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的遗存

俗赋是一种面向观众表演的说唱形式.由于俗赋至唐五代不再流传,加上作为案头阅读赋体的发达,又由于打油诗的发展,致使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并不多见.作为供读者案头阅读的赋体,也时而被运用到古代戏曲中来,以致造成俗赋与其混淆而被人们忽略.在写人、绘景、拟声、状物上,古代戏曲中还有词话等说唱形式;叙事主要由戏曲中的宾白与唱词所构成的情节来担任,而作为叙事为特点的俗赋在戏曲中只是穿插片断,对剧情的推动作用也不大,这些因素无疑影响了俗赋在古代戏曲中的运用.     

明清戏曲中的“武科举”及其文学意蕴

明清戏曲中的武科举,情节不如文科举情节数量多,艺术地位也不如文科举重要。这主要是古代重文轻武观念影响的结果,也有一些武举人士口碑欠佳的原因。明清戏曲中的武科举描写,有的以武科举人物构建故事主体框架,有的武科举人物则是充当配角,成为双线结构作品中的副线,或单线结构作品中的陪衬。明清戏曲创作中的武科举描写采用了移植、增饰、捏合等手法,因此,具有丰富的艺术意味。     

论尤侗的戏曲寄托观念

尤侗主张戏曲是剧作家为寄托而作,他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形成了以张扬主体精神为主旨、以历史故事为载体、并以消释胸中块垒为归依的戏曲寄托观念。尤侗的寄托主张体现了文人剧作家独特的审美趣味,反映了清代文人特殊的时代体验,同时也给戏曲的发展带来了积极与消极的影响。     

论韦庄词与"以诗为词"的源头

"以诗为词"是我国古代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我国古代文人词的诗化进程中,诗化倾向表现得最早,而又对后世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进程影响巨大者,当是晚唐词人韦庄.在我国古代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变革的历史源头上,韦庄无疑是一位最早而又影响较大的重要作家.     

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的变异─—从《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

本文以《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文人群体人格和《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清代文人群体人格为考察对象，以文人与封建政权的依存与对立关系为视点，论析了我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自魏晋到清代的变异。─—魏晋文人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相对独立，所以在人格上不为封建政权控制和左右，表现出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较强的个性色彩。而从唐代以后，封建政权通过科举制度牢牢地掌握控制了文人士子的进身之路，因而使文人的群体人格意识遭到扭曲和压抑。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制艺更是把文人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压挤到最低限度，使他们为了科学应试而扭曲灵魂，造成在人格上的极度失落。科学考试成了异化文人灵魂的工具。《世说新语》和《儒林外史》正是中国古代两种对立的文人群体人格的形象演示。     

入关前八旗蒙古科举考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清代延续了这一制度。入关前,皇太极改变努尔哈赤轻视文人的政策,以文治天下,大兴科举,分别在天聪八年(1634年)、崇德三年(1638年)和崇德六年(1641年)举行了三次考试,史书中也留下大量科举取士的记录。作为满洲的重要同盟者——八旗蒙古,也曾积极参与科举。许多底层的八旗蒙古人,凭借科举博取功名,并顺利的入仕。     

进士背后女性角色研究--以元杂剧为例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社会男性的专利,登第往往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科举背后的女性却被忽视。在士子们及第过程中,女性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元杂剧中描写了许多女性与科举的情节,如母亲的精心教育,准岳母逼迫未来女婿上京赶考而高中,妻子支持丈夫进京赶考而带来的相思之痛,以及为了科举而被士子遗弃的女孤儿。这些女性的帮助和付出,造就了士子们在科场上的成功。     

从民国前后古代戏曲文本的印行看戏曲观念之变迁

任何主观行为背后都隐藏着一种价值判断,戏曲刊刻印行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民国前后戏曲文本的刊印活动正是伴随着戏曲观念的变化而展开的,甚至是互动的。当近代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以后,人们刊印戏曲不仅可供文人们作案头消遣之用,它还可以作为传播新思想或者某种价值观的媒介。这以后人们逐渐关注戏曲文本自身的价值而非仅仅看作是某种工具或手段。因此,当戏曲文本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时,实际上就意味着戏曲文本主体性的进一步深化。     

青衫泪映时代潮——试比较马致远与蒋士铨的琵琶行戏

从文学史可知,中唐诗人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及其被贬期间创作的名作《琵琶行》经常是后世文人借以发挥感慨自己身世的平台。元明清以来的戏曲创作者经常发挥其舞台和戏曲优势,联成情节,加以虚构而搭建冲突框架,更绘声绘色地传达了自己。马致远的《青衫泪》和蒋士铨的《四弦秋》是这方面各有特色的成功之作,比较起来也非常有意味。     

寻找先秦文化与文学研究新的突破点

中国古代的复古运动通常以"言必称三代"作为自己的方向,"言必称三代"甚至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做学问的境界.这一观念一直影响到清末至民国时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要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必须在先秦文化和文学方面有相当的功底,因为它们是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编后絮语

《自选集》只要给自己４０多年的教书生涯划上一个句号，在心灵上留下一点点抚慰。学人的使命，正就是要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争取心的理解、同情和升华。我对中国小说戏曲独有所钟，因为作为叙事文类的小说戏曲多是人的内心潜层的风景线，是灵魂的地理学，我乐意探索小说家、戏剧家们的“心史”。对于学术追求和人文科学研究的期待，用一句话可以奉告：不求共同理解，但求各有体验。     

道俗相爱破阻力 有情人儿成眷属——杂剧《张于湖误宿女真观》与传奇《玉簪记》对比探析

在中国古代戏曲空前繁荣的元明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传唱千古的优秀戏曲作品。许多同一题材的作品被不同时代的剧作家赋予了新的涵义和时代精神,为中国古代戏曲的创作、演出开拓了新的局面。杂剧《张于湖误宿女真观》和传奇戏曲《玉簪记》就是同一题材、不同时期的戏曲作品。对比两剧的各个层面,可以从中领略古代戏曲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还和其他的众多戏曲作品共同铸就了我国古代戏曲的辉煌。     

明清时代书斋文化散论

<正> 当代学者常将某些历史现象从文化的视角加以考察,但古代的书斋文化却鲜有论及。通过书斋这一窗口,不仅能够认识和领略文人学者的风采、情操以及处世立身之道,而且可以窥视历史上某一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另外,古代文人的书斋又具有美学价值,阅读古代书斋以及士人书斋生活的记述,常令人掩卷遐想,把人们带到那种古色古香,恬淡宁静的意境之中。关于古代的书斋文化,明清时代最具典型意义,因此,本文论述,也就集中在这一时代。上古代儒者倡导的处世立身之道,一则兼济天下,二则独善其身。书斋文化与儒家的这一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书斋已不仅仅是文人读书著述的场所,在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书斋又成为文人学者去官隐居,独善其身的寄托。封建社会官场之腐败,政治斗争之险恶,常令士人有林下之思,去官隐居,得遂其初愿成为儒者立身的准则和追求,因此,明清时代以“遂初”名其书斋者,绝非仅有。而退居林下,首先是书斋生活给他们以安慰和乐趣并伴随着他们以享天年。明清时代一些文人在关于书斋的题记中较多地反映了这种退隐思潮。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在《遂初堂记》中曾经议论说:“后之君子,非复昔人之遭     

略论现代戏

提倡、发展革命的现代戏曲,让革命的现代戏曲在舞台上占据优势,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是每一个剧种的发展方向。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所以需要有自己的艺术,就是因为艺术能够为自己的政治制度服务。而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艺术,也只有通过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得到不断发展。否则,它就会失去自己的本质,不再为经济基础所需要。     

古代朝鲜诗话论宋代类书

宋代类书与其他中国典籍一样,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传入古代朝鲜,并且被本土翻印。它们不仅记录了部分古代朝鲜传说,为古代朝鲜文人科举准备与日常诗歌创作提供了便利,为诗歌用事锻炼与溯源提供依据,更为进一步考证、考据提供了线索。其中的讹误也被一些学力深厚的古代朝鲜文人作为直接的质疑和考证对象,加以批评与警示。这对如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悲情苦境到悲剧性境遇的营造——古代戏曲抒写人生苦痛方式的演变及其意义

写意抒情的创作原则使悲情苦境成为我国古代戏曲抒写人生悲剧性感受的重要方式。随着古代叙事文学观念的逐步成熟，剧作家对人生苦痛的主体性宣泄逐渐转化为客体化表达，这种客体化表达以悲剧性境遇的营造为突出标志，具体是通过叙述模式、悲剧性冲突以及悲剧主体等方面的变化来完成。文人剧作家观照和抒写人生苦痛方式的悄然变化，标志着悲剧意识在戏曲文学中的成熟，推动了戏曲悲剧杰作的诞生，同时表明戏曲作为叙事文学的本质规律开始得到了承认和体现。     

古代戏曲文学中的空间类型

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继承和发展了古代诗歌、小说以及山水画、文人园林等在空间艺术上的呈现方式，创造了作为场所空间的“物境”、作为意象空间的“情境”、作为诠释空间的“诠境”和作为幻化空间的“幻境”等四种空间类型。当然，在具体的戏曲作品中，空间形式常常是丰富多样的，作者往往综合运用多种空间类型的叙事功能，创作出多种空间形式相互叠加但又层层递进的复合型空间。戏曲文学这一意蕴丰厚的空间形式，与写意、灵动的戏曲表演空间相得益彰，呈现出多层次的审美风格。     

元祐文人集团汴京题画诗唱和

“诗画本一律”的诗画关系说是元祐文人集团元祐时期汴京题画诗唱和兴盛的内部动因之一,而题画诗因其在内容上多题马画和山水画作,这又与元祐文人通过马和山水来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借以排遣党争带来的心灵苦闷有密切的关系。     

禳虫习俗与中国戏曲的生存、发展

以农为本的中国先民在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响下,"创造"了一群虫王,人们为了抗击虫灾获取农业丰产产生了许多防虫、灭虫、治虫的习俗,而在其中,戏曲艺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俗民或将戏曲作为赛祭虫王的手段,或直接上演戏曲以禳虫.禳虫演戏成了我国古代戏曲的一种重要生存方式,禳虫演戏对我国传统戏曲的演出、创作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比较研究

通过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古代日本的贡举(科举)实际上是作为荫位制的一种附属形式而存在,从这个侧面可以发现日、唐政体的异同,探究古代日本政治体制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