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文本解读

本文交织着三条叙述线索：一，横的比较。通过“愚公移公”和《圣经》、“吴刚伐桂”和“西西弗斯”及其现代诠释的比较，力图阐明中国生命文化作为人类生命文化的共同价值蕴含和作为民族生命文化的特有价值蕴含。二，纵的比较。在中国传统生命文化演变历程中，“愚公移山”和“吴刚伐桂”作为两则自我批判的神话和仙话先后两次宣告了人的觉醒：人从对于神和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而中国现代生命文化又在一个更新或更高的层面上重复着同样的历程。三，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及其现代诠释，体现了中国生命文化精神源流的底蕴     

儒的起源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之一的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儒”的本义是什么？孔子的学说何以称之为“儒学”？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以期准确地把握孔子思想在历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儒”字（其初文为“需”）在形、声、义三个互为关联的层面上...     

中国厕神神格演变发微:从母亲神到女儿神

是否强调“生殖”是母亲神和女儿神的分野.中国厕神最初是母亲神,但在发展过程中,其生殖神格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并分化、蔓生出各种其它神格,女儿化倾向非常明显.基于性别文化分析视角,爬梳中国厕神神格演变状况,并重点对厕神所演化出的三类女儿神加以阐释,借以论证中国厕神逐渐由母亲神演变为女儿神的事实.     

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天人关系:中国古代人学的本体基础

哲学的本质是人学。中国古代哲学,也是一套人学理论,"天人关系"是其本体基础,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有三个层次：1．"绝地天通"的人神关系;2．天人合一的人与自身的关系;3．天人相分与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绝地天通是统治者垄断了人与天（神）的交通;天人合一则经历了从效法说到一体说的演变,有从自然主义到人文主义的过渡,也有作为本体的和作为过程的天人合一的两重含义。     

试论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思想及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内容丰富，思想精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明天人之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对天的态度三个方面阐述古代“天人关系”问题的内容，然后说明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明天人之分”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最早论及“天人相分”的是春秋时代郑国的子产。他在驳斥神灶通过对星辰出设的观察而断定郑国将发生大火灾的占星术迷信思想时说：“天道远，人道还．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把天道和人道区别开…     

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建构性力量,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性视野、进步史观、主体观等方面高度契合,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提供了思维通道。提出“两个结合”,强调“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原创性贡献。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是广义的历史、文化与文明观的解放,其意义在于：建立自塑的历史、文化与文明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性、结构性、建构性元素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塑造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一步树立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文明自信,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再次确立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世界地位。     

中国文化的早熟性与取象方法

中国文化的早熟性与取象方法孙兆亮早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我们很难用一个“好”或“坏”宇来简单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早熟性进行价值评估，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也印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早熟性。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和技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     

中国文化的问题性——梁漱溟“文化问题论”的内在思维理路

梁漱溟文化理论的内在思维理路是以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的理论为核心而抉发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并展望其价值、意义与前景，因此，也可以说，梁氏是藉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的反省设定了中国文化的问题性，这一问题性涉及着“直是一个问题”的三个分析的层次———文化哲学、历史、情境。如斯理解，我们自然称梁氏的文化理论为“文化问题论”。     

主体性的“内部”与“外部”评张旭东的文化理论

今天的中国文化理论最需要的,是在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建构中来探讨文化认同问题,在肯定性、实质性的文化思维中来落实文化主体性。张旭东的文化理论最基本的困境在于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维的“外部”立场,与其“文化政治”的探究主题所要求的文化思维的肯定性、实质性之间的矛盾。通过张旭东案例的探讨可以看出,今天中国文化思维和文化理论的最迫切要求,首先是重返现实的文化意志和文化主体性力量的“内部”,在思维自身作为一种肯定性的“意志”和理论自身作为一种“实践”的层面上,重建生活世界的价值实质性和历史的连续性,并将“内部”和“外部”同时把握为“同一的主一客体”的文化思维辩证法,以包含内在的文化决断、文化认同的文化思维和文化理论本身的“完成”,来实现对于“外部”性的肯定性超越。     

古代韩民族的原始意识结构——“兴”与 “风流”

韩民族有其固有的原始意识结构——“兴”与“风流”.与中国文化中的“兴”立足于伦理本位、追求“大同”的精神不同,韩民族的“兴”与“风流”根植于生命本体,追求重生精神,进而使“兴”与“风流”直接与审美情感和价值判断相联系并升华为一种审美境界.韩民族先民具有的自然原始性、巫术性的歌舞形式,在游戏的文化功能中,形成了“兴”与“风流”的文化特性,而其全员参与性、与“神”的沟通性和规范的游乐性则构成韩民族固有的原始意识结构的基本特征.     

战略传播视域下的文博业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构建及路径研究——以故宫博物院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际传播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做好国际传播工作需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的指示，中国文博业作为重要的文化外交和人文交流机构，是重要的战略传播主体，需要在新的定位下构建其国际传播叙事体系。在战略传播视域下，构建文博业国际传播叙事体系需要在新的历史使命中思考叙事目标是什么、应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怎样叙事的基本问题。因此，应从逻辑起点、价值构建和话语方式三个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基于传播学构建国家形象传播路径的“ICON”（偶像）理论考量，文博业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构建有四条提升传播效能和精准度的基本路径：一是整合传播要素，二是进行语境化传播，三是创造有机的传播生态，四是创新传播内涵与方式。     

科学实践精神的文化价值性

科学实践精神是人的实践精神的特殊形态、典型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内容，借助自然界　人　社会（精神）发展的形式予以对象化和客观化，藉以达到“自然界与人的精神的统一”，从而实现人的经济价值　文化价值　人生价值的创造精神。科学实践精神的文化价值性反映在自然界　人　社会（精神）的双向互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人对“自然界的创生”（物质文化）　“心智的创生”（精神文化）　人的创生（社会文化）的价值性，而其更深刻的反映则是在“本体论上”，由科学客体向“文化客体”的转化；认识论上，科学反映向“文化反映”的深化；方法论上，科学方法向“系统科学方法”的发展。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学术伦理:“日神类型”与“酒神类型”

本文论述了２０世纪中国哲学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是在引进西方学术的同时，引入了“价值中立”的学术伦理，培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者认为，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学派是这一学术伦理的典型体现者，属于“日神类型”（特点是超越、平行、兼容）；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源于价值的合理性酒神类型（具有一元论倾向和整体性、高屋建瓴性特征）。作者认为，日神类型受惠于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象征”；日神类型和酒神类型的会合，才是学术得以繁荣与发展、健全与完善的契机。     

齐鲁文化综论

齐鲁地区自古已成为统一的文化实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至西周初期齐、鲁两国建立:标志着“齐鲁文化”的正式诞生。它的源流区划,应以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作界定。它经历了上古和中近古两个发展阶段:前阶段作为华夏中心文化区;后阶段则给人以落伍感,呈现出倒马鞍形的变化趋势。它由“齐文化”和“鲁文化”两大部分构成,并有一个演变和融汇的过程。就其历史特征看,它从未显示出次生或派生的文化形态,始终作为典型的“中原文化”而存在,并且表现出高韧度的传承性、高强度的稳固性和密集性、很强的辐射性以及高度的“自我意识”。     

中国"三"文化研究论纲

作为一种原创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文化,既是一种“数”文化,又是一种“世界观”文化、“方法论”文化,还是一种关于“思维方式”的文化和“价值理念”的文化。本文从事物的空间结构、时间和逻辑顺序、事物的联系和转化等六个方面用十二条原理进行了论证,指出“三”文化是21世纪应大力倡导的一种新型世界观文化。“三”文化是研究事物“第三状态”的文化,这种“第三状态”大致包括“立体状态”、“中间状态”、“中行状态”、“中介状态”、“统一状态”、“发展状态”、“结合状态”、“互动状态”、“和谐状态”与“创生状态”十个方面。与“三”文化相适应的一系列“三”思维方式,将有助于人们在新的世纪里化解各种矛盾、危机,应对各种挑战。     

道与中国文化

在中国文化史上,道与中国文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和最普遍范畴,它的演变与发展,反映了中国文化演变与发展的大趋势。通过考察道在各个时期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致线索。一、先秦时期,是道的提出与形成时期;它迎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道在金文中始见。道的原义是指有一定指向的道路。《尔雅·释宫》:“一达谓之道路。”《说文》:“道,所行道也。”引申为自然界和人类必须遵循的轨道。春秋时已有天道、人     

百年“德治”研究的历史回溯与基本结论——基于知识图谱描述法的分析

运用引文空间（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国内“德治”研究知识图谱进行爬梳与剖析。结果显示，中国百年“德治”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德治”基本问题研究，“德治”思想研究，“德治”（以德治国）与“法治”（依法治国）关系研究。百年来，学界围绕以上三个层面的研究虽然主题聚焦，但主题间的知识传承性和理论系统性却明显不足，因此通过对领导人有关德治重要论述的全面概括和系统梳理，提炼、升华并积极建构“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不但必要、可行，而且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与神──中西宗教精神之比较研究

中国宗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基督教所代表的文化系统是一种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中国宗教所代表的文化系统是非 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第二，在神灵体系上，中国是多神论；基督教则是典型而且严格的一神 论。第三，中国宗教认为人性本善，在道德实践上强调“人皆可为圣贤”；基督教则以原罪论为 其基础，强调人性的不完满，在道德实践上追寻上帝的启示。第四，在对人生的关注上，中国 宗教追求现世苦难的解脱和现世幸福的获得；基督教则追求彼岸的幸福，强调对现世苦难的忍 受和顺从。第五，中国宗教以人为中心，强调依靠人自身的努力得到解脱，对神采取功利的态 度，可称之为“役神”；基督教则以神为中心，强调神对人的拯救，把人的活动视为神的意志的 体现，以荣耀神为人生的使命，可称之为“敬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