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国风──男女风情的世界

国风──男女风情的世界冯耀初《诗经》“国风”这部分诗歌通常叫“风诗”。为什么这部分诗歌叫做“风”特呢？以往有的认为，“风”是“风格”的意思，《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这是根据音乐风格来划分的，“风、雅、颂”所配的乐调风格不一样。“风”是什么乐调呢...     

《诗经》"六诗"新考

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流行了一千余年。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然而,由于《毛诗故训传》至两汉交替之际已成断简残篇,所以在东汉末年,《诗》学大师郑玄对“六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而孔颖达等又盲目遵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武断认同了郑玄的解读,致使后来的《诗经》学者陈陈相因,谬种流传。经考析,现存《诗经》文本中保存有风体诗83首,赋体诗43首,比体诗55首,兴体诗39首,雅体诗46首,颂体诗约39首。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变风变雅与“礼崩乐坏”

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革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下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雍容典重的雅、颂诗篇,到直抒胸臆、讽喻时政的变风变雅诗。在“变风变雅”的一些诗篇中,诗人以激愤的怨恨之情对天呼号。《诗经》再也不是传统风、雅中对现实半真实、半理想主义的讴歌了,而是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变风变雅”可以说是一个更进步、更活跃、人类意识更加觉醒的时代的序曲。     

《诗经》赋比兴原论

赋、比、兴的提法,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与风、雅、颂一起合称为“六诗”:“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大序》则将“六诗”称为“六义”。在中国学术史上,历代各学振对“六义”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当代学术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风、雅、颂是《诗经》乐歌编排的分类,以乐调而得名;赋、比、兴则是《诗经》所采用的三种基本的表现手法。尽管在具体的作品中,赋比兴三种手法常常融汇交错在一起;但是三者无疑有其各自不同的表现特征及功用。本文将依次分别对赋、比、兴在《诗经》中的具体涵义及其表现作再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并力求从中探寻这三种表现手法对中国诗歌艺术形态发展所作的贡献。     

《诗经》中的“比”法

(一) 《诗经》中的“风”、“赋”、“比”、‘兴”、“雅”、“颂”六诗之说,始见于《周礼、春官》。此六诗的记法的特点,是把“赋、比、兴”同“风、雅、颂”互相交插在一起,此后的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便有人认为“赋、比、兴”同“风、雅、颂”一样,都是属于乐歌名称的,另外,较多的人则以为“赋、比、兴”是关于诗法的类别。考以《诗经》之实际,我们赞同后者。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诗论”(三)

上海博物馆最近公布了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编者称 ,其中有先秦音乐的内容如《孔子诗论》、《诗乐》和几篇未见于《毛诗》的诗篇。今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竹书《孔子诗论》中的序列与此恰相反 ,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雅》和《邦风》。《诗论·序》论次也和今本《诗经》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和今本《诗经》不同。竹书《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刺”、“美”的内容(《楚竹书·序》)。由此也可窥见传世文献未曾记录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篇和“孔子诗论”内容。本文结合古文字、古文献的考释 ,作些初步讨论。这里发表的是第三部分     

《诗经》中26种乐器的文化解读

《诗经》的所有篇章都是能够和乐演唱的诗歌,乐器在这些诗作中也多有记载。这些乐器的制作与使用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通过研究它们的制造材料、制作工艺和演奏技巧,可以推见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通过它们在“风”、“雅”、“颂”三类诗中的分布,可以推断出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对乐器的使用情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了解这些乐器在各种特定场合的出现,有助于我们去进一步理解《诗经》产生时代的文化。     

谈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

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日雅,六曰颂。”这两处都将赋、比、兴与风、雅、颂并提。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这里进     

鲁襄公时代的《诗》结集研究

《诗》文本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其中在鲁襄公时代,“二南”“三卫”之外的列国《风》诗正式进入《诗》文本,但各自独立存在,与《雅》、《颂》并列,后被孔子归入《邦风》,形成今本《诗经》的基本结构。     

先秦诗歌中的“追寻”模式研究

“追寻”是先秦诗歌中的重要模式,《诗经》中“在水一方”、《楚辞》中“香草美人”两种模式是“追寻”模式的具体表现形式。“追寻”模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我们祖先重复了无数次的无意识精神和命运碎片,它一直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一代一代的文学作品。     

《诗经》与孔子诗教

《诗经》与孔子诗教殷光熹（云南大学中文系）《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按风、雅、颂分类，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段时间的作品，共有３０５篇。孔子称其为“诗”或“诗三百”，并将它列为门弟子的必读书之一。《论语》中记录了一些孔子有关《诗》的言论，过去曾...     

曹操诗歌艺术剖析

<正> 曹操是汉代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诗人。他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虽只有二十几首,但它上继先秦两汉民歌的优良传统,下开建安时期慷慨激昂的现实主义诗风,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陈沆《诗比兴笺》云:“曹公苍莽、古直、悲凉。其诗上继变雅,无篇不奇。”方东树更推尊曹操是     

试论《诗经》中“鸟兽草木”的价值蕴涵

《诗经》中有大量动植物方面的内容，这些“乌兽草木”是《诗经》中“风、雅、颂”三类诗部分内容的传达载体，反映了先民早期的风俗民情，尤其是突出地表现了对动植物崇拜心理与情爱意识，成为一种情感符号。这类内容的价值还表现在它是《诗经》赋、比、兴形式的传达载体。这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对以后的文学、美学等古代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层影响。     

琴诗与哲思：苏轼音乐存在的困惑与解答

在深受释、道影响的苏轼身上，诗歌、音乐与哲学都有丰富、深刻的体现。现存苏轼琴诗展示出对音乐存在方式的高度关注。苏轼在《琴诗》中质疑音乐的存在，由此提出“琴非雅声”说，并在针对陶渊明“无弦琴”所作的翻案诗中直面消失的音乐，对乐器、音乐机制与音乐的关系作出客观评价。面对稍纵即逝的音乐，苏轼提倡音乐中的审美人格，用诗歌记录、保存，使音乐在文化、审美的层面上得以传承。     

《易经》卦爻辞的诗性阐释──中国古代诗歌之起源

我国最早诗歌总集是《诗经》，这个名称是汉代定下来的．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用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远古、上古流传下来的诗歌，我们且认“三千”之数，那么被孔于（或周代其他乐官）删掉的其他二千七百首．是否还有迹可寻呢？现存“《诗》三百”，主要是西周时代的诗，有少量商代之诗（《商颂》是宋国人正考父依据商代的祭祀乐歌改写的），那么殷商以远至契、后稷时代的诗又何在呢…     

《豳风·七月》作者新探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雅”、“颂”多为上层阶级的作品,已成定论,而关于“风”诗的作者,研究者往往偏执一端,关于《豳风·七月》的作者,分歧更大。本文试图依据西周时期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况,以及原文本义,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求教于大方之家。 《毛诗序》最早把《七月》的作者说成是周公。它说:“《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其后注疏大家郑玄、孔颖达,恪守“疏不破注”,遂沿用旧说,垂行后世。至宋代朱熹等人从自己的政治伦理观念出发,大肆发挥。朱熹在《诗集传》中写道:“周公旦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先公之风化,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认为《七月》的主题是反映“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     

《诗经·秦风》与先秦陇右地方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大都具有地域性。现代通行的文学史论著、众多的《诗经》注译本一般都认为:《诗经》产生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也远及长江、汉水一带,即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湖北、安徽省的一些地方。一些学者对上述观点有所补充,认为《诗经》产生的地域还应包括今甘肃。应该说,     

雅颂形成与《诗经》的类型结构

雅颂是天子礼乐,包括三代以来的诗歌,但都与周代有关系。商周原是西部联盟,功德攸关,因此,《诗经》整编时保存了商朝的商颂;周公享受天子礼遇,因此有鲁颂,于是颂三分为鲁商周,《诗经》就不仅仅是周诗了。周太师确立的礼乐四诗主要是雅颂诗。雅颂诗的产生时间是周公时代,为礼治仁术,逐步成为经典,以后代有续作。礼乐崩坏,风诗大量产生,孔子正乐主要是郑声一类的风诗。因此,《诗经》的形成时间是逐步的,到孔子时代最后完成,而风雅颂主要是按照历史、地位来确定的,不是根据音乐来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