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通货膨胀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财政分权、通货膨胀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通过财政支出的传导,存在相互影响的机制.基于我国1978-2009年的数据,构建以财政分权、通货膨胀与城乡收入差距为内生变量、财政支出为外生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可考察财政分权、通货膨胀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结果发现:三者不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且存在短期的动态关系.具体而言,财政分权在长期和短期均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通货膨胀虽在长期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在短期则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式分权、基本公共品供给偏向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当前中国基本公共品供给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相关性是值得认真探究的问题。研究发现,中国式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有着政治和财政的双重激励,导致基本公共品供给存在严重的经济性和城市性偏向,进而影响了城乡居民的基本权利,并通过初次和再次分配两个环节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革当前分权体制下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并创新城乡基本公共品供给制度,方可促进城乡基本公共品均等化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基于不同收入来源的视角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加大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一定程序上制约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是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和现实分析发现,由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使得地方财政支出的呈现城市偏向,导致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这种差异在不同分配环节影响不同收入来源,城乡收入差距则不断扩大。实证检验同样发现,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对城乡不同收入来源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存在区域差异性,结论与理论分析以及中国现实相符。我们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从体制变革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创新两个层面来考量,一是通过制度变革来重构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促使地方政府在城乡之间合理分配财政资源,二是通过供给制度的创新,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哪种社保类型更有效？——基于财政社保与社会保险的比较分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共同富裕纳入2035年远景目标,社会保障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直接性,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基于此,运用2009—2019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的面板数据,基于包含财政社保水平和社会保险水平的数理模型分析了二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空间相关性和非线性假设对问题展开研究。研究表明,省际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财政社保水平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其政策效果将会逐步凸显。社会保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较弱,主要原因在于养老保险制度难以适配劳动力市场化进程,而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水平则相反。基于以上研究,我国应当增加财政社保支出,因地制宜地调整社会保险制度,形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合力。     

最优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最优财政分权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着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水平;最优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正相关,与中央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负相关.对中国1982-2004年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已经超过最优比例,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未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适当降低分权水平,实现最优分权,促进经济最优增长.     

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下,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大于其正面的激励效应。此外,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跨时和跨区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分权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下,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大于其正面的激励效应.此外,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跨时和跨区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分权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土地要素公平交换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基于2010至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建立土地非农化增值收益空间分解模型,实证检验土地要素公平交换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结果:(1)现阶段政府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不仅包括其应得的自然增值收益,还包括因垄断、外部性等市场失灵因素导致的价格扭曲增值收益;(2)有效控制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和财政转移支付等变量后,土地市场化水平对缩小城乡差距产生非线性的"U"型影响。研究结论:(1)当前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用地市场,有效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推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2)农地市场化并非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充分条件,以土地私有化推进市场化最终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而民生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财政分权符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般均衡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与民生福祉之间呈“倒U型”关系。以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病态指数循环分析法和熵权法构建民生福祉综合指数,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倒U型”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影响具有阶段差异性和区域异质性,中央财政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能够强化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改善作用。在确定财政分权水平时,应合理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有效配置公共资源,实现财政分权效益最大化,从而增进民生福祉。     

西北地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西北五省区1985～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西北地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西北地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倒U型关系.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政府的财政支持有助于缩小西北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而经济开放程度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则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提出了缩小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式分权、标尺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实证

文章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架构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利用198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分权在样本区间内促进了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正效应,但跨时与区域差异明显。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阻碍了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在东部更加显著,模型加入政府膨胀程度、城市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后,回归结论保持稳健。另外,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受宏观经济政策驱动明显,但是这种驱动力正在减弱。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10-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用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晋升竞争激励程度与债务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两因素的共同作用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结果为管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思路。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     

对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的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本文对中国县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会找到解决之道。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污染门槛效应的视角

基于财政分权下政府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策略博弈,从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产业引导与产业自身调整间的非合作博弈的发生、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异质化效应,并应用2004—2017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环境污染程度较低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环境污染程度较高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财政分权主要通过税收竞争与财政环境补贴和支出双重路径影响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借此,对在区域财政分权背景下动态调整区域财政体制与产业绿色发展转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的实证

理解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一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至关重要.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通过数学模型推导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最优的分权度;并且得出使人均产出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弹性除以地方政府支出弹性和中央政府支出弹性之和,在最优分权度之内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超过了这个限度财政分权将会阻碍经济增长.选取我国1978—2015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求出最优分权度为61.5%,对比我国1978—2015年总体的财政分权度,可知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分析各省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可知,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具有差异性但逐渐趋同.     

我国农业保险差异性财政补贴：地区经济差距与财政支出公平

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政策已经成为推动其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支出的结果却有失公平性.本文以财政支出公平和偏好理论为基础,对东西中部三大地区农业保险差异性需求和财政补贴的影响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农业保险发展的边际财富效应低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好的增强会促进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发达地区高补贴和高保障、欠发达地区低补贴和低保障状况,使得不同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应形成以中央政府财政补贴为主,省级、市级、县级和乡(镇)级财政补贴相结合的多层次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对中国县级数进行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

财政分权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决定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200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并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项结论仍成立;分地区考察发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抑制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更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无论是在财政收入方程还是在财政支出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越高,则越有损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收入方程中,人口密度增加能有效促进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支出方程中,城镇化率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