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思想小议——对《李白纵横探》中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四年前,安旗同志的《<蜀道难>新探》(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简称《新探》),激起我阅读李白作品的兴趣。读了李白作品和一些有关论述后,又读了她的《李白纵横探》(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简称《纵横探》),颇受教益。安旗同志在李白研究上,对其生平、思想及作品,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这是很好的。但有些也还值得商量。我不隐藏自己的浅陋,冒昧提出一些意见,向安旗同志请教。     

《〈蜀道难〉新笺》质疑

安旗同志继《<蜀道难>新探》(见《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之后,又写了《<蜀道难>新笺》(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589期。以下简称《新探》、《新笺》),目的在于“识此诗的本来面目”。读过《新笺》,感到安旗同志所论,仍然和《新探》一样缺乏充分坚实的材料来证明其新说的可信和合理,很有值得商榷之处,下面谈谈我的意见。     

《蜀道难》主题新探

李白《蜀道难》创作意图是什么?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桩聚讼纷纭的疑案。或谓“罪严武、危房杜”;或谓“讽玄宗幸蜀”;或谓“讽章仇兼琼”;或谓模拟乐府旧题,纯山水之作;或谓送友人入蜀;然而,此五种影响最大的说法亦各有其不妥之处。兹分别驳论于下: 一 (一)“罪严武、危房杜”说。唐李绰《尚书故实》:“《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唐范摅《云溪友议》说:“李太白作《蜀道难》乃为房杜危之也……。”《新唐书·严武传》和《韦皋传》、宋钱易《南部新书》等都认为:杜甫晚年和房琯同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严武为人暴虐,李白深恐杜、房遭难,作《蜀道难》劝其离蜀避难。但是,《蜀道难》最早见于《河岳英灵集》。殷璠作序云此集的收诗年限“终癸已”(天宝十二载)。唐时日本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南卷引殷序也作“终癸巳”。《文苑英华》和《全唐文》所载是“终乙酉”     

《蜀道难》非作于蜀地辨

李白的传世名篇《蜀道难》究竟作于何时何地?当人们发现这位傲岸不羁的诗人曾两入长安时,这个问题也曾一度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当时及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无论持“两入长安”论者,抑或是仍抱“一入长安”论者,都还不曾对后来许多荒诞不经的传闻予以轻信,都还不曾对此诗作于长安有什么怀疑。近日读到《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上康怀远先生的文章《<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时的作品》(以下简称康文),明确提出此诗作于蜀地,是李白青年时期的成名作,初颇惊喜,深佩于康先生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但细玩全文,则殊觉不     

李白《天马歌》系年辨微

李白《天马歌》往昔极少为其它选本所辑,至于系年似也极少为研究者所注意。今人詹瑛先生根据明人胡震亨首倡“太白所拟则以马之老而见弃自况,思蒙收赎,似去翰林之后作”的说法,将《天马歌》系于天宝三载(744年)(《李白诗文系年》)。安旗先生考察李白乾元二     

李白寄家任城二十三年考

<正> 《旧唐书》、《南部新书》等谓李白是山东人,安旗《李白纵横探》称:任城(今山东济南市)是李“第二故乡”,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李白寄家任城二十三年,是有不少记载的。首先要搞明白:“寄家”是流寓所在,有别于祖籍和客籍。李白自称“陇西布衣”(《与韩荆州书》)或“本家陇西人”(《赠张相镐》),是指其祖籍陇西成纪。神龙元年(705)李白随父迁至四川彰明县(今四川江由县)定居,是为客居。之后,李白由此出游,曾流寓湖北安陆,婚许氏,生女平阳;再携妻女流寓山东任城,生子伯禽。在这期间,不管李白出游多久,其妻子儿女寄居任城二十三年不动,说是“寄家”或“第二故乡”都是可以的。     

李白《蜀道难》中“峨嵋”考辨

李白《蜀道难》诗“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之“峨嵋”,注家皆云:“四川省峨眉县西南峨嵋山”(为论述方便,本文称之为“南峨嵋”)。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的《李白诗选》、林庚、冯沅君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喻守真先生《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1948年版)、金性尧先生《唐诗三百首新注》、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新选唐诗三百首》注均从“南峨媚”说     

关于李白的《蜀道难》

李白《蜀道难》的“兴寄”,前人多加探索,以至穿凿过深,异说纷纭,写作年代也难于确定。其实如果披开无根无据的迷雾,《蜀道难》的兴寄、写作时间、写作特点等,都是可以阐明的。总括前人旧解,大约有这样几种说法:范摅《云溪友议》认为是为了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而作;洪驹父《诗话》则以为李白自蜀至长安,曾将《蜀道难》诗贽见贺知章,又曾见李集一本,下注“讽章仇兼琼也”,因此是讽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肖士(?)注则认为是讽刺玄宗逃入蜀的失计的。但他们都不是从诗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而是凭一些想象和猜测。特别是肖士(?)竟把诗中“问君西游几时还”的“君”字,解释为指唐玄宗,实在是一种不合情理的武断。我们说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这是无中生有的推测,而当时李白流放夜郎,也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又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贺知章所称道的是李白的《乌栖曲》,而不是《蜀道难》,则《本事诗》、     

再谈关于评价李白王维山水诗的问题

<正> 《齐鲁学刊》1989年3期赵玉桢同志的《要科学地评价李白、王维的山水诗》(以下简称《要》文)对拙文《应怎样评价李白的山水诗》(《齐鲁学刊》1987年3期)提出商榷。本着真理愈辩愈明的精神,再次申述个人的意见,请大家指正。1 《要》文在反驳我的意见时,抽出拙文所举诗例,说什么拙文“以李白‘游历大半个中国’、‘目击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来说明‘李白对祖国山水和自然的感受是深入细致的,较王维毫不逊色’,这样的分析,不能令人信服。”《要》文将拙文腰斩,而后断章取义地给予反驳,这种做法是不公正的。     

条支、碎叶与李白生地

《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上刊载了刘友竹同志的《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一文。从争鸣与探索的角度来看,刘友竹同志的大胆假想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我认为作者在材料的引证和具体的推论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下面就此谈谈自己的不同意见。关于李白身世的记载,较可靠的有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和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李《序》中说:“中叶非罪,谪居条支。”范《碑》中说:“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根据李白生年推断,这牵涉到了李白的出生地望,李阳冰的序文盖出自于李白口述,所记当可靠,而     

《李白确至夜郎考辨》质疑——与邱耐久、朱孔扬二同志商榷

《学术论坛》82年4期刊载了邱耐久、朱孔扬二同志《李白确至夜郎考辨》,是文对传统说法提出疑问,并征引资料推断李白确至贬所夜郎。二同志在学术上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细加斟酌,我觉得二同志对李白诗歌的系年显有错误;对李白诗歌和有关资料的解释也嫌牵强;参之李白生平和涛歌中反映的情况,尤为抵牾,结论是难于成立的。现仅就个人管见所及,提出来就正于邱、朱二同志和广大读者。     

《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时的作品

《蜀道难》是李白诗作中的名篇。对于李白为何写这首诗的问题,自中唐以来,众多的学者各持己见,迄无定论。归纳起来,主要有“罪严武”说、“讽章仇兼琼”说、“刺玄宗幸蜀”说和“即事成篇、别无寓意”说这四种观点。无论哪一种观点,几乎都认为《蜀道难》是李白写于秦地的作品。但是,这种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弄清了这首诗究竟写于何时何地,对于“为何而写”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拙文拟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切望方家指教。     

李白出蜀年代新考

李白出蜀的年代,众说纷纭:郁贤皓先生系于开元十二年秋(《李白丛考》);黄瑞云同志系于开元十三年春(《李白开元六年到开元十八年行踪考略》,刊《华中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王琦系于开元十三秋(《李太白年谱》);黄锡珪系于开元十四年秋(《李太白年谱》)。笔者以为,如要准确地系年,必须解决如下三个问题:     

李白第一次入长安考异

自稗山先生在《李白两入长安辨》(《中华文史论丛》旧第二辑)中首次明确地提出李白两入长安之说后,郭沫若同志又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进一步肯定了这个说法。这对于李白生平和作品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它使李白作品中的一些疑点得     

要科学地评价李白、王维的山水诗

<正> 《齐鲁学刊》1987年第3期发表了张家骐同志《应怎样评价李白的山水诗》(以下简称《应》文)一文,该文将李白与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作了诸方面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前者远远超过后者。笔者以为,《应》文的分析评价方法及其结论都值得商榷。《应》文对王运熙同志《王维田园山水诗的审美价值》一文中的如下观点全面否定:“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也创作了不少写景名篇,但在展示自然界的丰富多彩和表现作家对自然的深入细致的感受上面,较王维也不免有所逊色。他不愧为诗国中首屈一指的风景画大师。”显然,王文是肯定王维的“田园山水诗”在描绘自然风景、展示自然界的多彩和表现作家对自然的深入细致的感受方面的成就的,与李、杜的比较,也是就其田园山水诗的比较。就此而言,笔者认为王文观点是正确的。在中国诗史上,李诗对后世的影响是极深远的,但     

五岳寻仙不辞远 一生好入名山游——试论李白的山水诗

李白的诗歌论及者多如牛栋,前辈大方之家也是济济满堂,成绩之卓然,令后来者眩目,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也是我国山水诗成熟和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名家辈出,佳篇美什,灿若繁星”而李白以他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望庐山瀑布》、《峨眉山月歌》、《朝发白帝城》、《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清溪行》等诗篇为代表的山水诗,把山水诗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然而,对这位“天之谪仙”的山水诗论者似乎甚为寥寥,今试抛陋砖而引方家美玉,并略窥文化的续承与发展之微诣。 一、简说李白的山水诗     

《李白诗意》题诗有误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同志: 贵刊一九八○年第四期封面画选用了著名国画家刘继卣同志画的李白造像,画上题李白《月下独酌》诗一首,其中“举杯邀明月”句少一“杯”字。继而再看,又掉了“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二句。前者可能是画家的笔误,后者显然是凭记忆而被记忆所欺了。另外,“我歌影徘     

关于李白两入长安问题

李白两入长安之说,肯定者有之,怀疑或否定者有之。1980年出版的《李白集校注》,由两位同志分别执笔的《前言》与《后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并不一致。在该书的《前言》里,只谈天宝元年(742)唐玄宗征召李白入朝,至于此前李白是     

也谈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

何新同志的《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及其演变》一文(见《学术研究》1980年第4期),对新编《辞海》关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个辞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少意见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徐庆凯同志的《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一文(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2期),纠正了何新同志对形而上学看法上的缺点,但回避了新编《辞海》这两个辞目的不足之处。这里,我也想就形而上学的概念,谈两点看法。(一)旧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到旧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就理所当然地说,它是研究灵魂、上帝、自     

青海汉语方言中的“宾——动”式——兼与程祥徽 张成材同志商榷

<正> 读了《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程祥徽同志《青海口语语法散论》一文(以下简称《散论》)和《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张成材同志《西宁方言的语法特点》一文(以下简称《特点》),很受启发。我也愿参加这一探讨,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的看法,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