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论友爱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是他的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是生活中最为必需的德性,友爱的基础在于共同性。他强调作为朋友就要共同生活,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许多朋友。朋友是另一个自我,对朋友的爱就是对自己的爱。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的这些思想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传统有可能在今天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复兴。     

友爱是通往幸福之路——亚里士多德友爱论探析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最终的、最圆满的目的就是幸福。幸福需要友爱，友爱是生活中最为必需的德性。有快乐、有用及互知善意三种友爱。友爱不同于爱和友善，友爱是一种品质，是自然感情的理智的表达。友爱是对自爱的延伸，真正意义上的自爱是依照理性生活、公正地行动并培养高尚的特性。幸福的人需要在朋友的实践活动中即友爱中来沉思和实现生命的全面实现活动。从广义上说，公正是德性的总体，但友爱在一定条件下比公正更为重要。有友爱就不会需要公正；而仅只有公正，就还需要友爱。良好城邦的条件之一是公民的善德，这就需要友爱作为保证，因为友爱会激发人身上的好品德，最终促进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达到完善的道德关系从而实现美好生活。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友爱危机及其化解路径

友爱是一种德性，具有独特的伦理价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友爱的支撑。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友爱危机并寻求其化解路径。当前，传统纯私德领域的友爱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功利性突显使友爱表现出不稳定，社会阶层的分化影响了友爱的维系。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友爱危机，伦理共同体的建立则是一条化解危机的有效路径。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的第一部伦理学专著,亚里士多德在此书中着重阐述了他关于友爱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不仅是某种德性,也是生活中最必需的东西;友爱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友爱是联系城邦的纽带。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思想是西方近现代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和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我国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和价值。     

哲学的友爱: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

在通向存在问题的探究之旅中,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重要灵感源泉的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都在不同层次上赋予了"友爱"以某种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哲学的友爱",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体现为两个为智慧或存在所吸引的有德之人,通过分享思想与语言,一起走向最高智慧或完满纯粹的存在。不过,在爱智者与智慧之间是不可能发生这种友爱伦理的,因为完全自足、自在而永恒的神"不需要朋友"。对海德格尔来说,在其前期此在诠释学或基础存在论中,由于那种"能够为他人的能在做出表率"的朋友构成了每一有限性此在去本真存在的重要保障,所以,以"去存在"作为本质特征的诸人类个体之间的友爱仍然是值得向往的。而中晚期则更多地设想了一种此在与存在本身之间的友爱形态,并且这种友爱对于诸此在个体之间的恰当关系具有一种奠基性意义。至于伽达默尔,在并用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并且努力与后者保持一定距离过程中,更为坚决而明确地捍卫了友爱在人类存在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的极端重要性。即正是在一种善意的、互动的、交谈性的友爱生活中,我们才有可能不断地促进和丰富那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自我理解,才有可能不断地确认、更新和扩展我们人类的自我存在以及对其他存在者的理解和把握。当然,三位思想家对于哲学友爱的思考也是与人的有限性、理性和语言等其他重要哲学问题密切相关的,从而也使得各自"哲学的友爱"之观念获得了不同的表现形态。     

追寻美德——西方德性伦理的复归与反思

纵观西方伦理历史,德性伦理经历了由盛而衰到复兴这一过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论,在经历了中世纪神学伦理、近代契约伦理后,逐渐衰落,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到了现代,它又重新被许多伦理学家认识,成为继元伦理、规范伦理后最引人注意的理论,其中对德性伦理贡献最大的当属麦金太尔。综观西方德性伦理的历史,结合社会现代性特征,我们能够合理地推论德性伦理将走向一条辩证复归的道路,这条道路有着现实的挑战,同时也有着实现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现代社会面临道德危机,道德支离破碎,德性伦理将与其它伦理形态共建一个动态、多元的道德体系。     

目的论视域下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嬗变——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伦理学为学术资源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两位伦理学家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却是"形似而神不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论观念与德性伦理天然结合,以善为纽带相遇在宇宙自然和人类生活之中。但在康德这里,目的论思维与德性论却呈现出变异改造的景象。于是,古希腊以来的德性传统在结构模式、价值根基、幸福追求等多方面发生了嬗变,一种以善为最高价值追求的德性伦理形态渐渐退隐,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应当为至上目标的规范伦理形态,悄然改变了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发展样态和行进轨迹。     

论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道德知识的解读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体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伽达默尔围绕实践智慧的概念阐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知识理论,并在其文本中详细分析了道德知识与技艺知识之间的异同之处。伽达默尔这一研究思路基于他的解释学基本理论,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传统视域。这一创新对当代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论莱布尼茨的伦理思想

莱布尼茨的伦理思想在现代启蒙伦理的发展史上具有一种明显的过渡性质,他试图通过理性的形而上学重建伦理的最终基础,但是在思想中又留下许多经院哲学的痕迹;他与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英国经验哲学不同,在伦理学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伦理学的许多论题,但又不是从德性论而是从法则和义务的概念出发,甚至把所有伦理的东西归结到作为最高立法者的神圣意志上。他的伦理思想的大部分内容都被康德所继承,而他的旧形而上学却被康德所摧毁和改造,但无论如何,前康德哲学的最重要努力在他的思想中找到了核心。     

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

20世纪后半叶英美伦理学界兴起了一股德性伦理学思潮,德性伦理学主要批评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规则伦理学,标榜古代德性伦理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复兴。关注点从行为的正当性规则转向人如何在共同体中实现美好的生活。同时德国哲学界以阿伦特和伽达默尔为代表受海德格尔启发,也致力于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从社会交往层面理解实践,并且强调实践的合理性不同于技术合理性。这些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虽然形态各异,但有着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于现代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泛滥的批判,对于现代个人主义膨胀导致的诸多弊端的批判。力图借鉴古典资源审视当代社会,呼唤实践智慧引导人们在共同体的伦理生活中追求完善和幸福。这表明古代经典思想在现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真之视野中的亚里士多德逻辑

亚里士多德开创了逻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求真的工具。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真之符合论,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为达到求真,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他的逻辑学说。纵观其哲学与逻辑思想,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是围绕“必然地得出”这一观念形成的,而这一观念来源于其求真思想。求真是逻辑的本质,求真的外在形式表现为推理这一技术手段。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是通过推理达到求真的科学。     

公共共同体的社会德性：公正和友爱——《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友爱和公正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通过对德性的论述,得出人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除了对节制,勇敢和其他相关个人行为的德性论述外,友爱和公正及其和共同体的关系是亚里士多德讨论最为详细的。这些精深的思想对今天公共共同体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当代西方德性伦理视域中德性概念的诠释

自1958年英国哲学家G.E.M.安斯库默发表《现代道德哲学》一文以来,德性伦理在西方伦理学界迅速发展,成为研究的热点。其中,德性的诠释是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之间斗争的核心。研究德性的不同诠释,我们能够认识德性概念在德性伦理中的重要性,也能通过对德性的不同诠释,深刻理解道德的本质构成,进一步认清伦理学的发展方向。     

论孟德斯鸠对亚里士多德式政体理论的改造

关于政体理论,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无疑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政体理论也都构成了他们政治思想的基础。从形式上来看,孟德斯鸠承袭了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的框架,并通过这样的框架讲出了十分不同的内容。孟德斯鸠从根本上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原则,德性不再作为区分政体优劣的根本标准,原因在于他将德性从其与智慧的关系中剥离开来,而降低为一种激情。于是,对于所有的政体,其动力——德性、荣誉、恐惧,都将处于激情的层面。因此,无论哪种政体,其权力的本质都是一致的。另一个与亚里士多德分类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于：孟德斯鸠将专制主义单列为一种政体类型。这一方面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上述原则的改变所致,专制主义这种权力最原始的表现形式,成了现代政体最危险的演变可能。孟德斯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写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     

西方哲学中的实践与实践哲学

针对国内在实践哲学研究中的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本文考察和梳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的含义和他的实践哲学思想,指出了实践的原初含义是指人的合乎理性的善的行为,主要包括伦理和政治这两个领域。因此,传统的实践哲学主要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其研究的内容是德性和公正这样一些社会秩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从而同理论哲学相区别。然而,由于亚里士多德强调了理论哲学的重要性,致使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实践哲学被忽视了,遭到了冷落。但是,到了当代西方哲学时期,由于理论哲学出现了危机,实践哲学正在不断地复兴。当代的实践哲学不仅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论,继续研究相关的问题,而且还发展了实践哲学,使实践哲学从部门哲学发展成为了哲学的一个分支,在内容上更加关注生活世界,更加关注价值意义的建构。因此,从实践哲学的角度,研究当代西方哲学,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和极大的帮助。     

明智——一个道德的人必备的理智德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明智作为实践的理性不同于知识等理论理性,它指导伦理德性的形成,是理性在道德活动中实践的能力。同前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思想不仅强调理性认知,而且强调了理性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智作为关键性的理智德性,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既强调理性又注重实践的伦理思想的特质。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