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对人性的呼唤

"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由于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严重忽视对人性的书写,进而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陷入全面萧索状态。而在主流文学之外,既有一批老作家延续着他们的文学创作生命,也有一批文坛新星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他们从事的"地下写作"依然坚守着艺术的自由领地。"地下写作"与主流文学相比所具有的重大而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对人性的弘扬,尤其体现在对爱情的赞颂和对女性品格的重视上。     

放逐与回归:论新时期作家"复乐园"后的变异心态

在主流价值观文学体系中,知识分子作家几乎是完全处在一种"失语"状态.他们必须彻底消解个性独立意识,必须学会适应社会的公共思维准则,因此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变得极其单调和乏味.随着新时期思想的大解放,知识分子作家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自信和尊严,文学创作也日趋繁荣与活跃.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长期的政治禁锢使他们的思想出现了很大的变异,既无法彻底摆脱苦难的历史记忆,同时又呈现出某种情绪上的偏执,这一切都在新时期文学创作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传达人生光明的使者--尤今评议

尤今,有新加坡的"三毛"之美誉,在当今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家中有较高声望.本文重点介绍了尤今的创作成就,并对其文学创作之特点作了进一步分析,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学创作过程是从生活体验向艺术体验转化的过程.     

屠格涅夫的诗学——文学创作略论

屠格涅夫是享誉世界的经典作家,对文学的创作过程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提出了作家应是两种才能的统一和融合、作家是"隐蔽的心理学家"、文学创作要感受诗意等文学创作理论,并在自己一生的创作过程中实践和丰富了其文学创作论.     

鲁迅、苏童与世界文学中的“重述神话”传统

将鲁迅、苏童的"重述神话"文学创作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才能显示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在西方,"重述神话"是一种自觉而成熟的文学传统.而在中国,"重述神话"不能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传统.鲁迅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奔月》、《理水》,苏童创作了长篇小说《碧奴》,承递了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述神话"的优秀传统,填补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领域的空白,开辟了中国新文学创作一个崭新的方向.     

《文赋》文学创作心理学探讨

<文赋>是陆机探讨文学理论的专著.在<文赋>中,陆机第一次提出了为文"用心"的问题."用心"问题即文学创作心理问题.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谈"心"者不少,但直接阐述文学创作心理问题,并将其作为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对象,陆机是第一人.陆机的<文赋>具体阐述了应感问题、想象问题、语言问题和灵感问题等诸多文学创作心理问题.<文赋>直接而具体地探讨文学创作心理问题与我国古代哲学"以心为主"的理论探讨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渊源关系.     

论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

对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的文艺现象进行了反思.李何之争是李梦阳文艺思想的主要表现之一.通过文献分析,认为历史对于李梦阳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李梦阳的文艺思想有三个特点.(1)李梦阳在探讨何者为文艺"法式"的问题上,主张学习古文的结构规律,他不仅强调"文必有法式",主张文学创作要学习古典法式,而且还重视法式的灵活运用.李梦阳认为艺术创作要"应诸心",他这样认识文学创作是具有真理性的.(2)李梦阳把写字与作文做比类,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这样并没有什么错误.任何一个人,绝对不会主张文学创作要搞"模拟剽窃"的.后代文人把李梦阳关于写字与作文作比类的思想,认定为文学创作模拟理论,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3)李梦阳偏好雄浑深厚的文学风格.在争论中,他不仅反对何景明偏好清俊响亮的风格,指责何景明的主张是"同室操戈".这些思想不免有些狭隘偏激之乖.     

萨特与波伏瓦作品中的“性别意识”

萨特和波伏瓦的文学创作有很深刻的联系,但由于"性别意识"的差异,他们的作品又体现出不同的风格.本文将通过对他们文学作品中的两性形象、两性关系和性爱描写的分析,阐释其"性别意识"与创作的关系.     

从“神用象通”观刘勰之文学创作观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赞"中提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用最简洁的语言概述了创作的首要步骤。创作主体只有在虚静的状态中达到"神与物游"的境界才能诞生"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的"意象";这样创造主体才可以进入到文学创作阶段。此为创作关键阶段。同时刘勰还敏锐指出"意象"转化成文字时,即使作者拥有着良好的文学创作的素养,也可能出现完全表述的困难。这里就显示出在文学自觉和兴盛的魏晋时期,刘勰自觉地意识到"言"与"象"之间存在不可完全表述的客观困难。     

汉代女性教育与文学

汉代女性教育以家庭教育为主要方式.一些出身于官僚、贵族、士大夫家庭的女术教育外,多有诵经读骚,广观博览,以至于能通百家之言者,良好的文化素养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必备的先决条件,这些"博学高才"的女性促成了汉代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汉代女性教育,对汉代女性作家的生成及其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钟、谭论“灵”与“厚”的美学意蕴

钟惺、谭元春论诗评诗时反复所谈的“灵”与“厚”有着丰富的美学意蕴。他们不仅大量使用“灵”与“厚”及其系列概念 ,为丰富传统的文学理论范畴作出了贡献 ,而且联系创作过程和作品来探索“灵”与“厚”的关系 ,将文学理论史上对这两个范畴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钟、谭的诗歌创作未能很好实践其“灵至于厚”的理论主张 ,而他们的散文创作则不乏既“灵”又“厚”的佳作     

论块垒

"诗可以怨"、"愤怒出诗人"等说法表明,作家的人生感悟是产生创作冲动、进入创作过程的原点,也是整个文学活动的起点。我们筛选出"块垒"来表示作家的人生感悟的郁积状态。块垒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感悟,是渗透着深刻理性的情意状态,来自于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并处于向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转化过程中的产物。块垒在文学创作中,一是作为"受动之始"的情绪记忆,二是驱动创作活动的内在激情,三是作为蓄势待发的心理定势,最后将会变成作家头脑中的生气灌注的意象世界,即文学作品的雏形。块垒是作家酝酿、孕育作品的心理活动,应该成为文学理论体系中的元问题。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英雄"理念的逻辑演绎

"新英雄"理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重要美学范畴,也是革命文学英雄叙事文本建构的核心规范。左翼时期的"新英雄"理念是由革命文学家根据各自的理解而独立提出的,强调新英雄的特质乃是集体主义,却未成为文学创作的指令性规范;《讲话》发表后,"新英雄"理念则成了工农兵文学的法定性的头等重要创作原则,它演绎出的新英雄范式越来越理想化偏激化,成为政党意志的集中体现,而文学创作必须遵循,从而悖离了现实主义轨道;及至"文革"新英雄理念便成了制造现代迷信的理论根据。     

论贾谊“广道显德”的文艺观

贾谊是十分重视文艺的教化作用和认识作用的。他尤为重视其认识作用,而不太注意其抒情作用。如果从创作方面来看,贾谊不太重视文学艺术的抒情作用的话,那么从审美的角度看,也就必然不太重视文艺的愉情作用。当然要完全否定文艺的愉情作用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它的作用就是通过感情的愉悦进而影响人们的意志的。     

1956年：“双百”方针催生的小说新潮

以"双百"方针的提出为背景,1956年的小说创作新潮确立了"干预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姿态,从而打破了50年代初以颂歌为主调的文学创作模式,开辟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新维度和新思路.这一创作新潮的出现既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精神的再生,同时也是建国以来重新确认知识分子角色的一个重大尝试.     

文学现代化的误区与“拿来主义”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努力已一个世纪有余,然而文坛经典之作却屈指可数;尤其是近十年来,伴随着话语转型而来的却是“失语”的焦虑;“颠覆”“消解”之后却不见有效的重构。具体表现在：一,我们的文艺理论一直在西方的文艺理论里徜徉;二,我们的创作在一味地模仿西方的现代形式。显然,我们的现代化已走入误区。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照亮我们走出误区的圣火。     

刘勰论"味"蠡测

刘勰认为作品是情理与文辞的统一 ,“味”是作品带给读者的感受 ;“隐”的表达产生“味” ,“味”即情意的含蕴丰富 ,体会不尽。“隐”是将情感蕴含在艺术形象即景物描写中 ,通过言外之意委婉传达 ,达到“物色尽而情有余”。刘勰的论述影响中国古代诗歌创作追求情景浑融、情意无穷的审美建构和广阔深邃的艺术境界 ,也影响诗歌批评探讨总结诗歌意境的审美特征 ,是中国诗学意境理论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神思》篇“虚静”说释义

《文心雕龙·神思》篇“虚静”的语义本于老庄哲学认识论的虚静说。刘勰以之论述作家创作的艺术想象活动 ,是对老庄神秘的直觉主义审美观的转用。其文学理论意义即在于揭示了作家展开艺术构思活动所应备有的主体条件 :“虚静”就是要求作家临文创作应实现由生活态向审美态的转换 ,排除世俗尘杂而生成审美心胸 ,在由“虚静”心态所拓展的艺境之中 ,凝神结虑 ,驰聘文思 ,从而创造出妙造自然的艺术形象     

丁玲创作的“小资产阶级倾向”问题关注

"小资产阶级倾向"是革命文学意识形态对作家创作内容和风格的一种批判性的界定,实质上是指与革命文学的叙述规范相悖的某些叙述内容和风格。本文将结合丁玲的部分作品以及当时对这些作品的评论文章,来具体分析"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内涵以及它被提出的原因、背景,从而更好的认识这一文学现象。     

赵树理的"标本"意义

赵树理在中国1940—1960年代的文坛上几度浮沉,最终以悲剧告终,对研究这期间的中国文学是有着"标本"意义的。其"问题小说"创作与"中间人物"的塑造都为他招来不少是非,而究其根源却在于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赵树理的褒与贬实际上与对现实主义把握的正确与否有关。赵树理这一"标本"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为现实主义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