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权力、薪酬结构与企业业绩

经理人薪酬合约的安排,既是为了缓解代理问题,其本身也可能受到经理人权力的影响.本文实证检验了经理人权力对薪酬结构的影响,发现经理人权力越大时,越倾向于选择高额的货币化报酬,以替代在职消费.进一步看,本文结合经理人权力这一重要权变变量,探讨不同情况下,经理人薪酬结构安排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结论表明,当经理人权力较大时,在职消费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公司的利益和经理人的私人利益相一致,对企业业绩发挥积极作用;但当经理人权力越大、同时货币薪酬对在职消费的替代性越强时,经理人越有可能滥用在职消费,降低企业业绩,导致在职消费激励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其使用用途的不规范.不同于以往研究结论中一概而论地只关注在职消费激励的低效率,本文的研究结论部分支持了经理人权力和薪酬结构的相机治理原则.     

向家乡投资:信息、熟悉还是代理问题?

本文探讨公司投资中是否存在CEO的"家乡偏好",并且在信息、熟悉假说之外,基于身份认同经济学进一步提出代理问题假说,以检验中国情景下公司投资的家乡偏好动机。以手工整理的民营上市公司CEO家乡以及母、子公司地理数据,本文通过民营上市公司—地区—年度样本以及仅包含了异地任职CEO公司的子样本实证均发现:公司会更多在CEO的家乡建立异地子公司,该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测试之后仍然成立;并且CEO家乡的子公司相比其他异地子公司绩效更差。这说明公司投资中确实存在CEO的"家乡偏好",并且其更适合以代理问题假说来解释,而非信息和熟悉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自身代理问题越轻(CEO持股、年轻CEO)和外部治理越强(机构投资者持股高、分析师跟踪多)均会抑制公司向CEO家乡的投资;代理问题假说解释的"家乡偏好"投资并不存在于董事长个体中,我们虽然也发现公司会更多向董事长家乡投资,但这种投资的绩效并无显著差异,相对更适合以熟悉假说解释。本文从家乡偏好视角将身份认同引入经理人代理行为,不仅在公司投资层面丰富了家乡偏好的经济后果,也以经理人个人偏好拓展和丰富了经理人代理问题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中国情景下经理人代理问题的新证据。     

退出威胁能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吗?

已有文献认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可以缓解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降低经理人的代理成本。本文基于新兴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特征,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否可以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以股权分置改革事件作为退出威胁的替代变量,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降低了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提升了企业业绩。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当其他大股东退出对控股股东财富的影响更大(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更高)、退出更可信(持股比例相对于控股股东更少)以及处于对控股股东外部约束更差的环境下(法律环境较差地区和非四大审计的公司),其退出威胁更为有效。进一步检验的结果表明,大股东的退出威胁还加强了经理人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即缓解了股东经理人的利益冲突。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来自于新兴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董事激励与公司业绩--实验的证据

我们在实验框架下检验了董事会成员的激励对股东财富和CEO报酬的影响,以及该报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度.文中提出了两种任命董事的方法,一种由CEO任命,另一种由最大的股东自动担任董事.由董事会决定CEO的报酬,而CEO负责企业的生产、投资和分红决策.投资者根据接收到的每个公司的分红、资本收益这些信息,通过买卖这些企业的股票来调整他们的资产组合. 我们发现,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度随董事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上升.此外,当大股东作为董事会成员时,经济体所产生的财富(股东财富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大;而当CEO选择董事时,结果是缺乏效率的.本文讨论了关于董事职能和相关代理成本这一研究结果,以及标准会计框架下,限制执行人员报酬和报表标准化要求.     

董事会特征、高管薪酬与薪绩敏感性--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以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 2001 年为数据来源的窗口期,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改革对高管薪酬水平及薪绩敏感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薪酬委员会设置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兼任对高管薪酬水平有显著正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独立董事制度建设与董事长总经理二职兼任均显著提高了薪绩敏感性,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对薪绩敏感性也有一定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公司治理改革可以有效抑制行为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提高上市公司高管薪绩敏感性.     

控股家族的“垂帘听政”与公司财务决策

当控股家族退居"幕后"时,非家族成员担任公司董事长使得家族声誉和公司形象分离,由此可能加剧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本文以1999~2014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较为深入地研究了控股家族退居"幕后"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与由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相比,非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企业的资本支出更少、创新水平更低、负债比例更高、债务期限结构更长、现金持有更多、股利支付更少。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当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时,资金占用、关联交易等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更多;管理层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离职—业绩敏感性较低而在职消费更高,表明控股股东与公司管理层存在合谋的倾向;而且,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的业绩表现要劣于家族成员任董事长的企业。这些研究结论表明,控股家族退居"幕后"降低了家族声誉受损成本,恶化了公司的代理问题,从而扭曲了公司财务决策。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检验了家族涉入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为家族与非家族成员参与企业财务决策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解释。     

企业所有者与经理人委托代理关系中最优激励报酬机制研究——兼论企业产业类型与业绩报酬的关系

为解决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企业所有者必须设立一套最优激励报酬机制来激励和约束经理人的行为,使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采取对企业最有利的行动。最优激励报酬机制由固定收益、信息租金、风险收益、激励收益和经理人市场价格五部分组成。经理人的业绩激励收益与企业的产业类型相关。     

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才能信号还是迎合行为

本文以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薪酬分配结果-投资者关注-盈余平滑动机”分析路径，从才能信号假说和迎合行为假说视角诠释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机理，并实证检验之。研究发现：(1)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促进盈余平滑，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诱发上行盈余操纵并抑制盈余平滑。(2)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作用是通过缩减长期投资支出实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影响，表明高管盈余平滑行为并非才能体现，而属迎合之举。(3)盈余平滑对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逆转十分敏感，对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逆转具有迟滞性，表明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影响具有形成缓慢、消失迅速特征。低水平盈余平滑更有助于稳定未来业绩，高水平盈余平滑对未来业绩的稳定作用递减迅速。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报酬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经理人报酬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公司所有权结构和资本结构等方面对影响薪酬契约的因素提出了假设.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的高低与公司业绩和公司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与企业的市场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对高管货币薪酬和持股均有显著影响.     

基于价值创造和动态基础薪酬的经营者激励机制研究

目前,经营者激励机制研究通常以净收益为业绩标准,采用固定基础薪酬制度,且大多数局限于薪酬激励。本文以价值创造为业绩标准,采用动态基础薪酬制度,将薪酬激励与非薪酬激励相结合设计经营者激励模型,在传统委托代理模型基础上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实行动态基础薪酬制度可以有效提升经营者努力水平;第二,经营者激励应采用薪酬激励与非薪酬激励相结合的手段,并依据非薪酬激励敏感度灵活设计二者的组合比例;第三,垄断行业经营者努力水平低于竞争性行业,需要引入竞争机制。     

基于双重声誉的国企经理长期激励最优组合研究

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以委托人的目标（企业长期业绩的最大化）为立足点,研究国企经理人的各种行为特征和长期激励的最优组合,建立了国企经理人双重声誉激励和股票期权激励的组合模型。本文充分结合了我国国企经理人的特点,把政治声誉模型化,在股票期权报酬形式下,研究了双重声誉（政治声誉和市场声誉）对经理人的长期激励效果,即经理人声誉影响系数最优水平和分享利润比例最优水平。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经理人的行为选择特征、最优激励程度以及声誉影响系数的影响因素,为经理人的长期激励提出了参考建议。     

非对称业绩基准与高管薪酬:基于代理成本视角

本文以2003-2010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的机械、设备、仪表行业为样本,检查了高管薪酬中业绩基准的使用,发现存在非对称使用业绩基准的现象。当基准业绩较好时,高管的薪酬较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也较高,存在"运气薪酬"现象。当公司业绩超过基准业绩时,高管的薪酬较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也增加。但是高管薪酬不存在"双重补偿"现象。高管的任期和两职合一自利特征会进一步强化"运气薪酬"和"超额业绩补偿"。本研究发现对于揭示高管薪酬制定中的代理成本,解释高管薪酬的棘轮效应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纳入相对业绩的经营者激励效果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涉及多解释变量的经营者激励模型,对委托代理理论进行拓展研究,评析纳入相对业绩前后经营者的激励效果,从理论上论证了建立纳入相对业绩标准的经营者长效激励机制的必要性.同时经验数据的分析表明,经营者相对业绩评价具有实际可操作性,但相对业绩-报酬紧密联系的经营者激励机制尚未建立.     

以EVA为内核的人力资本产权激励制度研究

人力资本所有者凭借其贡献获得企业报酬并合理分享企业所有权是国内外公司治理领域的热点,但人力资本的价值计量难题成为对人力资本进行产权激励的制约因素.本文以公司价值管理的绩效评价指标EVA为核心,构建了总体人力资本的动态价值、"分割价值"系列模型;通过平衡记分卡(BSC)系统,结合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出人力资本个体的综合相对价值,从而设计出业绩薪酬和以股权激励为主体的长期激励方案.     

经理人激励的细分: 隐藏行动、努力成本和风险厌恶

本文研究经理人隐藏行动、努力成本和风险厌恶态度对经理人激励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基于标准委托人-代理人模型,但放松其关于经理人行动不能影响企业风险的假定,而采用更接近现实的假定--企业风险至少部分内生于经理人的行动.通过研究,本文将经理人激励明确细分类为努力增进激励(βeffort激励)和追求风险激励(βrisk激励)两类.为实现βeffort激励,经理人报酬只需是企业业绩的线性函数即可;但为实现βrisk激励,经理人报酬应是企业业绩的凸函数.     

经理报酬棘轮效应与相对业绩评价模型的选择

通过对上市公司总经理报酬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检验,发现净资产收益率和股票回报率对报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报酬与业绩间不敏感.导致报酬与业绩间缺乏敏感性的原因之一是报酬棘轮效应的存在.检验了报酬棘轮效应的存在与方式,发现基于同行业同规模企业加总股票回报业绩的报酬棘轮效应存在,运用基于同行业同规模企业加总股票回报业绩作为参照业绩的相对业绩评价模型,可以避免棘轮效应的影响,提高报酬契约激励效率.     

配股公司现金持有与经营业绩

以1999年实施配股的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配股后现金的持有状况、持有形式及配股前后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发现在配股当年,公司配股所得现金多以货币资金和短期投资的形式存在,次年投入使用,但有26%的公司变更投资项目.公司在配股当年的经营业绩较前一年显著下降,在现金投入使用的当年,业绩较前一年无明显变化,但在现金投入使用的下一年,经营业绩又显著下降;而且通过横截面研究发现在现金富余公司中现金持有量越多公司业绩则越差.表明配股公司的经理人存在滥用配股资金的行为,符合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假说.     

公司为什么聘请异地独立董事?

本文从监督和咨询两大职能分析和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中广泛存在的异地独董现象的原因和结果。研究发现,异地独董的存在同时属于公司主动弱化监督和强化咨询的产物,并且民企因强化咨询而聘请异地独董的需求更大,而居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因弱化监督而聘请异地独董的动机则更强。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异地独董确实为公司带来了更高的代理成本,更高的异地经营效率,也获得了显著高于本地独董的报酬。研究结论表明,适当发挥异地独董的咨询功能将有助于公司突破我国商品市场的地区分割,提升异地经营的效率,但监管机构也应对代理冲突较大的公司选聘异地独董的行为给予恰当监管,以扬异地独董咨询功能之长而避其监督弱化之短。     

我国上市公司业绩决定机制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定义了5种公司治理类型 ,并在实证分析的同时论述不同治理类型的公司业绩决定机制。本文认为 ,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本市场条件下 ,没有所有权经营权代理、没有所有权代理有经营权代理治理类型 ,要比有所有权代理有经营权代理、有所有权 (经营权 )代理治理类型有效率。没有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 ,其业绩与人力资产提供者报酬显著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关 ,但不显著。有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 ,其业绩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相关 ,与人力资产提供者报酬不相关。     

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假说还是过度自信假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实证研究

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可以由现金流代理假说解释,也可以由管理者过度自信假说解释,本文以企业的成长性、现金流特征为划分指标对企业进行分组,并以此来区分与检验两种理论假说。研究结果显示,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低成长—高现金流企业,将会发生企业过度投资。同样,过度自信问题较为严重的高成长—高现金流企业,也将发生企业过度投资。实证研究结果即支持了自由现金流代理假说,也支持了过度自信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