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浙江省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调查与分析

浙江省常山县的"民情沟通日"制度是一项以民主协商为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其构建的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平等性和广泛性、商议性和互动性等重要特点.这种制度将沟通与协商引入民主决策过程,创新了村民公共参与的方式;将沟通与协商嵌入利益协调和整合过程,促进了村民参与的理性;将程序和规范引入沟通、协商过程,提升了村民公共参与的制度化.多元化利益需求、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以及地方政府和精英的主动推动是决定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本性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同于西方的协商民主。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基于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观;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民主协商;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基于"民主集中制"对立统一原则的民主协商。三者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本性质。     

协商民主的多维度审视

源于对民主实质再思考的协商民主,强调了实质性的民主控制,更多地涵盖了直接民主元素.协商民主重在协商而轻于讨论,其程序性内涵弥补了代议民主的不足,成为了独立于共和民主与自由民主的新型民主方式.协商民主兼有公共与多元的二维属性,“理性对话”是协商民主的先决程序,其特点是公共理性和多元化.协商民主以话语竞争为核心,有效防范了“禀赋效应”.同时,协商民主依赖于公共领域对政治系统的理性批判,对公民参与的要求远高于其它民主形式.虽然协商民主理论在沟通理性的概念层面与公民参与的实践层面都存在着不足,但无论如何,协商民主理论都为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实践提供了宝贵资源.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制度化建设为基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表征的协同治理过程,其中,民主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遵循"党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过程上遵循"法治化治理与民主协商治理"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评估上遵循"效率化增益与公平性分享"相结合的逻辑。沿着以上三重逻辑,以参与式协商为内容、以制度化协商为方向、以效能型协商为旨归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论网络协商民主的限度

数字鸿沟的存在,使网络协商民主可能将一部分弱势群体排除在外,导致网络协商民主变成少数人的民主,表现出精英主义倾向。由于存在协同过滤和沉默的螺旋现象,网络协商容易发生群体极化。在协商过程中,群体极化与协商民主理念背道而驰,最终将消解协商民主的公共理性,甚至给协商民主带来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危险。在网络协商中,信息是一种必要的资源和权力,尽管公众可以获取众多网络信息,但是政府掌握着信息发布权和控制权,协商民主存在公共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网络民主协商是一个技术平台,其效果取决于政府机构的支持,离不开现实民主制度的对接。     

西方协商民主领域中叙事研究的进路与反思

协商方式一直是西方协商民主研究的焦点之一。部分协商民主论者在对理性论辩式协商理念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将叙事纳入协商民主话语体系,视叙事为协商方式的另一种选择。作为协商方式的叙事,有着特定的内涵,它对协商民主理想承诺的实现,有着重要作用。在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进入系统方法研究阶段之际,协商民主领域中的叙事研究也迎来新的挑战。     

协商民主中的社会协商

协商民主体系至少应当包含三个基本层次:(1)发生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主协商过程;(2)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的民主协商过程;(3)社会民众之间的有组织的民主协商过程.可以把发生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主协商称之为“政治协商”,而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的民主协商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有组织的民主协商,统称为“社会协商”.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具有间接民主的性质,而社会协商具有直接民主的性质.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社会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民主功能.     

论人民团体的民主协商功能

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需要重视对人民团体民主协商功能的研究。我国的人民团体从一般意义上可归于群众团体或社会团体,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群众团体或社会团体,它具有政治性、群众性、组织性和统一战线的功能与属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民主实践中的一种创造,是党的统一战线政治实践发展的结晶,主要是一种实体性民主,具有人民性。当前,发挥好人民团体的民主协商功能,应当明确人民团体的政治功能;加强人民团体的社会服务性建设;丰富人民团体进行民主协商的内容,拓宽民主协商的渠道。     

关于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近些年来,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省级层面的顶层设计、协商主体民主协商意识和能力、基层协商民主平台搭建、基层协商民主程序完善、基层协商民主成果应用和落实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其深层原因主要与民主传统缺失、法治保障匮乏、一些协商主体履职水平不高、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和长效机制不健全等有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拓展基层协商民主的渠道,提高基层协商主体参与能力,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注重基层协商民主成果应用,营造协商民主的文化氛围。     

1949-1956年人民政协民主协商的实践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人民政协的创立及初步运行,从主体和载体两方面赋予民主协商以稳定有效的组织依托,构建起政协委员会综合性协商、政协工作组经常性协商、多方参与专题性协商、面向基层群众开放性协商的多元制度架构.围绕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社会主义改造与阶级关系调整、国家各项事业创立和发展,人民政协形成了共识决策、认同建构、意见交流、政策输出四类协商路径.人民政协成立初期的民主协商,初步建立起国家层面民主协商的运行制度,推进协商政治广泛、多层次发展,促进协商与选举两种民主形式协同发展,形成人民政协民主协商的基本经验,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阐释和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     

审议民主与公民意识

为了改善目前的代议民主流于程序性民主、弱民主的流弊,一种强调公民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的审议民主理论,成为近20年来政治发展的显学,值得吾人重视.这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丹麦首先发展出来的新兴民主决策模式,逐步地在丹麦、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进行实验,从实验的经验中显示,它能让公民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决策,并能有效提升公民的公共参与决策的质量,因而相继扩及亚洲的日本、南韩、台湾等地.基于此,本文的重点在讨论审议民主的意涵、优点及限制,并探讨其与公民意识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发现,审议民主能够强化公民的参与感,增进公民认同,培养公民德行,参与公民无论在公民认知、公民态度、公民参与各方面均有实质进步.换言之,经由审议民主的公民参与模式能够激励公民意识的整体表现.     

党领群议:协商系统中社区治理的引领式协商——以天长市“1+N+X”社区协商实验为例

基于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作为治理手段的社区协商日益受到关注。已有的权威性协商、行政式协商、引导式协商、包容性协商四种模式及具体形式概括还较难阐释中国特色的党建引领的社区协商。随着"带回"学研究的兴起,把国家带回社会、把决策带到社区、把组织带入行为、将政党带入协商、将政党带进框架、将政党带入社会等范式逐渐浮现。结合中国社区协商治理的实践,政党视角有必要带入群议分析范式。天长市社区"1+N+X"协商组织及其辅助的"六步六单"协商流程显示:中国城乡社区已经形成了党领群议的引领式协商模式,这一模式充分展现了社区协商系统的公共空间及其开放性、授权空间及其灵活性、传播及其连接性、问责制及其回应性、元协商及其组织性、决断力及其自主性等要素特征,既契合了国际上第四代协商民主最新理论标识的协商系统质量能力标准,也呈现了中国实践对国际理论的超越,是"真实性"协商。因此,党领群议的引领式协商模式既为分析中国特色的社区协商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对话打开了新窗口。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城乡社区治理要运用好社区协商抓手,探索完善本土特色的引领式协商。     

陆游诗注商榷

在陆游诗的各种当代选注本中,游国恩、李易先生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陆游诗选》,朱东润先生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陆游选集》是出版较早、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两种。但其中也有一些误读或误注。本文择其较重要者7首凡7条,加以商榷。     

网络民主:公共协商与制度创新

网络社会的民主性基础使网络民主成为可能.网络民主是作为网民的公民借助网络的信息媒介,参与公共事件、影响政治社会决策,建构公共生活的网络集体行动创新过程.网络民主的功能取向在于公共协商与治理.网络民主的制度创新以导引公共领域的形成为核心目标;以理性的公共运用为条件;其有效性源于网络民主参与的集体行动与正式制度系统之间的互动联接.其具体路径在于:以公共性原则引导网络集体行动;促进多元理性的交往融合;促进信息共享;以地方性公共事务为当前的切入点.     

教育场景中尊重意涵的审思

尊重是一种具有强烈实践意义的价值,对教育场景中的人的生活质量具有重大影响.当前教育场景中尊重缺失与偏误的现状非常严峻,可概括为评价性尊重标准偏差,评价性尊重遮蔽承认性尊重;承认性尊重虚化、误读、浅表化等,这带来恶劣的后果.要让尊重之树在实践中开花结果需要我们:加固制度之根,强壮交往之茎,而所结出的“尊重之果”将是权责平衡之人.     

公民协商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

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扩大基层民主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需求,但各自的出发点略有差异。基层民主发展要在划定的空间中同时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关键在于深化基层民主,其核心就是扩大基层民主的自治性和参与性,即让公民能够在这个空间以及这个空间所形成的民主舞台上充分行使其民主的权利,实现当家作主。基层民主运行的主体是公民,以公民为主体而展开的公民协商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形态。公民协商在中国已呈现出四种形态:决策性公民协商;听证性公民协商;咨询性公民协商;协调性公民协商。但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公民协商还不成熟,还需要更大的发展。在中国发展公民协商的关键,就是要把发展公民协商与基层民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使其成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战略任务。为此,我们应该努力协调党社关系,深化基层自治;整合基层民主、规范民主运行;建设公议体系,培育公民协商。     

联合协商:城市基层治理的范式变革

伴随着中国30多年城市化迅猛发展的基层治理,刚刚开始零星地、碎片化地尝试议事机制和对话机制,急需导入系统化和常态化的协商治理。集精英式和全员式、线上和线下等多种模式为一体的联合协商,习得多元、包容和反思的治理理念,从单向度的平面协商走向多向度的立体协商,其在理念和技术上的跨越,正在帮助基层开启协商治理的范式变革。若城市基层保持联合协商的惯性,倾听各阶层声音,平衡各阶层利益,在提升基层百姓福祉的同时也将给世界一个中国式的协商治理典范。     

从参与到协商:当代参与型民主理论之前景

民主并不是政治生活的独特现象,而是人类公共生活的内在特征。参与型民主是人类公共生活中的一种自我实践,是公民角色得以形成的基本场所。民主的实质是实现人对自我的真正控制,而这需要在政治生活以外的广阔社会领域中实现全面的参与。人们直接参与公共生活的最重要领域是那些与他们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事务;通过对这些事务的参与和决策,才能最终实现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民主并未充分实践民主的实质,相反却使得政治生活远离了个人而走向了精英垄断。参与型民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对于维系一个公共性的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近年来新兴的协商民主,便利参与型民主从理想变为了现实。     

罪犯人权释义

罪犯人权的界定是罪犯人权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对罪犯人权理论上的描述。罪犯人权的本原是指罪犯人权根源于罪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揭示了罪犯人权的正当性所在。罪犯人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研究罪犯人权应当从罪犯的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上作多形态研究。罪犯人权的特征是罪犯人权区别于其他主体人权的特质,由罪犯作为人权主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罪犯人权的实质在于罪犯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