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义文学的音乐性

象征主义文学作为现代派文学的开始,极力追求作品的音乐性,用音乐的不确定性来表现作者的某种情绪.从音乐性是象征主义诗人共同的追求与渴望、象征主义诗人赋予"音乐性"新的内容、构成象征主义诗歌音乐性基本要素三个方面系统地探讨象征主义文学(诗歌)的音乐性,以及如何辩证地认识象征主义文学的音乐性.     

论当代诗歌公共性的重建:以于坚诗歌为例

文学的公共性是指文学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代表个人在文学公共领域发声、文学活动成为公共舆论的一部分,以达到对公共权力进行干涉或抗衡的目的。要重建新诗的公共性、走出集体抒情式的公众诗歌范式,必须要使诗歌回归个人,以个人性的建立为前提。以于坚为例,第三代诗歌"书写日常生活的诗意"、"口语化写作"和"拒绝隐喻"的主张,契合了建立诗歌个人性的要求,个人性诗歌成为带领诗歌走出公众性、走向公共性的桥梁。     

论清末"拜伦"译介中的文学性想象

清末"拜伦热"主要受到政治功利性意图影响,这一意图较多地掩盖了拜伦诗歌译介中的文学想象.在其译介中,梁启超注意了诗歌感染力、语言译换、精神传达等;马君武注重了诗歌形式、节奏和自我情感映射等;苏曼殊突出了个性抒写、诗歌韵律、意象、审美等本体性的文学特质.这些译介中的文学性想象与多种因素关联.在新文学发展脉络中有着隐含性的前奏意义.相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学观念,这里的文学性想象还不够丰富,但已包含着对文学本体性和自主性的诉求等新质.     

论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

英美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营养资源的汲取是20世纪"中学西渐"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命题,因为,它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在这两种异质文学相互碰撞与交流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误读"现象,尤其表现在意象派诗人翻译和改写中国古典诗歌上.对这种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梳理和挖掘,可透视"本土"文学在对"他者"文学的接受中所发生的变异现象以及"本土"文学自身丰富的特性.     

纯真的理想光芒--黄默诗歌印象兼及新诗学习传统问题

当代诗人都面临严峻的考难,贫穷的诗歌与鼓吹不能贫穷的时代使得当今诗坛呈现出一征纷乱而又虚张声势的浮躁.作为"文学中的文学",诗应该如克尔凯郭尔所言:只是关于一个想象中的现想.黄默诗歌正以目有旁骛的姿态编织了一个理想的西部桃花源.遍布其绝大部分诗歌中的那种纯净、明亮使得了的诗歌呈现出清新、青春的理想光芒.     

游幕视域下黄仲则的诗歌书写

黄景仁,字仲则,其诗名显著,"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他在短暂的35年生涯中创作了数千首诗歌,其诗歌以独特的文学意蕴和风格特色,在清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游幕生活密切相关。他在游幕期间创作的诗歌,成就颇丰。这些诗歌抒发了生活困顿之苦与身世沦落之悲,倾吐了磊落不平之气与愤世嫉俗之情。探讨其游幕与文学的关系,可以窥见游幕生涯对黄仲则诗歌创作的影响。     

《祖鲁女孩》的"叙事学"解读

诗(poetry)常被看作是用"节奏创作的美".但是,诗歌除了是一曲悠扬的乐章外,还是一段抒写记叙情感的艺术文字.写景抒情,记人论事是诗歌的另一特征.这一特征尤其体现在现代叙事诗当中.本文运用"叙事学"理论,从"素材选取"、"聚焦过程"及"叙事语言"三方面分析罗伊·坎贝尔的著名诗篇<祖鲁女孩>,理解作者的创作源泉,赏析其文学价值,并由此对欣赏叙事诗歌的一些方法进行归纳.     

梵语诗歌韵律发展述略

文章简要分析了古代梵语诗歌在"吠陀时期"、"史诗时期"、"古典梵语文学时期"三个阶段的诗律特征,并尝试说明其历史成因,最后指出即使如迦梨陀娑这样彪炳梵语诗史的杰出诗人,其成就也正是继承了这些诗歌传统和艺术积淀的结果。     

注释出历史的缺失——“国际风格”、现代主义与西川诗歌里的世界文学

阅读诗歌以及中国诗歌也许能够帮助理解或解决现代主义和世界文学本身固有的矛盾。如果文学现代主义确如艾略特·温伯格所言,倾向于发现从前未予关注的作品,并以"国际风格"无明显地域性的普遍主义为显著特征,那么用非西方语言创作的所谓现代主义诗歌并非代表着在西方文化逻辑驱动下对地方文化的消除,而是代表着当地文化重新发掘各自自我的过去以应对西方伦理及美学。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诗人西川以"后朦胧"抒情诗人姿态步入诗坛,后来发展到以散文诗形式持续探究古文化奥秘。通过细读西川诗文,可以探索现代主义确定性特征的方方面面,并将它们彼此联系;可考查在文学研究、尤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文学理论流派;最后,将西川诗与中西美学的双重关系为参照,可探究翻译其诗的特别之处。     

方玉润的《诗经》研究及评价

方玉润以文学范式来解诗.一方面,他构建了"大诗学"理论体系解读诗歌内容,具体则通过全篇合读的总览法、知人论世理论,结合诗句结构、诗的语气和诗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来分析诗歌等多种方法来实现其解诗的目标.另一方面,他从文学角度鉴赏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还原诗作的真实面貌,挑战了传统<诗经>研究重视政治教化而轻视艺术鉴赏批评的模式.     

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

宋人依诗歌内容的学派属性或作者身份,将诗分为"诗人诗"、"文人诗"和"儒者诗"。这种分类,是学术派别促成诗歌新变的反映。特别是"儒者诗"的价值定位及理学家的诗歌史重构,开历史上以学术干预文学创作的先例,表现出理学家文学观的狭隘;而这种不遵循文学规律的"新变",只能造成诗歌的衰落。     

巴蜀文化对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的浸润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诞生了一代文学巨擎——"诗仙"李白。在唐朝文学大家中,李白的诗歌独树一帜,风格独特。李白出生、成长的地方——四川绵阳江油青莲属古巴蜀地区。巴蜀地区所孕育的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李白自小受到巴蜀文化的浸润,其独特的诗歌艺术风格不可避免地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本文试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探讨巴蜀文化与李白诗歌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     

论诗歌的“移植”翻译——以庞德诗歌译本的文化“迁移”为例

诗歌翻译历来是文学翻译中的难题。翻译的文化研究理论为诗歌翻译开辟了新视角,使诗歌在不可译争论的困境中展现了生机。诗歌"移植"研究认为,诗歌并非不可译,却需译者将诗歌从语言符号中解放出来,为诗歌的种子寻找适合的新土壤,使其自然成长、开花结果,进而成为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的奇葩。本文通过研究庞德诗歌译本中的文化"迁移"现象,说明诗歌翻译的"移植"策略:在目的语中寻找空白,确定诗歌移植的适合土壤;解构诗歌组成要素,确定首要还原要素成为移植种子;深入体会原诗诗境,采用有机翻译过程,令译诗自然成形,成为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     

元和讽谕诗之儒学指向及文学史贡献

元和文学堪称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峰.表现在诗歌领域,其时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涌现出讽谕诗派作家群.讽谕诗派作品的儒学指向主要体现在维护大一统政权、民本思想、深沉的忧患意识、贯彻儒家之"诗教"等层面.该诗派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浅切平易诗风一派,提高了古典诗歌之叙事艺术及促进文学大势由"雅化"向"俗化"嬗递,在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中晚唐二李诗歌的兴象美比较

李贺与李商隐的诗歌意境大多虚荒诞幻.传统文学观念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而忽视其艺术功能,以至后人对二李诗歌的"模糊"意象褒贬不一,或片面认为李商隐步李贺之后尘.比较二李诗歌兴象的美学特征,一日情势,一日情韵.探讨其诗歌艺术的成因,乃在于有普泛的宗教意识的渗透.但由于不同的社会心理对诗人审美体验的影响,故有各自的审美追求.     

宋诗配乐性丧失原因浅析

我国的诗歌在产生之初曾与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出现于齐梁时期的"永明体"让诗歌走上了脱离外在音乐,独立发展的道路.在经历了唐代的"声诗"阶段后,诗歌在宋代几乎完全丧失了入乐的功能,成为了一种单纯的文学样式.本文试图从诗歌、音乐两个方面入手,探求诗歌在由唐到宋的转化过程中,其外在音乐性丧失的原因.     

杜诗“沉郁”的文化心理管窥

杜甫的诗歌,既有精细的俗世经验,又有深广的灵魂空间.本文探析了杜甫诗歌"沉郁"的审美内涵,并认为杜诗"沉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杜甫的个性使然;是"发愤著书"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是其自觉追求"不朽"的结果.     

许渊冲的诗译“三美”说

许渊冲翻译理论提出的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说方法适用于诗歌翻译,这是因为它适合于诗歌翻译这种文学翻译形式的特殊性.     

本土诗歌的海外传播——吉纳维芙·魏莎英译版薛涛诗歌的变异研究

吉纳维芙·魏莎翻译的薛涛诗歌英译本为挖掘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审美偏好、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等导致信息失落、添加和变形的因素提供了丰富的语料。文学翻译中的"变异"虽然会导致本土文学在海外传播中遇到阻碍、扭曲和误解,但它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因为"变异"在对源语文学扭曲和砍戮的同时证明国家的或民族的诗歌和诗学元素可以激发异质文明的诗性想象,在不同的时空维度生发本土文学的"新枝"。     

顾城诗歌的意识流手法

本文从西方当代意识流文学谈起,用顾城早期和中期的四首诗歌,剖析了顾城诗歌里面的意识流倾向和手法,试图给我们学习和认识意识流文学带来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