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文学观念的重新定位

玉山雅集诗酒唱和活动构成了元末文人绵延十余年的诗学盛举,根据玉山主人盛情邀请众多台阁著名文人为其题写匾额,参与雅集唱和与题写诗集序言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具有借重台阁文人以提高雅集声誉的动机。而玉山雅集的唱和主体乃是汇集于此的元末各地之隐逸文人,无论是他们雅集的目的还是诗歌创作的思想情感倾向,均以追求愉悦快适为主要内涵。由此玉山雅集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乃是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两种不同群体诗学思想的巧妙组合,显示了以儒家雅正诗学理论为口号,而实则以求乐自适为内涵的独特架构。     

储光羲与佛教

储光羲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以储光羲诗作为线索,从其生长环境、巡礼寺院、与文人交游三方面寻求其与佛教相关的信息,以助于了解唐代文人与佛教的关系.     

佛寺与浙东唐诗之路

浙东唐诗之路,伴随两晋六朝佛寺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兴盛。中国佛教史与文化史一些重要事件直接发生在浙东佛寺,或与此地佛寺有关,由之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浙东建寺不久,文人就经常到佛寺活动。在唐代,不论宦游、漫游、流寓,还是本土长期寓居,浙东诗路上,文人与佛寺结缘更为普遍,并成为习尚,佛寺成了文人经常活动的场所。文人游寺、寓寺,感受寺院自然与文化氛围,一些群体性文学活动发生于此,一些诗僧亦于此过着独特的寺院生活。佛寺文化因而融入浙东诗路,影响诗路文学与诗路文化。     

元末江南文人避世风尚论略

元末天下板荡,逃避世事于文人中已然成风。不同文人基于自身的条件,选择的具体避世之法不同。概括起来,元末文人藉以逃避世事的生活方式有五种:书画避世、逃禅学道避世、隐于学校、文人雅集以寻求慰藉,以及遁居以自适。元末文士企图以不同的方式忘怀世事,是封建社会后期人们越来越看重个体心性自由潮流的一种反映。     

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陶渊明是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元末文人不仅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也寻找到了他们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并且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丰富的诗学养料。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其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当然,他们也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以平淡之笔陶写一己之心灵与情绪。而两种不同的解读与取法实则培养了属于元末文人自我的诗歌风格。     

刘克庄与王迈、林希逸的文学交游述考

刘克庄是南宋晚期文坛宗主,文名盛大且交游广泛。在其交游圈中,刘克庄与王迈、林希逸交往最深。刘克庄与王迈、林希逸均有同门之谊,王迈是刘克庄的文学和政治同道,而林希逸则是刘克庄的文学知己,他们对刘克庄的文学创作及文集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梳理刘克庄与王迈、林希逸的文学交游活动,有利于推动对刘克庄创作甚至是南宋理宗文坛的诗文研究     

生活的留恋与心灵的放达——以白居易为中心的洛阳闲适诗人群

唐代中晚期,在洛阳形成了一个以白居易为中心、以致仕及分司官员为主体的专写闲适生活的诗人群体.他们退罢洛阳,不复关心时政,悠闲于山水园林,沉溺于声色宴饮,耽玩于彼此的交游,关注个体生命的适意.洛阳闲适文人诗酒唱和在文学史上被传为佳话,对当时及后来的文人学士的人生态度和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门学士廖正一考略

在元祜文坛上,廖正一颇负盛名.他以试策受知于苏轼,从结交伊始就陷入政治漩涡.但是他和苏轼心契神往,相知于道义文章,他们的交游带有明显的苏门文人团体性质.作为苏门重要成员,他和苏轼诗文唱和,与苏门其他人员也多有交游.其诗、词、文创作都有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年代久远,事迹难征,故而其名湮灭不彰.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大致考订他的生平,对之有进一步的了解.这对于了解苏门的特点,认识当时的政治形势及文人交往、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都有一定的意义.     

诗神酒吻——诗酒关系略说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诗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酒在诗人笔下几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写不完,唱不完。诗人以酒自名、以酒命诗,甚至还出现了许多诗人或文人撰述的有关酒的专著。诗中酒名因产地不同而异彩纷呈,以酒入诗描写离愁别恨、羁旅行役、壮心难酬的诗篇更是各有千秋。缘其由,酒能助兴也能钓诗,酒能触发创作灵感也能托起想象的翅膀,正可谓不言酒,难以成诗;成诗者,必得酒字。究其实,诗人饮酒,诗中写酒,都蕴涵着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复杂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内容。     

顾瑛的多面人格和多变诗风

顾瑛是元末诗坛的风云人物。他的家庭和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多面人格,这种多面人格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让他在不同人生境遇和环境中、或是与不同人交往唱和时表现出不同的人格与诗风。顾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吸引了众多的元末文人,他们纷纷来到玉山,与顾瑛诗酒唱和。顾瑛和他的玉山雅集只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主导性价值观弱化、文人观念趋向多元化、人格追求走向多样化的结果,是明清两代对文人思想桎梏重新加强之后只能追慕而不能复制的奇迹。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