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蜀与荆南疆界辩误

公元926年以前,荆南政权和前蜀政权谁领有归(治今湖北秭归)、峡(治今湖北宜昌市)二州地区,历来说法相异.《新五代史·职方考》和《十国春秋·地理表》列归峡入前蜀版图.称荆南只领荆州;今人蒲孝荣所著《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杨伟立所著《前蜀后蜀史》以及陶懋炳所撰《五代史略》亦主此说.而《资治通鉴》卷264、265、274所书及胡三省之注则视归峡为荆南属郡.《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前蜀》、《南平》政区图也将归峡地区画在荆南界内.谁是谁非,不仅关系到两个政权的疆界划分,而且关系到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看法,有必要辨正.     

专题:在地图、地名、考辨中深化历史认知

本期三篇文章带有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特色，在地图、地名、考辨中拓展研究视野，钩沉史实，深化历史认知。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地图包含时间与空间结合的信息，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古代全国总图历来是地图史学研究的热点，但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少量重要的单幅全国总图，且以地图学史和绘制技术为重点，忽略了古籍中插图形式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研究的窄化影响了古代全国总图史料价值的充分发掘。通过历史文献学与地图史学相结合的综合复杂的研究，揭示各类古代全国总图蕴含的时空信息和地理认知，探讨不同时代国家疆域观、疆域认知、政区体制和地理认知水平等。成一农研究员提出，要强化插图形式的古代全国总图的梳理，从史料的角度进行研究，作为未来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研究任重道远，意义重大。地名承载着历史、文化、社会和民族等多方面重要信息，地名学研究是探寻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的重要手段，边疆民族地区地名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上云南存在过四套政区地名体系和三次地名大变迁，反映了云南边疆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和变迁的深层原因。陈庆江教授文是地名学与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相结合的有益尝试。汉晋中原王朝经营西南边疆形成的云南第一套政区地名体系，“绝大多数为当地民族语方言地名”， ① 是中原王朝治理西南边疆进程中对西南夷族群部落与地理环境认知相结合的产物。南朝梁以后，云南脱离中原政权统治自行发展，经历爨氏称雄，乌蛮、白蛮分野，至唐统一在云南设置羁縻州县，云南民族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分划组合构成新族群部落分布成为唐朝羁縻政区设治的基础，形成云南历史上第二套政区地名体系和第一次地名大变迁。可见，以地名的视角深化边疆民族史地研究，大有可为。以往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着重于交通路线、交通站点的考证，研究结果以交通示意图甲点至乙点、丙点等一线相连，平面展现，淹没了高山大川的阻碍。张轲风副教授之文探讨交通器具在古代交通史和军事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独出心裁，颇具启发。特别是结合地理环境和民族生产方式考辨得出“浮囊渡水一直是蒙古军的军事传统”，为深化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因素认知提供了客观准确的依据。“元跨革囊”是云南历史上划时代里程碑重大事件，1253年10月，忽必烈率十万蒙古军出萧关，越六盘山，“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 ② 一举灭大理国，进而由云南挺进广西、湖南迂回征伐灭南宋，结束云南500多年的地方政权割据历史，且使中国历史进入元朝统一新纪元。渡水皮具之考，以小见大，溯源穷流，揭示了宏大历史事件中历史军事交通的关键因素，是矫正历史交通地理研究平面化倾向的有益尝试。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以征实性治学精神推进历史地理学研究，地图史学、地名学与史地要素考辨是该所正在开拓三个特色方向，将在方国瑜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传承与创新，做出新的贡献。     

《读史方舆纪要》数据库建设中地名解析的原则与方法

《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顾祖禹的历史地理名著,以明代政区为纲,记叙全国地理地物分布及沿革,包含的地理信息详细而全面,是一本常用的历史地理参考书。但该书卷帙浩繁,检索困难,且空间关系不易定位,因此以GIS技术为支撑,构建信息化的管理、检索系统显得非常必要。而构建该系统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地名信息的解析及其关系的构建。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地名条目的鉴别与分割。在总结《读史方舆纪要》行文特点基础上,提出了条目鉴别与分割的原则。第二,地名所属行政系统的确定,即按照地名隶属关系,将其分为普通政区与军管型政区两大系统。第三,政区地名隶属关系与层级关系的确定,即按照明代行政区划的特点及《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确定地名的上下隶属关系与层级关系。第四,非政区地名类型的划分,即按照地名所代表的地物性质,将其划分为山脉、河流及其他地名三大类型。从这四个方面出发,提出《读史方舆纪要》地名挖掘、分类解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古籍地名数据库建设和信息化提供借鉴。     

闽东、闽北若干政区地名沿革考辨

《宋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新旧唐志与《读史方舆纪要》等对长溪、连江、建安抚宁、原丰、绥城、建宁等县的沿革、治所的记载,都有错误之处;《中国历史地图集》对南部都尉、建安郡、浦城、邵武等郡县治所移迁的考证,不当之处也颇多,事实上,这些政区地名各有其沿革。     

云南汉语地名发展与民族构成变迁

历史上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早期的云南地名应是当地民族语地名。随着中央王朝对云南的设治经营、汉文化的传播和汉族移民的进入,云南逐渐出现了汉语命定的地名。明代以前云南的汉语语义地名日益增多,明代开始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勃然兴起,明清以来汉语语义地名与汉族姓氏地名逐渐成为云南地名的主要命定形式。云南汉语地名的发展,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特点,云南汉族移民的定居方式和自身“土著化”过程,以及云南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的变迁。     

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是沿革地理学,在我国渊源流长。二千年前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述汉代地名,往往追述先秦以来的沿革。郦道元《水经注》不仅记载河道的古今变迁,还注意到沿河城邑的建置沿革,所以都可以说是沿革地理著作。唐宋以来的总志、方志、专志等舆地之作,无不祖述班、郦,重视一地一水的古今变化。到了清代,沿革地理作为一     

《华阳国志》简论

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志。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一) 《华阳国志》在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地位常璩,字道将,出生于蜀郡江原县(治今四川崇庆县)的一个世家大族。灌县旧志谓常道将废宅在治南三十里,即今灌县太平公社一带,或有所本。其生卒年代无可考,生平事迹史书记载也很少。只知他少好学,后在成汉李势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孙盛称之为“蜀史”。这个职务给了他接触大量文献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方便,为完成《华阳国志》等著     

“临江”与“黔”地名辨

柳宗元《三戒》“临江之麋”的临江,《中国历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中国历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都注为今江西清江县。这是不对的。临江最早记载于《汉书·地理志》,为汉代巴郡所辖县,治所在今四川忠县。《旧唐书·地理志》谓:“临江,汉县,属巴郡……贞观八年改临江为忠州,治于此县。”因此唐代临江仍在今四川忠县。江西清江之临江建于宋。《宋史·地理志》记:“临江军……淳化三年,以筠州之清     

关于唐代剑南道与吐蕃、南诏交通路线的几个问题——与冯汉镛同志商榷

唐代剑南道与吐蕃、南诏的交通路线问题,是探讨汉、藏、彝诸族古代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桩重要课题。冯汉镛同志先后在《文史》第14辑、第30辑发表考释文章清理其事,提出了不少颇具启发性见解,对一些以前没有落实的古交通地名作了较为充分的考证,这对促进古代西南地理交通的研究,无疑大有裨益。但是,冯文对某些古交通路线的考释,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疑窦或明显的舛误,兹将有关问题辨析如下,幸学者专家赐教。     

《中华民族发展史》述评

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尤中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中国民族史专家、学者。他从1954年执教云南大学,从事中国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至今已52度春秋。他培养了大批的民族史教学与科研人才,其中14位博士、20多位硕士都已成为高等院校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广厦多有栋梁材!同时,尤中先生在中国民族史科研领域内,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自1957年8月以来,已先后出版《南诏史话》、《僰古通记浅述校注》、《云南民族史》、《云南地方沿革史》、《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及其《续编》、《中国西南民族史》、《西南民族…     

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由来及对藏族地名的影响

古代藏族氏族部落的迁徙、内部整合与分化是古藏文吐蕃地名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民族史视野审视古藏文吐蕃地名,其与古代氏族名、部落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与唐朝及其他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和政治地理格局演变有密切的关联。吐蕃地名是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符号,对以后藏族地名文化产生了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要了解吐蕃时期地理历史语言,可从地名入手从事论证研究。同时,想考证近代藏族各类地名的来源含义,也可以从吐蕃地名查找其根源。     

《本草纲目》释地八说

《本草纲目》中的地名资料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然而目前有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更存在着不少失误。通过对《本草纲目》的研读,可以得出八个方面的初步认识:从书中地名出现的频次看,地域重心偏于南方;书中提到的"顺州南河"、"余杭"、"爆山"等地名的方位可以考订;书中政区地名以古地名居多,所涉及的州、郡、县、府等政区地名需要厘定;书中很多地名系一词多义,需要认真辨析;有些地名中的错字需要考订;存在误引古书造成错谬的情形;地名中有些是合称、泛指、简称、别称、代称与雅称;对于地名之理解,因专业知识背景之不同,今人容易产生偏差。     

佤语地名特点研究

地名不仅是地理名词,而且也是文化的符号,通过地名可以了解一个民族历史上的分布范围和迁徙路线。佤语地名具有以＂永＂、＂班＂、＂耿＂、＂达＂、＂斯＂、＂叶＂字为首的六大特点,这对于进一步研究云南古地名和云南民族历史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窜三苗于三危”新释

《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是中原华夏部落联盟对南方苗族部落联盟的大混战,它延续于尧、舜、禹三个时代。历来诠注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三苗是国名,在江淮荆扬之间;三危是地名,在西裔;窜三苗于三危,就是把三苗之国的人们流放到叫作三危的西裔之山去。我认为     

十省(区)十九院校在我院举行写作教学研究会

十省十九院校《写作教学研究会》第一次会议,于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在我院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湖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广西民族学院、昆明师范学院、云南民族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民族学院、江西师范学院、武汉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师     

历史·现状·发展: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综述

西南民族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历史.现状.发展: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于2007年4月14日~15日在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下面简称“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云南社会科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     

盘顺司小识

我国自宋元以来,中央王朝治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策即实行土司制度。鄂西民族地区在土司制度大盛的明代设立了些什么土司衙门?其事载在《明史·湖广土司》,《明史·地理五》对鄂西土司衙门还作了整理排列,细读《元史》和《明实录》,深觉《明史·湖广土司》略盘顺司不书是重大疏漏,《明史·地理五》排列盘顺司之地位亦欠准确。现就所蒐集之盘顺司史实及吾人对该司认识作如下论述。     

彭桂萼与云南地方文化研究——以《西南边疆》载文为例

云南缅宁(今临沧市临翔区)籍人彭桂萼不仅是满园桃李的边疆教育实践家和著名的抗战诗人,也是云南地方历史文化的知名学者;多年来他在《西南边疆》发表的5篇论文内容涉及云南地方历史、经济、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等,其研究独树一帜,体现了文本研究与实地调查结合、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及深刻的思想性、超前的预见性等多方面特点.     

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西南民族学研究"主要指我国大西南地区的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研究,它是广义的"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部分。以地理范围论,是指对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广西、重庆,以及湘西、鄂西等地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关这类学科的研究。反思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是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初创时期;20世纪50、60年代,是西南民族学研究的第二阶段,即对西南民族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的重要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西南民族学研究承上启下的发展时期。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今后还有许多亟待加强的工作:注重我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和学科体系的建设;编好西南各民族完整的民族志;继续整合力量,深入开展西南民族的综合与专题基础研究;将各民族特色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鼓励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加强民族学的应用研究。     

论部落

部落是原始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发表以前,人们氏族、部落不分,部落、部族不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讲到氏族语言发展为部落语言,而后部族语言、而后民族语言。学术界以此类推。认为氏族先于部落,有人甚至将氏族和部落视为两种历史形态或两个历史形态的民族共同体;还有的人反对称部落为民族,认为“部落不包括在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之内”。这是很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