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纠纷与基层政治生态的重构

当前,对土地纠纷的研究必须跳出传统的"就土地纠纷谈土地纠纷"的怪圈,深入考察其背后整体性的与深层次的支配逻辑。在土地纠纷中,基层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围绕着土地收益的分配规则与方式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博弈。但各利益主体都面临不同的行动困境,并为此采取了不同的行动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治的具体形态。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纠纷问题,必须从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重角度重构基层政治生态。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基层纠纷社会治理的探索——从“枫桥经验”引发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因此,在转型社会中如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解决纠纷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秩序是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基于"枫桥经验"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本文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以社会治理为视角,借鉴"枫桥经验"的优良传统,分析和探讨了乡土精英参与地方自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结果表明,诉讼与调解相融合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及关系和谐与秩序维系应是治理向度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的“认知内卷化”——以上海XH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外在表现有“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支配这种外在表现的中介因素实质是“认知内卷化”。“认知内卷化”强调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创新主体基于一定的社会图式而不断强化某一思维，从而导致这一思维所附带的问题不断受到强化，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实质突破。本文以上海市XH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采用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行为和话语进行分析，发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在自动化认知期的社会图式是“基层社会治理内容很复杂，而社会力量又很薄弱，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给予帮扶”。在随后的控制性认知期，基层政府部门通过调研和走访所输入的信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社会图式。最后在表征印证期，“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印证了“认知内卷化”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中的中介作用。     

虚拟公共空间对基层治权的重塑——基于A镇实证调研

虚拟公共空间是数字信息技术造就的全新社会交往空间。自由、多元、便捷的虚拟交互技术正全面嵌入社会生活基础领域，解构传统社会秩序，推动基层治理结构转变。虚拟公共空间带来大量信息“孔洞”、促使公共话语权利体系重组、推动基层社会资源供给多元化。在虚拟公共空间的作用下，基层治理模式正趋向于多中心治理结构。在新治理结构中，社会信息传播更为分散，公共决策主体多元，政策实施由基层治权与社会主体共同承担。在治理技术层面，虚拟公共空间成为基层治权勾连各方的重要手段；在治理观念层面，平等尊重、交往互动、重视规则等理念逐渐为基层治权所吸收。但是，虚拟公共空间尚未生成完善的规则体系，存在共识危机以及非理性交往蔓延等问题。只有构建完善的虚拟公共空间行为规则，才能充分发挥虚拟公共空间正向作用，提高基层治理效率与效果，推动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农村土地纠纷的类型及原因

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以及土地价值的上升，土地权属的争议也开始大量涌现。在调研乡镇，按照纠纷主体划分，当前的土地纠纷主要包括三种基本类型：农户之间的土地争议、农户与村集体之间的土地争议以及村民小组与村集体之间的土地争议。在某种程度上，三种类型土地纠纷的实质是土地升值所导致的利益之争。因此，土地纠纷的化解既需要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更需要一种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     

渐进式政策调适的内生动力与制度路径：以N区历史问题和化解为例

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化解?通常研究聚焦在两个维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上解释信访这一制度的预期和非预期后果，另一方面在个案层次上解释纠纷演变过程和地方政府“摆平”策略等。本文依据长时间段的案例资料，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梳理案例地区化解纠纷的四种模式：综合性政策回应、专向性政策回应、统筹性治理回应、预防性治理回应。正是这些更具基础性、综合性、回应性的政策安排和治理措施，让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制度化、结构性和正式的方式给各种历史遗留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从而能够在根本上处理普遍存在的纠纷问题。地方政府在回应本地冲突矛盾的过程中，形成了本地化的政策体系和治理模式，这些正是中国治理弹性和灵活性最为基础性的方面。     

统合治理与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基于县域议事协调机构的经验分析

当代中国基层的统合治理,是以党组织的领导权威为基础,依托党政体制的组织架构,实现对“条条”与“块块”的整合协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合治理模式,既克服了科层制的弊端,又超越了西方整体治理、弹性治理等理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独特优势。近年来,随着中心工作的多元化,一方面,县域统合治理的需求大量增加,县域党委政府频繁启动政治动员,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基层各层级、各部门都被卷入政治动员体系之中,使得基层治理体制刚性化;另一方面,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日益增加,但统合效能并未得到同步增长,统合治理出现“内卷”局面。诸多议事协调机构只具有形式、象征意义,而并未发挥实质性的统合功能,催生了大量的“软协调”。大量软化的议事协调机构的出现,成为基层形式主义的重要表现。     

“政权化”的张力：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及其效应

近年来,建立共治共享的城市社会治理制度成为关注的热点,“街道”处在这一问题的核心。街道管理体制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制度,而街道办事处又是街道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以“政权化”的分析视角来看,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能够映射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在城市经济发展体制、社会风险治理体制、城市政府分工机制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下,街道办事处经历了从“弱政权化”到“准政权化”再到“半政权化”的过程,并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带来诸多实践张力。我们应构建更具包容性、吸纳性、整全性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以纾解上述张力。     

构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数智治理体系——基于SARA模型

社会矛盾纠纷是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虽然有关多元矛盾纠纷综合治理的实践一直在持续推进,但依然面临重视化解纠纷而轻视发现纠纷、技术手段创新受限、不同平台间融合不洽等问题,应该在分析产生原因的基础上镜鉴域外经验进行数字化转型,基于SARA模型推动社会矛盾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在数智时代充分运用数字化改革跨场景优势,引入SARA模型来构建全量、动态、闭环的数智治理体系,基于“扫描”的全量数据汇聚与特征识别、“分析”的风险智能预警与精准研判、“响应”的智慧算法推荐与多元协同处置以及“评估”的全链闭环管控与诉源分流,构建系统、闭环、科学、智慧的社会矛盾纠纷数智治理体系。     

单位社区的结构分化及其“治理共同体”转换

“单位社区”不仅是静态的治理空间,更是从“共同体”到“治理共同体”的动态调适过程。最初的单位社区虽被冠以“社区”之名,但其主要是作为“工业社区”而非“治理社区”,因此转型期的单位社区实质仍然为单位共同体的遗留;随着单位社区异质化程度的加深,单位社区开始出现组织间分化,并且呈现出与其他城市社区类型相比的独特性。在这样的变动之下,单位社区原本的“共同体”形态被解构并逐渐向“治理共同体”转换。单位社区的形成及其转换过程中的关系变动和结构变化,也就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深入推进的重点和关键。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历史生成与路向诠释——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的视角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植根在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演进之中。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消极治理，其蕴含着国家消极无为与社会自然之治之意。晚清以降，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国家政权不断下沉，基层治理模式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诞生之后又作为历史要素汇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新”的面貌开启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迈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经过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辟和指明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向，这种新路向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公共服务的“基本问题”论争

虽然“公共服务”一词产生已有百年历史,但关于“公共服务”的概念、范围、供给主体、行动逻辑和功能定位等“基本问题”至今依旧存在理论认知上的分歧与争论,不仅影响了公共服务实践,也削弱了公共服务效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厘清公共服务的“基本问题”,是公共服务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必需。基于对公共服务“基本问题”论争的反思,本文认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情境中,理论上应强化公共服务的“公共性”特质,在实践中要坚持“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合理确定服务内容,深入推进供给主体多元化,促进其工具价值与政治价值的平衡,实现公共服务从回应到前瞻的功能超越。     

不完全编制与有效治理：基层治理中的政府雇员及其作用——基于A区的调查

编制管理以及编外人员“隐性膨胀”一直是基层政府人事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不完全契约”理论出发，针对中国基层治理中编内人员与编制外人员相结合的现象，提出“不完全编制”概念。基于A区政府雇员的数据与案例，分析并探讨在编制刚性约束下，公务员编制管理的不足以及作为编制外人员的政府雇员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进而阐述“不完全编制”的形成逻辑。编制刚性约束与编外人员不断扩张，实际上反映了“一统体制”与基层“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所在。在基层治理任务并未显著减少和规模并未减小的情况下，政府雇员管理刚性约束增强会导致基层政府以更隐蔽的方式实现用人规模的扩张。     

新时代十年我国加强乡村治理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

加强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展现。新时代十年的乡村治理致力于保持基层稳定以及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它突出以统合治理健全“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以系统思维推进“三治”融合发展,注重以改革创新推动末梢治理转型,重视以农民为主体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从而筑牢基层基础。创新和完善我国乡村治理,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加注重横向协同、纵向赋能与条抓块统;彰显并践行“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突出积极治理、系统治理与共同缔造的结合;通过引领型协同治理来驱动新时代乡村善治,实现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且充满活力,进而更好地建设农业强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     

价值驱动、结构优化与主体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主体通过合作参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需要建立价值驱动，使治理主体明确责任并筑牢信任与尊重的基石，增益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性；实现结构优化，厘清治理主体间关系与利益结构，以完善的规则体系保障合作参与，增进基层治理共同体的规范性；进行主体赋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要素融入基层治理，创新合作参与的协商机制，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效能感，增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持续性。     

元宇宙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发展

网络治理是信息时代国家治理的新领域，深刻影响着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方面面。Web3.0时代，网络空间进一步升级发展为虚实相融的“元宇宙”形态，人际交往与经济交易活动愈发活跃。与此同时，元宇宙的日益发展壮大也引发了虚拟世界里的人身权纠纷和财产权纠纷。然而，由于元宇宙内部纠纷存在跨域性、主体匿名性等困境，公权力主体未能及时回应元宇宙内纠纷解决的实际需求；而元宇宙内的智能合约、区块链仲裁和平台临时保护措施在贡献了纠纷解决新方案的同时，也因种种固有缺陷难以发挥实效。针对元宇宙内存在的治理真空，应在尊重元宇宙的去中心化共识基础上，分阶段逐步构建起元宇宙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独立自治—合作共治—协同善治”的形态嬗变，为元宇宙产业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地方政府农地征收中的行政纠纷——基于诉讼案件的研究

由于土地征收纠纷持续出现以及可利用耕地迅速减少,国家十分重视对地方政府土地征收行为的监督.因"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意义,以及现有农地征收制度下行政的主导地位,不少基层法院对农地征收纠纷案件是直接驳回的.法院在土地征收中主要发挥辅助行政措施的功能,既防止土地征收中出现过度专横的行为,实质上又给予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政策一定的正当性依据.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需要更加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共享之间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需要基层法院认真对待农民合理诉求,提高基层法院判决公信力.     

乡村社会变迁与转型性矛盾纠纷及其演化态势

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不必然并存,社会转型及改革发展不一定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增多.对社会转型与矛盾纠纷关系的认识,需要转换新视角.分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矛盾纠纷特征及演化态势,是要加深对社会转型和矛盾纠纷的理解.当前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总体上呈现多元化的形态,大体可分为生活性矛盾纠纷和结构性矛盾纠纷;各种矛盾纠纷显现出发生率较低及规模有限的态势,表明当前乡村社会并未出现矛盾凸显的特征.针对当前矛盾纠纷特征及态势,乡村社会在纠纷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对生活性矛盾纠纷需采取“基层-调解-化解”的管理策略,对结构性矛盾纠纷则要采用“项层-调整-解决”的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