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视域下历史虚无主义的透视与化解

“后真相”下碎片化、非理性因素、舆论占主导的发展模式给历史虚无主义以衍生空间，使其不断以新面貌和新手法亮相发声，具体表征为以隐性的构境手法蒙大众之眼、以柔性的叙事话语掩虚无之实、以灵活的媒介传播虚无之果，这些做法源于“后真相”视域下去语境化杂糅信息的逻辑陷阱、情感化叙事手法的软性渗透、非理性化网络舆情的宣传煽动。对此，应从以“辨”识真，强化受众历史批判力与鉴别力；以“情”动人，激发深厚历史文化情感与合力；以“理”化极，培育创设历史分析的理性环境；以“行”促思，破解历史虚无主义“茧房”迷局等四重维度予以化解。     

中国对外援助话语的共情修辞机制及效果探究

共情修辞可被视作推动国际传播的重要路径之一。中国对外援助话语包含了诸多共情修辞印记,契合了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和共情意动的共情逻辑,经历了从文化认同到情感认同再到理念认同的过程。研究发现,在共情效果方面,受众与修辞者的共情水平并未表现出一致性,相反,面对修辞者持续高水平的共情,受众情感呈现出周期性波动。受国际话语博弈和“泛媒化”景观的影响,援助国和受援国在修辞者和受众的身份中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带动了修辞传播中共情效果的折变。在对外援助语境下,内化共情修辞机制的话语体系建设是实现外部认同和提升援助效果的关键。     

“情感转向”与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

“情感转向”是近年来在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广泛谈论的话题，传统的艺术理论同样在“情感转向”下发生变化。首先，艺术理论的“情感转向”挑战了艺术的“意义表征”体系，使经典艺术理论发生了转向；其次，因为“情感转向”关注身体，所以它在以“意义表征”为核心的经典艺术理论话语范式转向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以“身体感知”为核心的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再次，“情感转向”所形成的艺术情感理论从“元政治”角度重新定义“感性”的政治内涵，揭示了当代艺术与社会或美学与政治的新关系，构建了批判理论时代之后的“艺术-社会”观，为“后批判”时代的艺术批评提供了有别于批判理论的另类视角。     

“互联网+后真相”时代学生党员批评与自我批评研究

"互联网+后真相"时代的"真相"具有反客观性特征,它迫使以事实真相为依据的学生党员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陷入多维困境。分析表明,在"互联网+后真相"的逻辑驱使下,与网络融为一体的学生党员的政治信息环境呈现出信息生成趋主观化、信息传播趋去权威化、信息解读趋碎片化和信息应用趋理性化的异化特征,从而导致学生党员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出现了伦理之维、技术之维和价值之维的实践困境。对此,应在党的领导下将各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充分发挥政府指导、网络归导、高校引导和党支部疏导的综合治理效用。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生成与具象传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话语和政治话语的重大创新与发展,该话语的生成是现实逻辑、理论逻辑、文化基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现实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是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抵制西方话语对中国民族政策污名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从理论逻辑和文化基因来看,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遵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指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团结文化是话语生成的文化基因。而话语生成之后,通过传播才能获得人们的认知和认同。因而,可通过修辞化、视觉化、音乐化、故事化等传播路径,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传播,进而建构与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认同。     

从“理性认识”到“意识呈现”:休谟道德哲学建构的情感逻辑

“休谟问题”是休谟反对理智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传统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哲学洞察和理论成果,它应当被提高到休谟建构道德哲学的哲学前提和逻辑基础的高度来认识。与“理性认识”的道德哲学建构逻辑不同,休谟将道德哲学“问题域”严格限定在由“心灵意识”所“呈现”的“情感世界”,从而在“赞美”或“谴责”的“情感世界”中建构“道德世界”。休谟道德哲学让被理智形而上学“遮蔽”的“情感世界”敞开自身,剥夺了“先验理性”对“情感”的统治地位。“情感”为道德哲学建构提供了“可接受”和“可理解”的基础,从而将“理性克服情感”的传统道德哲学结构颠倒为“理性服务情感”,强调“情感”在道德哲学建构中的“优先性”与“独立性”。休谟道德哲学建构的“情感”逻辑是在从“理性认识”到“意识呈现”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对立框架下展开自身的。     

民族认同与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

图像作为一种叙事手段与记忆媒介,与文本、影像、声像等审美形式在“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塑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中华民族的视觉化表征,参与整个民族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集体价值的确证。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黄河—母亲”的隐喻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促进民族统一与融合。嗣后,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媒介——记忆场,涵括家国命运、抗争进取、人文情怀等不同意蕴的民族精神。依照“图像叙事—记忆—认同建构”的理论逻辑,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借黄河图像唤起社会个体之集体记忆,增进个体对集体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研究,不仅凸显出黄河图像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资源。     

网络意识形态的后真相症候及其应对策略

在网络技术座架的加载之下，网络意识形态日益烙印了虚假谣言遮蔽真实信息、情感驱逐理性的“后真相”特征。真假待辨的拟态环境失焦、真假不辨的数字鸿沟加深、真假难辨的信息传播熵增等是网络意识形态典型的后真相症候。追问网络意识形态的失“真”因由，主要存在情感至上的非理性化、个体驱动的去中心化、负面取向的偏向化、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外来侵扰的迭代化等。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后真相症候需要对症施药，坚持创设有益拟态环境、管控数字资源、甄别意识形态问题等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还需讲究宏微策略，于宏观层面做到正面回应、负面限流、侧面引流；于微观层面推动全媒体时代的迭代更新、融合发展，做好“正能量”“管得住”“用得好”的议程设置，释放行业协会、头部媒体的自建自治效能，培育个体延迟判断、理性冷静、查找证据的媒介素养等。     

“后真相”时代的真相建构——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后真相"时代放大了反转新闻、"信息茧房"和公众情绪传播的效应,加剧了专业新闻业的危机。究其原因,在于主流媒体的新闻生产逻辑已不再是建构真相的唯一权威,受众对情感认同的需求超过了对事实的需求。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视角,结合全球新闻业最新数据,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作为"行动者"的事实核查机构与社交媒体正同专业新闻媒体争夺真相"代理人"的地位。将新闻生产的准绳从强调"客观性"的价值层面下降到强调"透明性"的操作层面是主流媒体与其他行动者博弈的最后手段。公众的主体性在多元角力中得以彰显,新闻真相存在于行动者网络的动态"转译"中。     

后真相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信任关系的建立

后真相时代人际信任弥漫着深度焦虑,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中各种不实信息导致的轻信盲从和网络舆情更凸显出后真相时代信任的异化.思想政治教育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中应发挥出思想引领、政治引导和心理疏导的功能,但当前网络去中心化、信息茧房、网络民粹主义等对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信任关系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有效应对后真相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信任面临的困境,需要从时间维度上实现一体化接续教育,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信任链;从空间维度上实现协同联合教育,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信任网.     

陈楸帆《人生算法》的创伤叙事与生命言说

人生是一次单向度的旅行，既有时代潮流的冲击，又有个体选择的缺憾。困厄遭际与创伤体验往往导致人的轻生心态或重生幻觉。《人生算法》的主人公韩小华在“算法”的加持下经历了三次灵与肉的洗礼，还原为一个非异化的“人”,折射出科技时代人类社会对生老病死、聚散顺逆的情感之殇与疏离疗愈，蕴含着科技理性与人文情感相融相生的潜在话语。     

智慧医疗情境下的主体关系及其沟通信任秩序的建构

智慧医疗情境下主体之间沟通关系的结构表现为智慧医疗初级阶段的“地位主导的家长式”医疗结构,以及成熟阶段的“以新型人类医生为主导、以智能数字医生为辅、数字病人参与”的医疗结构。现代医疗专业分工细化,基于神经网络的算法输入、输出的过程黑洞,以及智能数字医生的情感匮乏让智慧医疗情境的信任风险更为复杂化。智慧医疗情境下,医疗主体沟通和信任之间具有一定的耦合关系,主体沟通信任的建构遵循从认知信任到情感信任的建构逻辑。     

政治认同的逻辑

政治认同的逻辑是指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所在政治系统运行状态认同的底线或原则,即人们的政治共识。政治认同的逻辑应该与人的需求相吻合的,人的需求是一个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发展的过程,人不仅有物质利益的需要,而且有精神或情感满足的需要。政治认同的逻辑也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次序:从利益认同到制度认同再到价值认同,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其中,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逻辑的起点,制度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关键,价值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     

“存活论”的新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中心

“失语症”引发的身份焦虑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激发的情感认同,合力促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跨世纪重大命题长达近二十年的持续讨论。然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症结在于知识主体总是习惯于站在一个超然的阿基米德点进入问题场域,使“现代转换”指向以特定先验逻辑为假设前提,存在着主观性的先天不足。因此,在“失语症”和“转换论”之后,“存活论”的提出是一个新理论,也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希望之所在。     

“信任”理念的嬗变——休谟、马克思、吉登斯的信任谱系

信任理念历经嬗变由传统信任走向现代信任。早在启蒙时代,休谟就以“社会化理性”为基础规划出基于“符号系统”的传统信任模型;马克思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批判中揭示出现代性背景下传统信任理念的失败;吉登斯为重建社会信任,在马克思社会批判基础上,以现象学方法重构现代意义上以符号系统为中介的现代信任理念。于是,从休谟到马克思再到吉登斯就在哲学意义上展现了一部信任理念的发展史。     

启蒙：一个永无休止的叙事--从古代启蒙到后启蒙

作为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分界,理性是启蒙的一个关键词,被表述为自然理性、公共理性、历史理性及世俗理性。自然本无理性,康德用此表达“自然向人生成”之合规律、有目的运动。公共理性是指在差异性自由个人联合体中的自觉合约,体现为法理、伦理制约下对个体世俗理性中非理性之自然性之改造和提升。当个体自由成为整个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升之基点,启蒙方完成了其使命。这是历史理性之宏大叙事的一个永无终结的运动过程,解放生产力导致“劳动日的缩短”则作为其根本条件。这个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包含在从中国、希腊等古代思想传统到法国启蒙主义和康德四大批判以及马克思学说等人类全部优秀文化遗产与前沿理论之中。当前需要在新语境下重新整理并复原这些珍贵资源,在实践中续写启蒙叙事。     

数字化转型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理性边界与未来进路

对于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而言,数字化转型既是机会又潜藏危机。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必然趋势,并引发其在课程建设、实践教学、技术媒介等方面的逻辑转向,表现为从集群化“思政课+专业课”到数字化“大思政课”,从思政知识“口耳相授”到数智思政“具身沉浸”,从思政课堂“云上平台”到课程思政“数字生态”。其间,亟待澄清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主体理性、内容理性与过程理性,秉持课程思政教育思维与数字思维,兼顾思政理论知识与虚拟仿真体验,协同“三全育人”与思政数字治理。为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与数字化转型实现共生发展,需要警惕数字技术异化,重塑高校课程思政的制度体系;分类组建数字联盟,打造高校课程思政的数智生态;探索多元表达方式,构建课程思政的数字话语体系。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公共之“道”与理性之“路”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是一个关涉多元主体参与、多维利益博弈的“公共性”复杂系统。“个域共同体”因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限制，在质量管理上易引发“由外至内”“自上而下”和“从出到入”的混沌逻辑。公共理性指引下的职业教育质量治理之“道”，即在思维逻辑层面确立一种“公共”思维意识，通过遵照普遍的公共意志，建立在质量治理上的公共理性思维；在实践逻辑层面，须寻求在“理性”指引下的共治之“路”，以助推最广泛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与共赢。     

“后真相”时代高校育人的挑战与应对

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加快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其非理性、情绪化等特点在潜移默化中对正处于价值观形塑期的高校青年造成情理倒序、质疑权威、交往圈层狭窄等一系列影响,也挑战了高校的管理权威、话语权威、教师权威和思政权威。高校应当正确认识"后真相"时代的特点,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构建舆论舆情管理机制、思想政治工作"三贴近"机制、师生共同成长机制、学生现实问题解决机制及提高学生媒介素养机制,并予以应对。     

“信息茧房”负效应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作用探析

网络环境中“信息茧房”负效应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个体信息碎片化下的认知偏差;第二,个体“情绪偏爱”下的选择性接受;第三,群体效应影响下个体的非理性共享。具体表现为网络谣言、“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论发酵;网络泛娱乐化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消解;多元文化圈对个体特别是青少年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传统人文精神塑造的挑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新形式,面对“信息茧房”负效应,亟须发挥引导作用:通过转变话语方式、思想价值引导突破网络社群固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信息“把关人”和议程设置;强化网络法治意识;树立网络用户正确的文化消费观,促进拟态环境下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网络生态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