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与基层选举博弈的关联性分析

由流转土地利益的分配引发的争执是当前农村最主要的冲突之一,且多发生在村民自治选举的过程中。对土地流转与基层选举博弈的关联性分析表明：村干部的品德对流转土地价格与村民的收益具有较大的影响;选举过程中候选人的行为受预期土地流转规模和竞选人能力差距的影响较大;村干部的个人能力对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在村庄治理中,应注重村干部能力和品德的考核,鼓励村庄精英参加村治选举,适时推广组合式选举,建立村民与承包人之间的直接谈判机制,推进土地流转市场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     

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的行为逻辑与角色规范

采用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分析村干部在农地流转中的经营人角色,探究其行为逻辑。研究表明,作为村庄经营人,村干部是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其农地流转经营人角色主要表现为农地租赁中的"中间人"、土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农业资本的合伙人。村干部参与农地流转有利于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推动农地流转的有效配置。但是,作为村庄经营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行为逻辑受到正式权力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俘获,导致村干部经营行为的自利性。因此,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应规范村干部的经营人角色,强化其公共身份,弱化其私人属性。     

学生角色冲突的社会学分析

学生角色冲突就是指学生因不能满足社会对其角色的多重期望而造成的内心和情感的矛盾与冲突,这种角色冲突反映在学习过程中就是学业倦怠,具体而言,包括情绪失落、行为不当、自我效能感大大降低。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变迁引发学生角色冲突;不同社会群体对学生的不同角色期待导致冲突;社会转型期"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教学理念的变化引起冲突。为了有效缓解学生角色冲突,学生要努力增强角色适应能力,教师要帮助减轻学生的学业倦怠,社会要为学生创造宽松的环境。     

论角色的历史冲突

角色是美国心理学家米德较早地用于社会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种社会期望或行为模式。由角色这一概念又引出了角色冲突这一概念。目前一般认为角色冲突有两种:一种叫角色内冲突,这是角色所指定的行为规范本身内部的矛盾性所引起的,这是在同一空间上的冲突。另一种叫角色间冲突,是指一个个体承担的众多的角色之间在行为规范的要求上存在着矛盾,这类似兼职角色现象,这是在同一时间上的不同空间之间的冲突,可称之为角色间的横向冲突。事实上角色间的冲突还存在着一种纵向冲突的现象,这就是角色在不同时间上、不同空间之间的冲突——角色的时空冲突。这具体地又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新旧两种角色在过渡时期的心理冲突,另一种是由于新旧两种角色性质的对立而造成的冲突。我们称这两种冲突为角色的历史冲突。     

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角色冲突与化解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从社会角色理论阐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角色认知、角色冲突与角色调适问题,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以不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系统是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角色的情境条件,由社会阶级关系搭建的政治系统分化出思想政治教育子系统,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以“意识形态接受者”的客体型角色;而由教育关系生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子系统,则给予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以“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者”的主体型角色。社会关系及其社会期待的差异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存在角色间冲突与角色内冲突,前者表现为价值目标、行为方式、情感态度的冲突,后者彰显为角色认知冲突。因此,需采用以内解决与外解决为基本形式的化解路径,即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自我调适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外在引导以消解角色冲突。     

角色冲突视角下的辅导员职业化与专业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学生工作体系的复杂化造成了辅导员角色的复合化。辅导员在日常工作过程中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体现了辅导员工作的复杂性,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角色冲突。高校辅导员角色冲突表现为职业成果模糊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冲突,渴求尊重与缺乏认同的冲突以及不同角色期望引起的冲突,加强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出路。     

角色冲突：辅导员职业倦怠的根源

文章以角色冲突为研究视角,分析了辅导员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角色过载、角色间,中突和角色内冲突,论述了角色冲突和去个性化、情感衰竭以及低成就感的关系,得出角色;中突直接导致辅导员的工作作懈怠这一观点。提出缩小辅导员工作职责、专任教师定位、弹性工作制和同工、同酬、同编制四个方面的解决思路,为全面破解辅导员的职业懈怠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村干部角色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秦甘滇三村的案例分析

村干部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与“领路人”,在基层村庄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以秦、甘、滇三个典型村的实际案例为对象,将村干部角色凝练为应然理想角色、资源汲取角色与宗族势力角色三种类型,并分析村干部角色对村政双向联动、政府资源驱使与宗族权威依赖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当村干部扮演应然理想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村政双向联动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高效;当村干部扮演资源汲取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政府资源驱使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低效;当村干部扮演宗族势力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宗族权威依赖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无效。提高乡村治理有效性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应然理想角色功能,在利用好村庄内生性社会资源的同时重塑干群关系,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小微权力的监察机制,在推进村政双向联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最终目标。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我国农地非农化乱象中政府角色的政策网络分析

我国中央政府、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的"政府目标"上存在偏差和背离,造成了我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政府角色"的冲突。基于政策网络研究视角,分析了导致我国农地非农化乱象的主要原因,包括:政府多元角色的冲突、政府"维护公共价值"和"实现自身需要"的冲突、土地行政"双重管理"的冲突。最后提出了解决政府的角色冲突、调和我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政策建议。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同”流转与农地矛盾转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即“三同”）.分析了我国农地流转收入分配的制度基础,农地“非三同”流转的收入分配及其矛盾,探讨了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三同”流转的收入分配及其矛盾.认为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同”流转后,征地比重将下降,由征地诱发的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官民矛盾会减少,但随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的增加,乡村干部和农民之间有关流转决策权、流转收益风险分摊、收益分配和争地的矛盾将迅速增加.主要农地矛盾将由农民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官民矛盾转化为农村内部乡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干群矛盾.     

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与村集体决策

强调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村集体决策对农民意愿的影响,旨在解释欠发达地区村集体在村务中的角色定位及功能发挥直接影响到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差异决定其村集体决策作用空间,而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则受到村集体决策的推动和约束。因此,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取决于村集体决策及其所处场域的资源状况。研究通过对粤东两个村庄案例的对比性分析,解读欠发达地区村集体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行动逻辑及作用机理。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双重代理投入的激励效应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利用陕西、河南、河北3省135个村微观调查数据,使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3个维度对村干部村民代理投入以及国家代理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对村民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村民代理投入分别增加35%、21.3%、19.5%和17.9%;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政府示范机制、政府信任机制、政府支持机制对国家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国家代理投入分别增加21.6%、11.1%、9.6%和10.2%。以上结论表明村域社会资本能有效激励村干部,缓解村干部双重角色边缘化,实现行政与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     

村民自治的社会动力机制与自治单元——以湖北秭归双层村民自治为例

实践中,自治单元内的社会关联、利益相关与精英收益是村民自治的三重社会动力机制,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效果。在湖北秭归的双层村民自治实践中,社会动力机制在行政村和村落两种自治单元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村落较行政村更能保存社区记忆和建立现代社会关联;在公共品供给、土地产权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行政村很难形成一致性利益,而村落内具有高度同质性利益;相较于村庄内的面子、权威等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更关注来自县乡的经济性收益,但村落的“两长八员”需要面子、声誉、权威等社会性收益以及低保等经济性收益。三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力机制对村落村民自治的推动力更为充足,村民自治在村落自治单元可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的治理功能。因此,村民自治应与村庄社会基础相适应。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兼论不同激励方式相对重要性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使用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表征村干部激励强度,利用陕、豫、冀3省135个行政村调查数据,使用Bi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考察不同激励方式的相对重要性。研究表明,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水平一般,村域社会资本、村域认同、村域信任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村域认同激励效应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网络激励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村域社会资本、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励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工资激励贡献度次之,政府检查激励贡献度最低。     

农地保障与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

农村土地承载的生存保障功能并不是农村社会保障本身。农地保障严重削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功能,阻碍了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不利于农地经营效率的提高,还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政府对农民的社会保障责任意识。同时,当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又导致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甚为薄弱,村集体也无力提供社会保障的资金支持。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应积极的适应并参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为其提供资金积累,为其提供衔接的便利。     

农地整理项目农户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现状,对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程度进行了测定,并对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素进行了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整理项目农户参与程度偏低。影响农地整理项目农户参与程度的显著性因素有是否为村干部、农户耕地面积、农地流转价格、是否涉及权属调整、是否成立了农户质量监督小组、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权责的明确程度、地区差异、村干部对农地整理的态度、户主文化程度、农户耕地块数、灌溉和机械等投入成本、本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已实施的农地整理项目满意程度、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工作程序的清晰界定。所以为充分调动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重点考虑上述显著性因素。     

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变迁实证分析

本文在村干部职务行为分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农村调查，实证分析了村干部在免税前后的职务行为变迁，认为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在免税后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后税费时代，村干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为村民服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