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巩的史学活动试探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县(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上很有建树,其散文温醇典重雍容平易,“词严而理正”。他在史学上也有杰出的成就,在史馆任职期间,编校古籍,纂撰实录,典修国史;他还作过许多史论文章,反映了他丰富的史学思想。曾巩的史学,当时就“见称士类”,得到朝廷的赞     

曾巩治学浅谈

曾巩(公元一○一九——一○八三年),字子固,江西南丰人,是我国北宋著名的散文家、诗人、史学家、校刊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对后代的古文作家曾发生过很大影响,他不但以自己的创作成果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而且和历代许多大学者一样,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治学经验。在纪念曾巩逝世九百周年之际。我仅就自己所掌握的史料,把曾巩的治学经验,作一概括的介绍。错误和不当之外,敬请诸位研究者们批评斧正。     

东英寿教授新见欧阳修散佚书简解读

日本学者东英寿教授新发现欧阳修散佚书简96篇,深为中日两国学界所关注。其重要价值在于提供了不少欧与友朋等交往的宝贵资料。已见致吕公著书简仅有5篇,而新见的多达31篇,其中记有嘉祐二年贡举所取士子的情况及对苏洵文的评价;致苏洵书简展示了与北宋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创作争议,即欧为范仲淹作神道碑铭,其中叙庆历党争之后范与吕夷简释憾一节,刻石时遭范氏子弟削去,欧对此极为不满,强调当以原作为准;致曾巩书简中"天下文章,久不到此矣"的赞叹,洋溢着欧为王安石、曾巩等后学成就不凡而极度欣喜与竭力揄扬的满腔热情;致范仲淹书简论孙甫为尹洙作行状事,披露了欧与范仲淹、韩琦等致力于庆历革新的友人关系亲密而又直言不讳的相处之道;与长子欧阳发的书简,尽显父子、祖孙间的亲情及家庭生活方方面面细节。     

登临南京阅江楼

我国古代有四大名楼,其中湖南岳阳楼、湖北黄鹤楼及江西滕王阁,皆因有北宋名臣范仲淹作《岳阳楼记》、唐朝诗人崔颢作《黄鹤楼》、     

《五代史伶官传序》浅说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出身比较寒微。青少年时代,孤苦而好学。二十四岁(1030年)中进士。仁宗庆历初年为谏官,正直敢言。庆历五年为范仲淹等被排挤出朝,上疏分辩,被贬滁州,又迁扬州、颖州任知州,晚年回到。朝廷,任翰林学土,官至枢密副使(主管军土的副长官)、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死后谥号“文忠”,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世传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范仲淹重义轻财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于北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家境十分贫寒。但范仲淹读书却特别用功。有一年夏天,为了补贴家用,他到太湖岸边帮人卖鱼。见码头停着一艘官船,船头站着位老者,便上前说道:“太湖鲤鱼鲜,今日敬高官。一旦跳龙门,直上几重天!”这是几句     

欧阳修对曾巩散文的影响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注重奖掖后起之秀,曾巩就是其中之一.在其指导下,曾巩改变了早期散文气势外露而内蕴不深的文风.他的"文与道俱"、"道胜文至"、"事信言文"等观点也影响着曾巩的散文创作实践和理论.     

欧阳修对曾巩散文的影响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注重奖掖后起之秀，曾巩就是其中之一。在其指导下，曾巩改变了早期散文气势外露而内蕴不深的文风。他的“文与道俱”、“道胜文至”、“事信言文”等观点也影响着曾巩的散文创作实践和理论。     

曾巩的经世观考论

曾巩是北宋著名的古文家.他的经世观与明道说紧密相联,重在其道德教化,具有鲜明的独特个性;曾巩的经世观决定了他诗文题材的多样性,也影响其为官与政事.考察曾巩的经世观,对于了解作者的为人行事和文章风格大有裨益.     

从党争这一侧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败

北宋前期的社会问题和范仲淹的改革主张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即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是北宋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适应建国之初巩固中央集权需要而建立的“内外相制”、“上下相维”的官僚新体制,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到此已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事实正如政治改革家范仲淹(989—1052)庆历三年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简称《十事疏》)中说的:“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关于过分强化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弊     

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

曾巩是一位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作家。庆历元年他始识欧阳修时,欧便“见其文奇之”(《宋史,曾巩传》);次年曾巩落第南归,欧作,《送曾巩秀才序》说:“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惋惜抱屈之情,溢于言表。他并认为,“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他曝书得王安石《许氏世谱》,忘其谁作,说“介甫不解做得恁地,巩是曾子固所作。”(《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引)无独有偶,在知贡举时,他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友情篇——王安石、曾巩相互寄赠之诗作译注

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江西籍的就有三家;在三家之中,属抚州地区的又有两家,即王安石(1021—1085 临川人)和曾巩(1019—1083 南丰人)。 在文学史上,流传着不少友谊的佳话,王安石和曾巩的友谊即是其中动人的篇章。     

灵谿词说(续)

平生忧乐关天下,经略边疆赋壮词。别有深情流露处,眉间心上耐寻思。 (论范仲淹词)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并非专业词人。他出将入相,功业显著,偶尔填词,但所作甚少,传世者仅寥寥数首(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在范仲淹“传记”中说:“仲淹词传作甚少,《疆村丛书》所刻《范文正公诗余》,只得六首,而《忆王孙》一首为李重元作,     

曾巩的佛教观浅论

在北宋学术界,曾巩无疑是反佛排佛的代表人物,其精神堪比唐代的韩愈。和韩愈一样,曾巩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但韩愈以儒反佛重在讲华夷之辨,视佛教为外来的、有损中华文化的思想而反对之;曾巩则把佛教和诸子百家同等看待,在中华文化的语境内品评儒佛两家的优劣高下,讲求其学理上的内外之分。曾巩反佛方式的变化既能显示时代社会的变迁和思想学术的转型,也表明了佛教发展的最终本土化。曾巩对佛教价值的评判还有着经济因素的考量,反映了佛教发展和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关系。     

范仲淹的《答赵元昊书》及其“招抚”政策

《答赵元昊书》是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范仲淹写给党项羌人首领赵元昊的一封信。当时,赵元昊发动的攻宋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战争给宋、夏双方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范仲淹针对赵元昊的无理苛求,写了这封《答书》。范仲淹在《答书》中,提出了停战、和谈的总原则,这些原则虽然一时未能被赵元昊接受,但却为以后宋、夏庆历和议的签订打下了基础。在陕西战场上,在处理宋、夏战争的实践中,范仲淹也不同于北宋军队的其他统帅,他反对用大兵征讨,而主张采取“招抚”政策,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研究《答书》和他的“招抚”政策,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范仲淹的思想,对于认识今天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平等政策,也是有意义的。     

北宋科学文化发达的原因

被人称为“积贫积弱”的宋代,尤其是北宋中期,在科学文化方面,却是我国历史上最繁荣昌盛的时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曾巩等一大批文史大家,差不多同时攀上文坛高峰,而苏颂、沈括等人,则登上了科学的尖端。印刷术、火药、火箭、指南针的发明或应用,天文、数学、地理、建筑、医学等方面的成就,证明了在当时的世界上,北宋在科学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是科学技术方面最先进的国家。许多发现、发明、创造及其应用,其它国家要在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之后,才相继出现,或由中国传入西方。我们的先辈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华民族是勤劳     

庆历新政略论

北宋中期，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推行了一场变法运动，其目的在于挽救面临衰亡的北宋王朝。这场变法运动，虽然为时很短，却为后人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一部精心考稽、濯旧出新的年谱——评李震著《曾巩年谱》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曾巩精于经史儒学,文学修养深厚,生前享有盛名,身后也备受推重。曾巩年谱,南宋朱熹首撰。他根据曾巩的有关集子、宋史及他书旧闻,编成《南丰先生年谱》一卷,但是其谱未能流传下来,仅存谱序。后又有清人姚范编《南丰年谱》一卷,杨希闵编《曾文定公年谱》一卷、孙葆田的《曾南丰年谱》(抄本)等,但大都仅具轮廓,学术成就不大。三十年代,王焕镳先生编撰了《曾南丰先生年谱》。此谱纂结甚详,但也存在不足,如谱主活动的历史背景不充分,有关谱主的文学活动也不尽完善,并有一些…     

范仲淹知越州政绩考议

北宋名臣范仲淹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出将入相,不但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也是有名的文学家。其《岳阳楼记》更是脍炙人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现在依旧有其积极意义,并为人们经常引用。然而人们却很少知道他曾知越州(今绍兴),而且至今为越地人民所称颂。     

曾巩知福州的政绩和文学创作

曾巩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五十九岁时由洪州移知福州军州事,元丰元年(1078)六十岁召判太常寺,未至京师而改知明州。在福州时间虽短,而政绩卓然。 曾巩知福州后,首先仍以廉洁奉公作为仕宦的准则。 在宋代,州府以上的官吏除享受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