由官府主导向社会主导的自治化转型。但是,其自治化进程曲折,受到国家政策、地方财政、官员投入等因素的共同制约。这表明,官府对地方事务的态度会因其与国家关系的紧密与否而迥异,体现了明清基层社会自治化趋势的复杂性。     

“都省”镜浅析

<正> 一九七八年,铜陵市文物部门征得“都省”铜镜一件,圆形,小纽桥孔,背无纹饰,有铭“都省铜坊官匠人孙福”九个阳文。“都省”北朝北齐时期始设。“尚书省,置令、仆射。吏部、殿中、五兵、都官、度支等六尚书。……总理六尚书事,谓之都省。”(《隋书·百官志》)降之唐代,“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管吏、户、礼左三部及兵、刑、工右三部。”(《历代职官表》)尚书都省是当时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其总办公处居中,东有吏、户、礼三部办公处,西有兵、刑、工三部办公处。尚书省的左右仆射、左右承、左右司郎中、员外郎等官总辖各部,称为都省,总办公处称为都堂。其中,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等政令。“都省铜坊”,当是工部所辖的作坊;“官”字正好说明“铜坊”官府经营的性质;“匠人孙福”,是表示此镜的制作人及身份。这大概是便利检查     

《周礼》中财用物文书制度阐微

财用物文书是《周礼》所言记载国家财用物出入情况的"要会",是周王室了解国廪、国库积储的主要依据。为此,周代建立了财用物文书制度:首先规定对出入的财用物要进行辨物、定贾、书眀、玺封和登记,目的是以制度的形式把住财用物的出入关;其次确立财用物文书上报制,要求官府每旬终、月终、年终、三年之时计报财用物账目,经考校对"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目的是以赏罚制约束官府和官吏,以保障财用物文书的真实准确和国家廪库的充盈;另外限定了收受财用物文书的官府和收受的方式。此制度的制定对周代统治邦国、治理官府、节财用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科技人力资本投入与科技人员状况的灰色关联度研究

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科技人才,如何改善科技人员状况显得十分必要。文章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根据2008年的有关统计数据,分析了国内主要省份科技人力资本投入与科技人员状况的关系。研究表明:政府科技经费筹集总额、科技活动人员人均科技经费、研究与开发机构数与从事科技人员数量成正相关关系;比较而言,政府科技经费筹集的影响更为显著。     

关于魏晋参录尚书事制度的两个问题

魏晋南朝时期,出现了二人或超过二人参录尚书事的制度。参录尚书事的人,彼此之间并无分工,而是对尚书事务共同负责。多人参录制,较之一人单录制,有两个好处:一是能凝聚更多的智慧,加强尚书事务的处理能力;二是能够形成尚书省长官之间的权力制衡,避免专权独断的局面。正是参录制度的两个制度优势,加上皇权有时式微的机缘因素,使得魏晋比十六国和南朝都更加盛行参录尚书事现象。     

清代国家水利管理理念与地方水利修建——以江西丰城县堤防建设为例

清代时期,丰城县堤防设施主要分为石堤和土堤两种形式。在这两种堤防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国家和地方社会各种力量都参与其中,他们充当着不同的角色,其中代表国家的地方官府在石堤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土堤建设则以地方力量为主。这种状况反映了清代官府对基层水利设施的成本化管理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