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科奇人民族史志概述

楚科奇人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俄罗斯联邦马加丹州楚科奇自治专区境内。国内学界对该民族的情况鲜有介绍。本文根据中外资料,从民族学角度对楚科奇人的民族起源、民族历史、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民族文化自治理论评析

“民族文化自治”是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19世纪末期提出的政治主张,旨在将传统的多民族帝国改造成“多民族和民主的联邦国家”.由于这一理论否认民族的政治及经济权利,并在事实上起到了为资产阶级统治张目的作用,因此受到了列宁、斯大林等的强烈批判.苏联解体以后,俄国重新认识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并基本上肯定了该理论的积极作用.但是,鉴于中俄两国国情的巨大不同,民族文化自治政策在俄罗斯的实践并不具备在中国施行的示范性意义.     

中国民族社会工作发展路径:“边界跨越”与“文化敏感”

我国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问题,一是扩展专业民族社会工作,二是强化民族社会工作的文化适应性;我国民族社会工作学科的整体路径,应在借鉴西方民族社会工作方法及经验基础之上、结合我国既有民族工作方法和制度框架而建立。基于上述,本文提出推进我国民族社会工作学科及实务发展的一种整体路径,即"边界跨越"和"文化敏感",并对"边界跨越"与"文化敏感"的实践策略、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于民族文化展示

本文通过个案论述了民族文化展示的定义、人文社会价值及经济价值 ,探讨了当前民族文化展示存在的问题并对进一步完善民族文化展示提出建议     

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由民族属性所衍生的话题

民族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既有文化属性,又有政治属性,基于此可将民族划分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于是,学术界由民族属性衍生了关于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纠结的话题。伴随西方"族群"概念的引入,我国部分学者将文化民族等同于族群和将政治民族等同于民族,并主张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其实质上就是通过民族的"去政治化"或"文化化"而人为地实现政治民族转向文化民族。本文认为,在中国,提倡民族的"政治化",未必会强化民族认同而削弱国家认同,对国家的稳定、统一与发展形成挑战;同样,主张民族的"文化化",也未必能够淡化民族色彩,模糊民族意识,有效地解决当前存在的民族问题。显然,只有客观地看待民族属性,科学界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才能促进民族的自身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社会基础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现代生产方式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现代社会在物质生产层面结构性地忽视乡村社会,在精神消费层面却又有机地依赖乡村社会的内在矛盾,构成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社会基础;被现代社会二元结构疏离起来的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实践,为改变深刻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提供了制度融合的新的契机.     

“民族文化自治”视域中的“民族-国家”批判及其意义

当前"民族-国家"理论正在成为某些国家瓦解和分裂其他国家的有效工具,对此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在其所阐发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中,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本质上批判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阶级性、历史性以及区域性,从而为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这一理论由于没有意识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来临,从而在奥匈帝国遭到了失败,但是它为人们解决民族问题和审视民族国家模式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一视域中,才能透视西方民族国家内涵和其背后分裂其他国家的真实动机。     

自治条例是民族法制体系的基本内容

自治区自治条例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化。民族立法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制定和出台自治条例是完善民族法制体系的必要条件,是对自治区立法自治权的具体落实,是对民族区域自治法原则规定的细化。研究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内容,必须以自治机关自治权为核心。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机制主要解决的是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的程序性问题,它具有主体特定性、程序正当性以及结果确定性的特点。必须尽快寻找到一条能够促使五大自治区自治条例顺利出台的有效途径。     

“文化族别化”的当代困境及其反思

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客观的民族文化特征作为民族分类的主要依据,导致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差异性的强调,最终导致了"文化族别化"。"文化族别化"不能解释不同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又将地域性的文化转化为具有明确民族归属的民族文化。对"文化族别化"这种社会认识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和反思,有利于申明民族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客观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承认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比刻意地强调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加重要。     

关于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若干思考

长期以来,民俗学、经济学,尤其是西方旅游市场营销学是人们探讨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主要理论基础;然而,民族文化旅游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旅游,单纯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另辟蹊径,力图借助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及"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探索如何实现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并提出了保护自然与人文环境、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阐释与展示权"、落实其"文化资源所有权"、建立"社区参与"保证机制等一系列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     

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比较——“民族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之二

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主要都是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但却有着较大区别。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苏联/俄罗斯的ethno-ecology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相关,而并不像美国的ethno-ecology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     

前苏联-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этнос)(上)

在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中 ,以“民族” (этнос)概念为核心且涵盖各种“族类共同体”的分类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对这套理论虽然存在着诸多质疑 ,甚至否定性的批判 ,但是其影响依然很大。中国民族学界对这套理论的研究不够 ,特别是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传入后 ,对前苏联的“民族” (этнос)概念及其理论更是绝少问津。在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和“族群性” (ethnicity)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势下 ,重视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和当代俄罗斯民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讨论 ,是发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不可忽视的工作     

前苏联-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этнос)(下)

在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中 ,以“民族” (этнос)概念为核心且涵盖各种“族类共同体”的分类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对这套理论虽然存在着诸多质疑 ,甚至否定性的批判 ,但是其影响依然很大。中国民族学界对这套理论的研究不够 ,特别是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传入后 ,对前苏联的“民族” (этнос)概念及其理论更是绝少问津。在西方“族群” (eth nicgroup)概念和“族群性” (ethnicity)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势下 ,重视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和当代俄罗斯民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讨论 ,是发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不可忽视的工作。     

民族自决权新议

本文主要论述了民族自决权理论的由来、在前苏联建国过程中的应用与实践 ,以及前苏联民族分离主义兴起与民族自决权理论政策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 ,作者指出 ,在冷战结束、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世界已不存在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形势下 ,民族自决权原本包含的国家主权和民族政治独立自主权原则已不适用了 ,而民族自决权应体现为各民族公民享有符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包括管理和决策本民族事务的民主权利和平等权利。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实践——20世纪中后期广西的民族识别研究之二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实践,但未能摆脱苏联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民族识别,根据中国的实际,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灵活运用,提出"名从主人"的识别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实践.在民族识别、确定中国有56个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重大突破.2005年中央关于民族定义的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马仲英赴苏及其下落

1934年,声震西北的尕司令马仲英离开所部三十六师,前往苏联,从此再未能返回,其下落有种种说法。本文依据有关资料和调查所得,对马仲英赴苏后的活动及其与三十六师的联系、马仲英的下落等问题作了考察,认为马仲英赴苏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大约在1937年底被斯大林以勾结土耳其反苏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名处死。马仲英之死,是时代的悲剧。     

论瞿秋白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和贡献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历史上致力于探索民族问题的优秀先行者.他不但较系统地传播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而且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探索民族问题,并将其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结合起来.瞿秋白为我党早期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族过程--文化变迁研究的新视角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文化变迁就是民族和文化之间互动的历史,是此二者追求动态平衡的时空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原苏联"民族过程"理论的研究范式,具体分析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族体形态的演进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变迁所造成的影响,通过一个新的视角来探寻文化变迁的规律.     

Post-communist invocation of Europe: memorial museums’ narratives and the Europeanization of memory

ABSTRACT

How do post-communist memorial museums in East-Central Europe tell stories about double occupation (by Nazi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 collaboration, the Holocaust and victim narratives, and how have these narratives been influenced by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How do the museums reference trends set by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s? The article shows that one group of museums invokes Europe and the Europeanization of the Holocaust. Other museums seek to contain certain aspects of the memory of Nazism so that it cannot compete with stories of Soviet crimes. Both incorporate elements from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s, indicating how universalized Holocaust remembrance is.     

中亚回族与口传民歌"花儿"——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民俗文化考察

东干族是指19世纪移居到中亚地区的中国西北陕甘宁回民及其后裔,亦称中亚回族。他们在130年前远离祖国之时,将西北地区的"花儿"民歌也带到了中亚地区。在苏联集体农庄时代,"花儿"民歌曾盛行于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聚居农庄,其知名歌手至今健在。苏联时期的东干语文献中也收录有"花儿"民歌。中亚回族传承了中国西北回族唱"花儿"民歌的民俗文化。在海外回族中流传的"花儿"民歌资料,是中国"花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应加以研究、抢救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