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回鹘王国(公元850年—1250年)

导言科学界研究新疆塔里木盆地前伊斯兰文化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俄国克莱门茨(D·Klements)的吐鲁番考古队(1898年)到格伦威德勒(A·GrUnwedel)和勒·寇克(Le Coq)领导的四次德国吐鲁番考古队,先后有许多国家的考古队到新疆进行考古工作。德国考古队所得其中的写本和木刻本,后来交给了德国科学院,而壁画、雕塑及其它文物则交给了柏林民俗博物馆。现在,我应[东德]科学院之邀,就前“东方学委员会”(现改称“东方学研究所”)和国外学者根据(吐鲁番)出土文物在突厥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做一个扼要汇报。     

准噶尔边区居民考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维纽科夫(1832—1901年)系俄国民族学家、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本文写自1871年沙俄出兵武装侵占我国伊犁之后,刊登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1871年第7期10月号上。作者对准噶尔边区历史上的民族成份、居民分布和民族关系作了专门研究考察。尽管作者在观点上带有沙俄扩张主义烙印,但文章所提供的实际资料却多少反映出这一地区原属我国,直至被沙俄占领后,当地居民仍然向往祖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沙俄殖民扩张的行径。特此译出主要部分,以供研究中俄关系史的同志们参考、批判之用。     

一九八二年蒙古的考古调查

根据苏蒙两国科学院的科学合作协议,1982年苏蒙文化历史考察工作继续进行。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文、哲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参加了考古分队的调查活动,其成员有:P·C·瓦西里耶夫斯基、И·B·阿谢耶夫、Б·A·阿勃拉莫夫、Б·Ю·别列津、A·И·格拉托夫、B·T·彼特林、B·П·梅里尼柯夫、Ю·C·胡佳科夫,B·A·捷库诺夫、B·H·什米特科夫,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有Д·策旺道尔吉等。     

理初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以俞正燮、程恩泽为例

理初学派,是清代嘉道时期思想领域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该派的创始人为皖派著名学者俞正燮.理初学派以俞正燮、程恩泽为首,其他核心成员有汪文台、汤球、程鸿诏等.该派在历史地理研究上既承续乾嘉学派,又独具特色.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考据,但又能将考据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在边疆地理学和地名学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为清代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西进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

如何认识“西进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这是自十九世纪末“西进运动”结束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史学界普遍重视的研究课题.但是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迄今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 美国史学界普遍的观点是:欧洲移民到达之前的美洲大陆,本是一块“无主荒地”,即所谓的“自由土地”;欧洲移民的进入美洲,乃是“人类占居美洲的过程”;①而美国向西部的不断扩张,则“是对已经属于美国领土的土地实行合情合理的、有秩序的”占领.②因此,“西进运动”是“和平的”移民垦殖运动,具有单一的“地理开发”性质.同时,他们还片面地夸大这种“地理开发”对美国历史发展产生的作用. 从五十年代开始,苏联史学界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专著和论文,提出了与之根本对立的观点.他们强调指出,“西进运动”是美国统治集团和奴隶主阶级推行扩张主义的产物,是赤裸裸的殖民侵略活动,具有单一的殖民扩张性质,因而它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积极的历史作用.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失于偏颇.前者抹     

试论“苏美尔初史时期”城邦政体

苏美尔城邦政体问题是古代城邦问题的重要课题之一。自本世纪以来,国外东方史学家对苏美尔城邦政治体制的性质及特点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不少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50年代,美国K·A·魏特夫著《东方专制主义—集权国的比较研究》;苏联A·N·久梅涅夫和B·B·斯特鲁威分别发表了《近东和古典社会》、《“亚细亚生     

试论美国革命对波兰的影响

十八世纪末的美国革命是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给人的印象总不如在此之前的1640年英国革命和在此之后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样深刻,其原因就在于对这三次革命的评估上至今仍受到苏联史学界较深的影响。苏联史学界的观点典型地反映于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十卷本《世界通史》和E·M·茹科夫在第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报告“世界历史分期方法”中。在苏联学者看来,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符合逻辑的人类进步道路上”的关键步骤。依据这种指导思想编纂的《世界通史》,英国革命被定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法国革命“揭开了世界近代史的     

东蒙古阿尔申哈特考察的新进展

根据苏联和蒙古科学院的科学合作计划,对蒙古石器时代的研究,在1981年继续进行了野外考察。参加考察队工作的有:P·C·瓦西里耶夫斯基、И·В·阿谢也夫、Ю·С·胡佳科夫、B·A·卡申、Д·Ю·别列津、А·И·格罗托夫、蒙古历史研究所同人Д·策万道尔吉、Д·道尔吉等。考察的基本目标是位于东蒙古高地的阿尔申哈特山崖。这个地方因以蒙古科学院通讯院士X·佩尔列为首的蒙古考古学家所发现的岩画而闻名于世。在阿尔申哈特峭壁上     

俄国史学现状

1992年11月24日,在俄国科学院院长奥西波夫院士主持下,俄国科学院主席团开会讨论了“关于历史科学领域内基础研究的现状和前景”问题。俄国科学院历史学部院士-秘书科瓦利琴科作了报告。报告人指出,他对本国历史科学现状的评价,是依据科学院和其他学术机构的历史学家们以及国外同人数年来在不同层次上以极其多样的     

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加州学派"近年来影响日益扩大,其观点正变得日益清晰和引人瞩目。"加州学派"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而是不同国别、不同研究领域、不同方法论背景的学者的聚合,他们既有相似的理论诉求,又各自发掘着独特的研究思路。"加州学派"关注中国研究是要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全球视角中看待中国问题;他们强调中国经济曾经有过的发展,是为了去除中西二元对立,揭示出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逻辑;"加州学派"未来的发展尚未确定,为其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加州学派"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向15—19世纪集中;宏大的历史视角和单因素比较使其历史叙述稍显粗糙;新的研究范式难以置换已有的研究结论。因此,他们的观点经常受到学者的质疑。国内学界和"加州学派"所进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各有价值,应尽力促使二者恰当而有分寸地结合。     

作为史学双翼的史料与理论——重读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史料与史学》

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和《史料与史学》中,主张史料与理论不可偏废。这一观点在1949年以后他一直坚持着。其《中国史纲》一方面使用大量史料,另一方面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读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史料学派＂在学理上有一致性,就其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关系而言并无二致。＂史料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区别是：前者的方法是实验主义,其历史观是进化论,其成员多为学院派学者;后者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其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其成员则系革命家。     

关于托尔斯泰对契诃夫的影响问题——从布罗茨基主编的《俄国文学史》中的一个提法说起

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坛上的两颗巨星。 关于这两位大作家的关系,苏联文学史界曾有过一种观点:似乎托尔斯泰对契诃夫的影响主要是消极影响,不过契诃夫很快就从托尔斯泰主义的迷惑中解脱出来,并同它做斗争。苏联学者阿·杰尔曼和弗·叶尔米洛夫都持这种观点。苏联四、五十年代的中学文学史课本反映了这一观点。在布罗茨基主编的《俄国文学史》的《契诃夫笔下的托尔斯泰主义和<小事论>》一节中写道:     

英苏歷史学家代表会議

1958年9月英苏历史学家代表在倫敦举行了会议。苏联代表团成員有:A·A·古貝尔(代表团团长),E·A·科斯明斯基,Б·А·雷巴科夫,M·H·季霍米罗夫,B·M·赫伏斯托夫,A·B·阿尔齐霍夫斯基,B·M·拉夫罗夫斯基及В·Γ·特罗哈諾夫斯基(M·H·季霍米罗夫因病未出席)。大会第一天听取并討論了A·B·阿尔齐霍夫斯基和英国学者司徒亚特·毕哥特的“苏联与英国老古学近况”的报告。第二天听取并討論以下三篇論文:M·H·季霍米罗夫的“俄罗斯希腊正教教会的起源”(討論后由Б·А·雷巴科夫解答问題);英     

“第二次工业革命”浅论

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无论是在生产力方面还是在社会关系方面,都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这些发展和变化,我认为可以在理论上将其概括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提法,其实早已见诸西方学者的著作,例如A·D·爱德华兹、G·W·L·贝尔曼合著的《英国、欧洲与世界:1848—1918》和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八十名西方著名学者参加编写设计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等即是。然而在我国学界,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提法,却从未有人从科学的意义上给予论证,而且有的人还对之采取了否认甚至贬斥的态度。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人们长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资本主义工     

新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探索——斯图尔特·普莱特纳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剖析

形式主义流派是美国经济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 ,其突出的特点是推崇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 ,大胆运用形式主义观点方法研究非西方社会中人们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斯图尔特·普莱特纳是现阶段较有影响的一位形式主义学者 ,他致力于探索并建立一种新型的、广义上的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 ,后者吸纳了实在主义学派、新马克思学派的不少理论观点 ,以较为“综合”或“折衷”的面貌出现 ,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坚定不移地向着“形式化”的方向迈进。     

对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思考——谈奈达的“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历来是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西方译学家奈达博士(Dr·Eugene A·Nida)在60年代曾有过建立翻译科学的设想,试图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说明翻译问题,但未能取得成功.而后,到了90年代他则断言翻译不是科学,而是艺术.笔者就奈达博士由科学论向艺术论的转变,对翻译的性质进行了理性思考翻译中对“忠实”目标的追求体现了翻译的科学精神,而为实现“忠实”又离不开艺术创造,因此科学性和艺术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二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文学批评:批评什么和怎样批评?——借鉴韦勒克

雷纳·韦勒克(R·Welleck)是当代驰名欧美的文学批评大师,又是比较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渊博学者。论基本立场,他属于“新批评”(指英、美“新批评”.下同)的“耶鲁学派”,但是与该学派的其他批评家相比,韦氏在批评(特别是后期批评)实践中较少囿于一家之见,而能以宏观、严谨的态度分析问题.他主张,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有区别又有联系.他的批评著述,往往既含文学理论,也有批评史,还有对于批评的批评.其观念和方法对于我们今日的文学批评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特别是在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上。     

马克斯·韦伯和历史科学

本世纪初德国主要思想家之一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系统中的地位尚未最终确定。研究者们一致认为,韦伯逐步离开了同政治经济学中的德国历史学派——他自认为是“这一学派的信徒”——接近的立场,成了一位归根到底把历史科学和社会学的联系看作次要问题的社会学家。但对韦伯的观点演变的各个阶段及其划分人们有     

论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亚洲中部地理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俄国学者和旅行家、沙皇军队总参谋部军官H·M·普尔热瓦尔斯基(1836—1888),是最早、最有成就和影响的亚洲中部考察者,在这个地区19世纪后期的地理研究史上占有独特的位置。亚洲中部(Central Asia)这一地理概念,泛指大兴安岭、贺兰山以西,昆仑山以北,帕米尔以东的广大地区,当时都是中国领土。中国学者有义务对普氏其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功与过作出自己的评价。1960年代以前,人们大多根据零星片断的,间接的资料,单纯强调其学术贡献;此后,又仅局限于批判其政治上的反动性。两者都未免失之片面。目前仍然缺乏系统论述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亚洲中部、即我国西部地区地理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某些必要条件。本文只是一次初步的尝试。     

十多年来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近10多年来,西南、全国及港台学者对西南历史地理作了一些开拓性研究,取得了许多十分可喜的成果.一、西南历史政治地理方面取得的成果最为突出在政区沿革和地名索考方面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中对从上古到明清今云南、贵州大部及四川西南部政区治地沿革、民族部落、山川、馆驿关津作了系统考释,征引广博,考征精辟,成为研究西南历史地理的必读之书.蒲孝荣的《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一书,对战国至建国初四川政区治地沿革作了系统爬梳和注释;吴光范的《云南地名探源》一书,对云南地名发展的特点作了深入探索,特别对傣、彝等民族地名作了开创性研究;史继忠执笔的《贵州通志·地理志·历史沿革》则对贵州从春秋到现在政区沿革和民族部落作了全面系统爬梳通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