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观念视阈下的文学经典文本解读

互文观念是西方20世纪出现的一种文学文本释义理念,它十分关注文本解读过程中,当前文本与先前文本、历史文本及历史文化记忆的多重关联,在比较中凸显当前文学文本的文化蕴意。中国古代也有"互文"思想,但主要是一种文学创作修辞技巧和文本释义句法理论。囊括中西学术思想的新型互文理论对于阐释文学经典文本的语言美和多重文化意蕴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     

系统思维视角下的微型文学文本语言文字体验

本文运用系统思维理论,对中国微型文学文本语言文字从"节省"、"启发武方法"和"协同作用"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微型文学文本语言文字的直觉符号性的探讨,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观察并体验了作为中文民族"文化基因"的系统思维方式对文学文本语言文字普遍性和民族性的影响.     

"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     

泛媒介互动路径与文学转变

本文考察泛媒介互动路径与文学的转变。认为中国文学的泛媒介互动路径主要有四条一是纸媒借影视复魅或还魂,二是与影视同步到纸媒,三是从互联网到纸媒,四是从移动网络到纸媒。尽管文学传播主要依靠影视、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的扩张,但纸媒仍是当前文学的泛媒介互动的主渠道。随着泛媒介互动路径的拓展,中国文学正在发生转变文本表意系统被悄然改写,构成读者阅读文学文本的“前理解”场;媒介特点往往影响文学文本的传播方式和表意系统本身;导致文学的主媒值与副媒值区别出现,主媒值是传输文学文本的主导媒介所实现的价值,副媒值是传输文学文本的次要媒介所实现的价值;当前我们无法不面对文学空间的伸张与缩减的悖论。     

重视利用出土文献 推进古代文学研究

20世纪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影响 ,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最直接也是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一个大批佚失的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 ,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创作情况和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甚至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史的看法。在这方面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敦煌文学文本的发现。敦煌文学文本包括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等 ,不但加深了我们对唐宋文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学的认识 ,而且形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分支———敦煌文学。此外 ,马王堆帛书中 ,与文学关系至为密切的《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乙本、《…     

社会转型时期期刊翻译文学的社会性解读——以民国初期《小说月报》为例

作为翻译文学的一个主要源头,期刊翻译小说研究远未展开。将上个世纪初大型文学期刊《小说月报》翻译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其译本生成的"适应"与"选择"作出客观的描述与解释,是期刊翻译研究的一种新尝试。"文学功利性"、"家族翻译行为"、"译入语杂合"、"演译"是民国初期译者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语言生态系统的优化选择。     

美国犹太小说中的全息链

美国犹太小说蕴涵着丰富的犹太文化内涵,文学与文化形成了一个精妙的全息系统."悖逆--整合"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性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如同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中的"经路"和"气"一样,成为一条联结犹太文学与犹太文化整体、贯通犹太文化各个方面、各种范畴的全息链.这务全息链主要采取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实现小说文本对犹太文化本源内涵的呈现.     

试论文学经典的文本活态化

"文学经典"的概念只具有话语修辞的功能,其内涵与"经典"的原初义有明显差异.经典的原初义是以固化的文本为标识,而文学经典却是以文本所呈现的意蕴作为判断依据.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理论启发,即如果突破以固化文本为文学经典的传统观念,而把文学经典的文本存在方式视为一种"活态"存在,则可在文学经典的文化身分表达、文学经典的艺术生存空闻和西化的文学经典观等问题上获得新的理论认识.     

"丑陋"母亲:走出"母爱神圣"的神话——对中国现代文学一种"反母爱"主题的审视

书写"恶魔"般母亲、审视丑陋母爱的主题,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另类现象。此类现象体现在许多女性作家特别是女性意识更为自觉的张爱玲的创作文本中,构成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审视这一"反母爱"主题,可以发现其蕴有丰富的社会、人性、历史内涵和提升女性文学价值的文学史意义。     

文本是如何被建构的?——试论伊格尔顿文学生产理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特征

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汲取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开阔的视野从"物质"和"精神"多个层面研究文学文本的建构过程,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个案.伊格尔顿把文学文本的外部分为一般生产方式等五个要素,并研究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文学文本内部,他提出文本是意识形态的生产,研究了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建构性关系,进而指出各种外部要素建构文本的方式.无论是他从多个角度研究文学,还是对文学的物质生产层面的强调,以及对文本建构方式的研究,都带有明显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特征.     

论经典文本生产的惯例系统——以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为例

文学经典的产生不仅与文本的原创性密切相关,而且与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以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为例,"传统"作为一个层次分明的惯例系统直接影响文学文本的经典化进程。具体而言,这一系统至少以文化惯例、常规惯例和专业惯例等不同形态,在文学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它既影响到作家对创作风格、手法及内容的选择,也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欣赏、接受与评价。总之,任何文学经典的产生,都必然受到文本生产惯例系统的深刻影响。换言之,任何脱离了传统的文学作品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经典。     

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大众化、经典化及学科化

自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作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众化的参与力量、经典化的介入力量及学科化的主要力量,紧密地锲入了大陆对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想象与建构过程之中,成为研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媒介文本.     

中国维度下“天使岛诗歌”史诗性与文学性再解读

中美学术界均主要视"天使岛诗歌"为华裔美国文学/历史的奠基文本,突出其独特的"华裔感性"对于构建美国华裔新身份的重要性,无意中忽略"天使岛诗歌"作为早期中国"新移民"创作,同时也是北美华文文学拓荒性文本。其史诗性在于诗歌的怨语愁言反映出近现代"家国同构"模式上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其文学性在于作为一个民间集体文本,其精品多以富于民族趣味的"比兴"及使事用典等传统手法呈现移民们丰富、鲜活的感性。而"非诗性"应放在近代"诗界革命"后旧体诗词自身转型的诗史维度中理解。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

"汉诗"作为"汉语诗歌"的缩略语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凸显出强烈的民族感和文化寻根意识."诗是记忆的语言编码",这是隐藏在马来西亚华裔诗人林幸谦诗歌文本中的诗学思想.文化身份的缺失是林幸谦诗中最为惆怅的歌唱,他的汉诗写作是马来西亚本土文化、台湾文化、香港文化、西方殖民文化、西方后现代文化、西方后殖民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元互文,所以其诗中的文化含量特别大.在海外汉诗的书写空间中,中国是一个宏观文本,并且这个文本就是一个宏观隐喻,诗的书写则是一种诠释中国的隐喻,这种隐喻是一种微观文本.     

文学"知识场"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文学"知识场"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场域"理论和知识谱系学二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理论前提是要确立文学"知识"观。文学"知识场"研究主要是研究场内不同谱系的文学知识话语变迁和差异形态,以及各种因素在其等级性特征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等,可以凸显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特别适合用来研究处于转型阶段的文学实践。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阶段,以往无论是以社会、作者、文本或是读者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大都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更多地关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断裂意义,而忽视不同文学格局间的内在联系。文学"知识场"的研究方法为突破二元思维,重塑新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提供了可能。     

超越与逃逸:对"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重新反省

"60年代出生群体"仅仅因为年龄上的相近而被列为一个创作群体,虽然这一称谓并不意味一个统一的文学派别,但这些作家的文学观念、表现方式和语言风格也有相近之处.他们远离意识形态中心,创建一种回到文本、回到个人经验的文学趋势.这一代作家无疑把当代中国的文学带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创造了汉语言文学在叙事方法、语言表现以及个人的内心体验方面的崭新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表明传统中国文学的顽强韧性,又预示着未来无限开阔却杂乱的前景.他们是一种象征、坐标,一种终结与寓言.     

学者与作家“非虚构”写作的“异质同构”——从梁鸿、孙惠芬的两部新作的历史叙事说起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是近年"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虽前者偏重于学者访谈、后者有强烈的小说叙事意图,其历史叙事呈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效果,但从本质来说,皆秉持良知与责任直面中国农村的精神溃败和现实自杀问题,以社会学叙事方法展现出了中国农村现代性进程之殇。从这一角度而言,"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对文学责任的重新寻找,对文学精神再次体认的过程。同时,俯就现实与权利规训下的价值迷失、作家对文学话语建构历史合法性的过于自信也造成了文本叙事中的过度介入问题,进而显现出非虚构写作在当下因工具理性主义遮蔽文本叙事艺术所展现的写作缺失。     

对女性文学"两个文本"争论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关于女性文学的两个文本——性别文本与政治文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争论的根源在于对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研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两组概念的不同认识。而对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批评的界定应考虑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界的实际,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维度应当成为中国当前女性文学批评不容缺失的批评维度。     

"隐含读者"观照下的文学翻译

翻译中译文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翻译界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译者感到棘手的问题。本文通过文学翻译探讨了"隐含读者"中读者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和译者对原文本的"具体化"。阅读是翻译的前奏,根据"隐含读者"中强调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作者阐明了一点,即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原文可进行再创造,但所译之文又必须基于原文;文中还粗略分析和归纳了译者对原文本"具体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