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检察监督制度局限性及其重构

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是两项本质不同的权力，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却出现了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的重合，进而使得我国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异化。应对法律监督权制度与检察权制度进行正本清源，还原检察制度的本来面目，使其成为以公诉权为核心的主导制度，并由特定的上位权力机关承担法律监督权的职能。     

检察权理论的反思与重新约定

检察权是检察职权的理论概括。检察职权的设置源于社会及政治需要。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是概念上的交叉关系,检察权的法律监督主要是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同时还有自身特有的内涵,即刑事诉讼参与权。     

论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

检察权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权和法律监督权即检察权是法学界关于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关系的一般认识.这两个论断最初是为了回答由检察机关宪法定位与实践背离所引发的争议,但它们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也难以作为当前检察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在现行法律制度中,法律监督权应当是检察权的上位概念,检察权是一项专门法律监督权,而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概念外延上的落差可以作为检察权的可生长空间.     

人大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关系的再认识

人大的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之间的关系之争由来已久。我国宪法规定人大的法律监督权是我国最高层次的监督权 ,同时亦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 ,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在新时期 ,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亦必须从制度上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     

检察权质疑

基于中国检察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所反映出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从政治哲学和诉讼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检察权即法律监督权这一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和相应思想观念呈不科学性以及不公正性,检察机关的应然定位、法律监督权的优化配置和检察机关诉讼权力本质属性等基础理论问题应从全新角度研究     

我国检察制度中检察权属性的合理定位

如何界定检察权的属性将直接关系到检察制度的整体设计及其应有的制度功能.明确检察行为的性质是界定检察权属性的前提.界定我国检察制度中检察权的属性,既要立足干我国宪政理论与实践,又要结合我国立法实际与司法现状.在我国,检察权不是一般的行政权,检察机关虽然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检察权并不是简单的法律监督权.必须承认,我国的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属性.在坚持这一认识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理性看待检察权是兼有行政权与司法权双重属性的准司法权的认识和主张.     

论我国检察机关的双重国家权力

将人民检察院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宪法事实表明,我国人民检察院具有双重国家权力,即检察权和法律监督权.将检察权力和法律监督权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并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这不仅是我国在检察制度上的一个创造,也体现了我国宪政结构中对国家权力包括检察机关既有制约又有监督的一种法制化努力.     

制约检察权机制探究

权力一定要受到限制。我国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我国的检察权的根本性质是法律监督权,是制约权力的权力,但是检察权自身也必须受到制约。然而,现有的制约检察权机制并不完善,存在很多检察权滥用的现象,为此需要完善检察权制约机制。     

论检察权的性质及其优化设置

检察权的性质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法律监督权说等四种主张 ,可以发现这四种学说都存在着各自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将检察权定性为具有多元化属性的自体性权力能更好地反映检察权的应然属性 ,最有利于检察权的优化配置。检察权的优化配置主要包括推进主诉检察官的制度建设 ,弥补侦查监督这一薄弱环节 ,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的完善 ,制定统一、明确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等方面的措施。     

民事检察监督改造论——以检察权的性质为视域的分析

各国检察机构的设置均与本国特定的历史传统、诉讼文化及现实条件相适应。近年来各国检察制度改革的趋势表现为检察官的独立性增强,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时更多地体现了公益代表人的性质,且一般法律监督权得到确认。在我国,检察权兼具司法权、行政权的特征,行使法律监督的职能,同时它又具有独立价值。检察权的性质决定了在民事审判领域,民事检察监督必须凭借法定程序的保障加以完善,而就公益案件提起民事诉讼也是检察权性质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