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

现代性的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刻的根源就是启蒙理性二元对立的逻辑,也就是以主体性原则为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要在深层解决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启蒙理性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启蒙理性为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出路.     

启蒙理性的重建

启蒙的本质是理性的自由,但是启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走向了反启蒙,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理性丧失了批判的力量。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只是启蒙理性的缺陷,我们不能因为启蒙理性有缺陷就抛弃它,而应该重建启蒙理性,即以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取代主体独白的工具理性,以交往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哲学范式转换

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化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但却造成了自由与意义双重丧失的现代性悖论,其实质是以主-客模式为特征的意识哲学的必然困境.韦伯看到了问题并着手解决,但由于囿于意识哲学的范式因此均难逃工具理性的桎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语言哲学的范式取代意识哲学,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拯救了"铁笼"中的孤独个体,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绝对的意义归于何处?——霍克海默的宗教诉求及哈贝马斯的批判

霍克海默对宗教的诉求是其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代已经发展成了宰制自然、社会和人的片面的工具理性,而启蒙辩证法则证明启蒙非但没有把人从野蛮和宰制状态下解放出来,反而使人重新进入新的野蛮和宰制之中.面对工具理性和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对现实的人类解放丧失信心,转而诉诸宗教,将批判理论与宗教结合起来,用绝对为真理和道德提供保证,给处在绝望中的人们以希望.哈贝马斯揭露了霍克海默宗教观的片面的理性基础,消除了霍克海默宗教立场的二元性,并且力图从交往理性出发拯救宗教的规范内涵.     

市场经济下的理性精神探析

理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但随着启蒙理性走向工具理性,理性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反面,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导致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并引发价值观上的冲突.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高扬人的理性,有效解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减少工具理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现代性：一项以“交往理性”为中心的重建性规划

现代性是一项由启蒙哲学家阐述的规划，虽然此规划出现了危机，但这不足以导致现代性终结。危机的原因在于，知识与信仰相分离，系统把生活世界殖民化了。诊治现代性病症需要重返黑格尔的“哲学前院”，挖掘出他埋藏的交往理性的前身，即“和解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应该围绕“交往理性”来重新规划现代性，实质上，这只能是对现代性的续写。     

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具有规范基础不明确,以及坚持传统哲学的理性概念等方面的缺陷。虽然在上世纪40年代批判理论转向了工具理性批判,但这依然没能走出早期批判理论的困境。哈贝马斯通过哲学范式的转变,即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哲学范式,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建构了一种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交往理论,从而拯救了陷入困境的早期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拯救现代性的致思理路

作为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黑格尔只是立足于主体哲学范式对现代性展开批判,但他并未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黑格尔之后的现代性批判同样囿于主体哲学的范式,而未能真正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为此,哈贝马斯跳出主体哲学的范式,用交往范式取代主体哲学范式,用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由此走出了一条现代性的拯救之路。     

哈耶克的默会知识与社会的合理化生成

哈耶克的默会知识理论揭示出默会知识是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在人和社会的生成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是社会有序协调发展的知识和文化根基,应当以个人默会知识效用的最大化发挥作为判定社会运行机制合理性的依据。当前,我们应当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审美理性的有机统一来完善理性,在人们的交往实践中汇聚默会知识,实现科学知识、道德知识、审美知识的共同增长,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汇聚默会知识和完善理性相结合,克服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困境,构建当代中国知识型的合理化社会,增强创新驱动,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从存在论视域看哈贝马斯哲学范式的转向

现代性状况印证了意识哲学范式遭遇了困境,寻求摆脱困境的路径是当代西方哲学家研究的根本方向.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包容性理性模式还是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的排斥性理性模式,对于主体性的批判都是主体的自反性批判,因而无法摆脱意识哲学的困境.哈贝马斯提出从意识哲学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向.在他看来,交往范式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语言为本质的行为范式.在这一范式下,语言参与者的立场使主体与自身的关系成为互为对象的主体间关系,从而打破了内在性意识的垄断.从存在论视域看,交往范式虽然从语言角度切入关系原则,以交往理性超越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却由于主体间性的非真实性与交往理性的先验性而无法真正摆脱哲学与现实的困境.     

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

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现代人制衡启蒙神话及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需要从外在的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及内在的思想史视域来加以把握、检审,在充分肯定启蒙理性及现代性成就的同时,正视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并梳理、反思和借鉴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否定性批判,以此为启蒙理性及现代性危机提供更有深度与广度的解决路径。马克思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重构,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种种弊端的克服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将启蒙理性批判主题推向制高点,为现代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找寻到方向和道路。     

现代性论域中的乌托邦重构

人和社会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总是需要不断地被批判和超越",解放"因此成为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在现代性的谋划中,理性在"人的解放"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既是推动人走向解放的动力,又是衡量人的解放程度的标志。然而,现代性和启蒙理性为人寻找新的价值归宿的企图没有奏效,启蒙创造的工具理性乌托邦破灭了。对现代性的"解放逻辑"及其内在悖论进行深入的反思,成为当代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乌托邦被置于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重建一种合理的乌托邦理论,成为超越启蒙以来的现代性的可能性选择。     

现代管理理性的困境及其解答

由西方理性主义所催生的现代管理在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复杂多变的知识经济时代之时面临着一场困境。＂重物轻人＂的理性主义传统无法再以更新理论、＂创造＂人性等手段来满足时代之需。这一困境是以工具理性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管理理性的固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管理困境的本质其实是管理理性的困境。究其根源,是工具理性的单一主体性导致了管理主体的权威独尊和话语霸权,进而由于理解偏差而产生了一系列冲突和对立。对此,我们提出以多极主体的交往实践理性为主要内容来建构新的管理理性,使主体性管理转向主体际管理,以此作为对现代管理理性困境的解答方案。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社会信仰的重塑

从启蒙理性到技术理性,现代性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工具理性逐渐演变成一种拥有主导性地位的理性,为了使人们的理性精神不断发扬,必然会导致对宗教的祛魅。资本主义社会使人无法意识到自己最根本的诉求,他们从对某一信仰的追求中脱身,继而又去追寻新的信仰来克服自身面对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信仰危机。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解读引发信仰危机的原因,并希望通过对理性的合理利用的同时将之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以调制解救现代人类面临的信仰危机。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重置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人类 解放思想的逻辑主线

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转变及其所凸显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层面入手,全面地分析和反思了现代社会的“多重隐忧”,建构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涵,奠定了自身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后通过倒置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对“交往理性”的重置结合起来,提炼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最终则以针对时代困境所设计的“世界公民社会”为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终点,探索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另一种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     

现代性与乌托邦交织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狭义“现代性”张扬理性、主体性,相信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工具理性、科学主义、世俗化等成为人们追逐的现实目标。“乌托邦”是人们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对终极性社会理想的一种构想,表达着人们的追求和期待。传统社会主义由于没能解决好二者之间的困境与冲突,使现代化步履艰难;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现代性的生成、工具理性的张扬,使乌托邦面临一种“现代性”困境,遮蔽了乌托邦的内在价值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选择。     

论现代工具理性形成的文化渊源及其影响

作为西方现代社会内在特征的工具理性,与西方传统的理性精神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西方早期理性萌芽时期的自然社会环境确立了它最初的发展趋势,近代启蒙理性则让它重新焕发了生机.人类行为手段和最终目的的分离、生活知识和经验的数学化,这两者即是现代工具理性得以形成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其内在精神的最集中反映.这在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中都可找到其端倪.     

回归休谟的道德认识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道德困境的可能性研究

就启蒙运动的进步意义而言,启蒙理性在知性领域给予人以真理和自由,在道德领域启蒙理性把道德判断的主体还原为人自身,即有理性的存在者为自身颁布道德律令。然而由于启蒙运动自身存在着固有的逻辑悖论,启蒙运动特别是启蒙理性不正确地对待情感导致了现代社会诸多的道德困境。休谟的道德哲学不但证伪了宗教神学的道德基础"上帝存在"的观念,而且还诘难了理性主义道德认识论,因此,回归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认识论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康德哲学对现代性问题的奠基

现代性问题是否具有共同认可的可能性,这是现代性自身的二歧性所造成的.也就是指理性化因素和非理性化因素的共存而使然.如果追问这种二歧性的根源,我们需要首先反思所谓的理性,反思一下理性的本质与界限,反思理性与科学是否能够等同.康德曾经为现代性问题进行的奠基淡出了思想史的视域.在遭遇了现代性的困境之后,我们不妨重新回到康德的那个奠基:理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