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妇女外流的成因分析——以楚雄彝族妇女为例

由于女性自身的结构性特征,少数民族妇女的流动形式、迁移过程及产生的后果都体现出了不同于男性和汉族女性的特征。因此,将少数民族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体,特别是以一个地区的民族为例,对其流动的形式及特征等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考察现实中少数民族女性流动人口的特征和原因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女性在流动中的权益保护,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少数民族妇女的有序流动。     

社会性别视野下少数民族妇女与生态环境保护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而运用女性学和社会性别视角探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因为,根据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妇女的知识与经验,论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妇女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和行为,并通过女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机制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事例,阐述少数民族妇女对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发生互动关系时,为了适应生态环境而形成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态文化观念。从而挑战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下,对少数民族妇女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与经验的忽视,强调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的,应该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在构建、传承民族文化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符合社会发展的知识与经验,不仅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也适用于各民族社会,对此要加以重视、总结、弘扬,并使其成为今天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与经验。     

我国少数民族女作者及其创作简介

近年来,随着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一批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女作者相继登上文坛,其人数之众,作品之多,都是建国以来所没有过的。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情调和笔触,真实地反映了少数民族多姿多彩的生活,在少数民族文坛上独树一帜,一些作品已经得到文艺界的好评,跻身于整个少数民族乃至全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行列。如果把少数民族文学比作一片茵茵绿野,那么,少数民族女作者的创作便是开放于这绿野上的一簇艳     

清代贵州经济生活中的少数民族女性

清代生活于不同经济生产方式中的贵州少数民族女性,她们的谋生手段、生产劳作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深受各自民族生产方式的影响,女性的劳作、生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状况。     

少数民族妇女自主意识的觉醒--《女性社会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妇女流动》评介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女性社会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妇女流动”的核心成果--《女性社会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妇女流动》一书的问世,既是对中国少数民族妇女流动历程的一次全面总结,又是少数民族妇女心声的真实呈现,将会对未来的少数民族妇女流动研究产生持续影响。少数民族妇女流动,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契机下,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相互融通、共同发展的趋势下形成的。该书作者杨国才教授把自己作为少数民族妇女流动人口中的一员,从自身的经历和大多数少数民族妇女流动的经验中得出,教育是各民族妇女向上流动的基础。通过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能够将大量少数民族妇女的水平流动转变为垂直向上的流动。该书挑战了学术界长期以来“蓝领不能向白领流动”的观念。尽管这一思想在当下不能占据上风,但作者还是用秉笔直书的评述,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向上流动的艰辛探索,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知识妇女的讴歌,更是体现了她对“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女性自主性”的追寻与期盼。该著作从立项、写作到出版,历时10年,充分利用各级妇女组织网络,调动各民族妇女参与,将少数民族妇女作为研究主体,引入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少数民族妇女流动的特征,从少数民族妇女的立场出发,突破女性“自说自话”的局限,让更多人听到女性的声音。20余万字,令笔者捧读之际不时被激励、被鼓舞,借此分享自己的一得之见。     

四川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成立

2000年7月，四川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成立。彝族学者、妇女问题研究专家马林英副研究员担任该研究中心主任。该研究中心旨在将社会性别研究引入民族研究领域，促成汉族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女性学者和男性学者、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民族学和妇女学等多方位、多角度的对话与交流，从而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四川少数民族妇女与社区发展，推动四川少数民族与民族社区发展的研究，扩展中国的社会性别与发展的研究领域和视野。该研究中心将积极、主动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中国妇女研究中心”等国内外妇女研究…     

何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探讨何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应先辨析民族、少数民族,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从语言文字论、生活题材论、作家出身论三方面探讨此问题都有道理,但难免有片面之嫌。本文把问题大体确定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少数民族族属的作者创作的文学,特别是这类作者或者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者以少数民族生活内容为题材创作的文学。     

少数民族女性人才资源开发策略思考

女性人才是国家人才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女性人才的培养和资源的开发是少数民族地方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是延缓人口增长,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投资方式。因此,少数民族女性人才资源开发的状况,直接关系到西部少数民族地方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     

云南少数民族手工文化的困境及对策

云南少数民族的手工文化品类多,内涵丰富。深度开发丰富的少数民族手工文化有利于加快发展旅游业,是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不可缺少的一环。但是植根于少数民族生活中的一些手工艺品类,遭受自然的破坏和人为的丢弃之后逐渐消失。品牌知名度不高,宣传力度不足,设计、包装欠缺;传统手工技艺被淡化,文化内涵被误读以及工艺失传;面临着强烈的文化冲击等,成为制约云南少数民族手工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发展对策就是要建立民间艺人保护机制,妥善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等。     

油桐生产在湘西少数民族经济中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湖南省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土家、苗、瑶、白族等四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66％。湘西,自古素有“金色桐油之乡”之称,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不仅桐油质量好,而且是湖南省的桐油主要产区。研究湘西油桐生产的历史,总结油桐生产在湘西民族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更好地发挥油桐生产在湘西少数民族经济中的优势,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民族习惯与农村居民消费：一个实证分析

民族习惯和习俗不仅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并且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省区,民族习惯和习俗对少数民族的行为具有较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少数民族生活在习惯和习俗的世界里,特别农村居民受习惯、习俗的影响更大,民族习惯、习俗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居住、饮食、衣着等行为。以贵州农村居民为研究样本,采用1978年至2009年的统计资料,运用消费习惯模型,对农村居民饮食、居住、衣着、交通通讯、教育及文化娱乐、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等消费行为进行了计量研究,农村居民的消费主要受滞后一期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因素影响。     

服饰与服饰制作：作为族群集体记忆的身体实践——以广西凌云县果卜村那播屯为例

民族服饰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结合而产生的日常文化形态,由众多符号集结而成,它不仅能传承民族记忆符号,也是维系族群内部秩序的重要工具。桂北蓝靛瑶人民群众以自然身体为基本载体,在挑花刺绣、制膏染布、织锦做衣等制作实践和日常穿戴实践中实现了对族群集体记忆的动态传承,并完成了集体记忆在服装、首饰、蓝靛池、节日庆典等文化空间内的操演呈现。     

身体技术、表达与消费：蓝靛瑶服饰制作技艺研究

服饰与身体相互型塑,作为身体的外化,服饰是着于身的标记与符号。服饰及其制作技艺是特定群体在经验中养成的身体技术,是人的文化观念和情感世界的形象表达,也是进行社会沟通、交流和展示的消费方式。广西百色凌云县蓝靛瑶的蓝靛染布与织绣技艺历史悠久,独具特色,探讨其服饰形制、身体与技艺的错综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机绣与手绣工艺的传承分析——以黄平县苗族服饰为个案

刺绣机器的出现,既提高了商家的经济效益,也使许多苗族妇女从传统的手工刺绣劳作中解脱出来。虽然苗族精湛的手绣工艺也在不断减少,但机绣与手绣均存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市场满足于多元需求而存在,因此手绣与机绣也因需求的差异而长期并存。     

从女性祀神体系看近代大同地区的社会形貌

女性祀神体系是神灵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大同地区民间信仰中的两大以女性作为主祀神的神灵体系,可以看出大同地区社会生活受游牧民族影响深刻。现实中的性别比例失调导致女性地位较高,频繁的战争对人口的消耗,促使女性承担起生产和生活的重任。妇女从事社会生产劳动,在经济领域中便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这一生活中的现象在精神上的反映就是神灵们组成了一个以女性为核心的家庭。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以武汉市的调研为例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社会支持系统主要由社会交往、生活服务、就业与创业及民族工作等四个部分组成.我们要从发展城市民族经济,发展城市文化,培育和发展族群关系网络,建立新型城市民族关系和理顺城市民族工作体系等五个方面来建构其社会支持网络.     

经济开发与消费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叙事主题往往是与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分不开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要探究和发掘的是：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中，市场条件下和消费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有关经济、生存、日常生活的表达，更多的是通过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想象来完成对自己本民族发展的自身体验，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共同体发展想象实际上是国家想象。     

新时代民族文化馆传承民族文化的成效、问题及对策

民族文化馆是开展群众民族文化社会教育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场所。通过对湖南XX民族文化馆苗绣培训进行考察,以ABC态度模型进行教育成效分析,发现民族文化馆传承民族文化有较大成效。学员通过培训,在认知方面认为自己提高了苗绣技法,增强了对苗族文化的了解;在情感方面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组织形式都表示比较满意,以学会苗绣为荣,但也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在行为意向方面表现为愿意继续学习、弘扬并传承苗绣。结合观察与问卷调查发现,此次教育活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苗绣培训课程内容不完善、教学方式过于传统、馆企合作机制未建立、共享意识未形成等。由此提出以下建议：融入苗族文化,增习苗绣图案;利用多媒体,加强交流与对比;合理安排培训时间,注重成效宣传;加强馆企合作,鼓励创业;搭建共享平台,促进资源共享。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Ethnic Minority�CMajority Unions in Estonia

Ethnic minority-majority unions-also referred to as mixed ethnic unions-are often seen as the ultimate evide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to their host societies. We investigated minority-majority unions in Estonia, where ethnic minorities account for one-third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Russians 26%, followed by Ukrainians, Byelorussians, Finns and other smaller groups). Using data from the 2000 Estonian census and regression models, we found that Slavic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be in minority-majority unions than are members of other minority groups, with Russians being the least likely. Finns, who are culturally most similar to the Estonian majority population, are the most likely to form a union with an Estonian. For ethnic minority women, the likelihood of being in minority-majority unions is highest in rural areas and increases over generations, with third-generation immigrants being the most likely. Estonian women are most likely to have a minority partner when they or their parents were born abroad and when they live in urban area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both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potential partners and openness to other ethnic groups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minority-majority un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