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过程中应当明确司法行政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强化其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关系。进一步改革刑事执行程序,建立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的一体化刑罚执行体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公民合法权利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调整和改革现有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完善和统一刑事诉讼法律体系。     

WTO与行政法适应

WTO作为世界性的贸易组织 ,要求各成员方的法律法规必须与其规定和义务相适应。我国在加入 WTO之后 ,也应当对与 WTO规定和义务相抵触的国内法作相应的修改 ,以适应 WTO的基本要求。具体到行政法方面 ,要在法律平等、法制统一、司法审查、行政公开与行政程序、劳动及劳教制度、行政许可、政府采购等七个方面做相应的修改。     

《司法基本法》与中国司法改革

自1982年以来,以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制定为标志,我国进行了三次司法改革。三次改革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改革的"依据不足"的困境,改革的推进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为此,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应当以选择"法律"而非"制度"为突破口,从法律规范的层面推进司法改革,统合现有的司法法资源,制定统一的《司法基本法》;在此基础上,以统一的《司法基本法》为依据,推动司法改革的整体深化。制定后的统一《司法基本法》,在内容上以宪法为依据,将宪法中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的基本规则予以具体化,在位阶上属于基本法律的地位,具有高于普通法律的地位,因而能够全面回应司法改革对法治资源的需求,确保司法改革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行进。     

我国行政法规范解释司法审查的反思与重构

对行政与司法职能特性的理论分析表明,在现代行政国家时代,要想既维护行政法治又保障行政效率,法院对待行政机关作出的法律解释就应当保持一种"既审查、又尊重"的态度。据此,未来在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时,应当明确法院在法律解释问题上的权威并确立一整套关于行政法规范解释的司法审查标准。     

剽窃和改编认定的司法实践反思——由琼瑶诉于正案谈起

在立法和学理上,剽窃和侵害改编权是两个独立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基于功利性考虑导致二者的区分出现混乱,以致"剽窃"裁判落空,"改编"裁判盛行;同时,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又反过来扰乱了立法、释法和法学理论的现有研究。因此,应当通过修改法律或者解释法律并结合学理研究来重新明确二者的界限,从而实现立法与司法、学理与实践上的协调统一。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审议稿)第36条争议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的草案及草案二审稿均对扰乱法庭秩序罪作出了修改,增加了殴打诉讼参与人以及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情形,降低了入罪门槛。这是在当前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方面存在问题、审辩冲突激烈背景下,适时作出的调整。通过对扰乱法庭秩序罪罪名渊源、修改过程的梳理,认为,为了维护司法权威、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殴打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的行为,仍应达到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程度,方可入罪;应当将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纳入扰乱法庭秩序罪的行为方式中,但同时,也必须在立法中明确"公然侮辱""恶意诽谤"和"以暴力相威胁"的标准;"其他扰乱法庭秩序行为"这一兜底性条款应当删除。     

当代中国法律家培养的困境与出路

法律家是实现法治理想的中坚力量,是构建法治秩序的核心要素。目前,我国在法律家的培养方面面临如下困境:法律技能训练的缺乏与法律家高技能内在品质之间的矛盾,职业伦理教育的缺乏与法律家法律伦理内在品质之间的矛盾,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缺乏与对法律家共同体需求的矛盾。走出上述困境,应当寻找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的衔接点,即法学教育的主要层次与法律家的资格条件相衔接、法律理论知识教育与统一司法考试和一体化司法技能训练相衔接、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衔接。     

以比例原则指导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立法完善

我国正在修改《著作权法》,拟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立法者在修改法律时,应当自觉根据比例原则修改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比例原则作为一项默示性宪法原则,对立法、司法、行政等行为均有拘束功能。将比例原则适用来审视、修改和完善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中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可以合理配置著作权领域中各主体权利,将著作权人权利保护与促进社会科学文化公共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有机统一起来;有助于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合比例的定性;有助于选择适当的模式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管理;有利于政府、集体管理组织、著作权人与使用人法律关系的确立。     

刑事和解的人本法律理念分析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已在部分地区试点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契合了我国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法律领域的具体运用。同时刑事和解决不能姑息和纵容犯罪,刑事和解的适用应该具有法律的有限性,刑事和解应当与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相协调、相统一。     

论恢复性司法在我国践行的法律文化空间

恢复性司法源自西方，其与西方的法律文化，尤其是后现代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理念的角度看，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既具有诸多与恢复性司法相契合的元素，如追求无讼和重视调解；同时也具有一些与恢复性司法相悖离的因子，如崇尚重刑和缺乏宽恕，因此，恢复性司法目前在我国践行的法律文化空间有限。以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为指针，着力在我国培育轻刑化和宽容的社会氛围，从而使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践行逐渐获得一个较大的法律文化空间，应当是我们理性可行的选择。     

法律移植与清末司法制度改革

20世纪初,晚清政府推行司法制度改革,内容大多来源于西方近代法律的移植,尤其主要以德国法为蓝本.这场法律移植活动是一次有益的实践,它使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迈上了近现代型的发展轨道,并且成为其后"中华民国"立法的重要渊源.     

论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与改造

鉴定结论是我国三大诉讼法所确立的基本证据形式之一。目前 ,由于理论认识上的偏差、体制设计的混乱及制度规定的匮乏 ,致使司法鉴定运作存在不少问题。对此 ,既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完善 ,又要注重现实条件下的制度改良及其运作。     

宪政司法与司法宪政

在推行宪政主义的法治国家政制构架之中,宪政与司法的联系可概括为两种对待问题的方法和理念:“宪政司法”与“司法宪政”。“宪政司法”关注司法的宪政品性,着眼于司法运作和司法改革的宪政主义视角;“司法宪政”则极力倡导和探索宪政的司法进路,强调司法的宪政功能以及司法改革对宪政建设的意义。中国宪政建设与司法改革积极推进,当前应致力于塑造宪政型司法,建构司法审查制度,在宪政程序中导入司法理性,正确处理司法改革与宪政改革的关系。     

浅论中国宪法的司法化进程

宪法司法化是宪政的基石,中国宪法的司法化无成例可考,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剖析;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概括了外国违宪制度的相关类型和发展趋势,据此提出从宪法引用、违宪审查两个方面均应司法化的观点。分析了中国宪法司法化在法理上、制度上的障碍,提出了“法规审查备案室”到“违宪审查委员会”再到“宪法法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必经之路。     

论司法体制改革的概念与特征

司法体制改革的概念,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本文综观相关研究的认识与主张,科学界定司法、司法体制特别是司法体制改革三个概念,具体深入分析各自的内涵(要素),对其内涵扼要地分解,揭示出司法体制改革的规律与特点(特征),明确科学配置司法职权的指导思想,为系统探讨和透彻了解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开创了基本前提与基础。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是解决多数当事人纠纷的诉讼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对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和境外群体诉讼制度的合理性因素,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功能和作用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     

论我国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制度的建立

我国对证券内幕交易规定了相应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制度可以说是缺位的。对于内幕交易的预防和制裁,可谓任重而道远,其实现有赖于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互动,也有赖于民事、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之间的互动。需要国家、政府的重视,也有待于广大投资者权利意识的增强。     

黄遵宪《日本国志》对中国近代司法改革影响探析

黄遵宪是近代中日建交后派出的第一任参赞，《日本国志》是黄遵宪实地考察日本后所撰写的中国近代第一部全面研究日本的专著。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对日本为收回治外法权而在司法制度方面的改革进行了认真的评析，为清末司法改革提供了样板，推进了清朝司法改革的决策，并对中国近代司法改革方向和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     

依法治国的新思考

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和实施,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将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或含义仍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符合法治国家的理念与标准。遵循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应将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或含义确定为“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有效监督”。     

青海藏区强奸犯罪立法变通的理论考量

受传统文化习俗影响,青海藏区社会舆论对强奸行为的社会反应明显不如其他地区强烈,并且,在强奸案件的处理过程（主要是定罪和量刑过程）中,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均呈现被害人地位缺失、“话语权不足”的特点。通过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实施,可改善这一不足。从理论上来考量,对青海藏区的强奸犯罪进行定罪变通是可能的,但无论是从法益侵害性角度还是从规范违反性角度审视,对强奸犯罪的定罪变通,其可能的空间并不大。最后,刑法变通与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变通”之间的关系也应从理论上予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