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虐待儿童保护法律政策的发展特点及推进策略

近年来,我国儿童虐待事件频发,使得受虐待儿童保护法律政策的发展颇受关注。其具有两方面显著特点:一方面,不健全与逐步完善同时并存;另一方面,与社会工作的亲和性有所增加。推进其发展,必须从多方面策略入手:加紧制定与出台以预防和发展为取向的《儿童福利条例》,适时修改《反家暴法》,制定颁布《防止儿童虐待法》专项法,制定相配套的儿童保护制度,加强政府购买反家暴社工援助项目的政策。     

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视角分析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功能

社会转型内在地包含了社会要素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组织系统在结构上的改善。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的多少可以反映一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和社会组织系统在结构上的优劣。因而,社会转型在组织层面上总是与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上的增长有直接的关系。由于企业组织与政府组织所承担的社会职能总是有限度的,这两类组织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因而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大地依赖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本文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讨论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社会意义,同时从非政府组织这个切入点来讨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微观基础。     

美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特定的人员在发现儿童虐待或忽视行为时向特定机构报告,未能报告的责任主体将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该制度包括初步审查、启动调查、评估分析、公布结论、服务安置等措施。这项制度对我国儿童保护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启示,包括重视儿童虐待构成的特殊文化、增加儿童免受虐待的具体规定、形成儿童保护救助的完整体系和强调儿童权利保护的社会责任等。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需要从“问题回应”型转向“家庭整合”型

当前我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在政策启动、内容制定、政策执行主体选配等方面均以解决留守儿童相关问题为指向，属于一种“问题回应”型政策。该政策类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留守儿童的相关问题，但是其所提供的“运动型”干预难以满足留守儿童的“日常性”需求、公共性服务难以满足留守儿童的个体化需要、“能力型”培养和“公德性”教育难以满足留守儿童“儿童化”“私德性”成长需求。从真正满足留守儿童需求，并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出发，以国家福利资源为保障，以家庭成员或类家庭成员为政策执行主体，以促进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修复的“家庭整合”型政策安排是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的理性选择。     

中国老年服务政策的演进历史与完善路径

自2000年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老年服务的政策,这些政策为推动老年服务事业的发展,维护家庭稳定和代际和谐,实现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老年服务政策在涉及服务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划分、服务资源的分配、服务的运行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需要各级政府增加财政投入,重视资源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转变服务方式,加强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并将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从而保障老年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     

江西创业政策环境研究——基于政策体系考察和创业者评价的双重视角

本文在对创业政策体系进行考察和对创业者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评价江西创业政策环境,认为:在政策体系制定上,江西创业政策基本上形成了以省委省政府出台的相关创业指导性文件为主导,以工商、财政、税收、人事、金融部门出台的相关创业措施为支撑,涵盖了创业重要性认识、创业机会、创业技能和创业结果保障等各个层面比较完善的创业政策支撑体系;但在创业者的评价上,除创业共识和政府服务外,其他如规制环境、资金获取、创业教育与培训、研究项目开发与转移、政府采购和政府服务等方面创业者的评价均不高,因此,创业政策还有待在系统设计、立法保障和机构设立等方面进行优化。     

公办民营与民办公助——加速老年人服务机构建设的政策分析

公办民营和民办公助是针对市场和政府都失灵而开辟的公私合作或公私协力的治理模式,目前已经应用于推动中国老年人服务机构的建设。本文分析了中国老年人服务机构建设中应用公办民营和民办公助的六种方式,结合案例对于超大规模老人院建设仓促上马、公办民营老人服务机构缺乏章法和政策标准、民办公助老人服务机构助力差、压力大、类型差异性强等基本问题作了政策分析,提出目前中国老年人服务领域的社会政策是短缺的、扭曲的和误导的,端正基本政策方向才是今后老龄工作的第一要义。中国的老年人服务的基本政策方向就是以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社会服务为核心,并从正确理解社会福利民营化概念、老年人服务政策必须转化为长期照护制度等七个方面提出实现基本政策方向必须进行的思想和政策上的拨乱反正。     

论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非政府组织救助

非政府组织是救助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重要力量.非政府组织应当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实现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救助.非政府组织与政府要实现良性互动,以增加救助效果.     

需求导向抑或结构制约——中国养老服务政策变迁的制度嵌入性分析

回顾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由青年型或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的一种社会政策上的回应。从制度嵌入性的视角来看，建国以来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形成与变迁，在对养老服务需求做出回应的同时，更受制于更大的宏观制度结构，受到不同发展时期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国家发展社会福利的基本理念、经济社会管理模式以及社会福利治理模式等制度环境要素的制约，这些制度环境要素是决定养老服务政策变迁的关键变量。这也表明，养老服务政策要能够有效回应社会的需求，需要一个合适的制度环境。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个人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市场化的养老机构在服务提供上协同发挥作用，更需要政府在服务的筹资、整合和监管上起到主导作用。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要真正迈向一个基于公民权利导向的社会政策时代。     

英国、日本、韩国创意产业发展举措与启示

各国发展创意产业的背景和特点、模式不尽相同,创意产业门类也有差异,但各国政府都发挥了主导、推动、扶持、保护作用.各国结合本国的优势和基础条件,确定本国创意产业的主导产业,并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和具体措施,集中力量推动、扶持、发展主导产业.以英国、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国家发展创意产业的经验能够给我国有益启示,我国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发展创意产业,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发展主导产业,重视人才培育和开拓国际市场,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扶持中小创意企业.     

我国公共组织的性质与功能论析

我国的公共管理领域包括国家机关的公共行政(广义)管理与非政府公共部门的中间事务管理两大部分.从组织系统来看,前者包括行政(狭义)、立法、司法机构,称为政府(广义)组织;后者包括事业单位、社区管理型组织、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称为非政府公共组织.二者统称为公共组织.公共组织具有公共性、社会性、合法性、服务性、非营利性、民众参与性、公开性与服务功能、经济功能、政策与法律功能、社会保障功能.     

论当代中国非政府组织自治与政府规制的法律协调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回应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民众利益表达团体,正在发展成为促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囿于社会基础、关系定位和管理体制等多种因素制约,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实情并不尽如人意.着眼于非政府组织自治与政府规制的协调与互动,中国必须着力于理顺关系、搭建平台和防控风险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以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     

公司公益的困境与出路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既离不开政府组织的支持,也离不开以公司为代表的民间社会的支持。两者的结合形成了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基础,缺一不可。这些年来,非政府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资源不足。问题的形成与其社会合法性不足密切相关。其中,公司公益不足已成为非政府组织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而导致公司公益行为不足的原因则又是多方面的。所以,欲使公司更多地加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去,并进而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就必须深入到原因背后的原因中去,以期寻找到合适的对策。     

政府之外的公共权力——非政府公共部门干预权研究

文章以非政府公共部门的经济干预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干预权的角度探讨非政府公共部门权力的来源，行使干预权的手段和方法，提出除政府行使经济干预权外，非政府公共部门也行使一定的经济干预权，因此应当对非政府公共部门行使的经济干预权予以规范和监督。文章针对中国特殊的市场和政府失灵，提出解决我国的市场和政府失灵需要政府逐渐退出不应当由政府调控的社会领域，通过间接的方式治理社会，培育和发挥社会的自治空间，形成市场——国家——社会三足鼎立的局面，使中国形成如同西方国家那样良性互动的社会关系格局。而这种良性格局的形成需要依靠非政府公共部门行使一定的公权力，补充政府干预不当。     

合作的慈善:香港地区政府与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关系及启示

香港社会现代慈善传统的形成与各大宗教团体密切相关.基督教会为回应社会问题发起慈善事业,奠定香港早期社会服务的基础.其后佛道教也积极致力慈善事业.港府早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随着社会转型加剧社会问题增多而逐步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责任,确立政府出资并负责监管及与志愿机构提供社会服务的合作模式.政府监管包括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注册、免税、募捐活动的审批和社会福利署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服务施行监察职能.政府既给志愿机构进入慈善服务的自由,同时它们也有被政府淘汰退出的可能.在这种框架下,香港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处于竞争性的慈善市场中,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必须提高服务绩效和强化管理与透明度以获得社会认可方能维持自身生存.由于政府和宗教慈善组织的视角和利益差异,特别在牵涉到外部的社会公众与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其合作关系有时也充满张力.香港特区的这种模式及其经验为大陆在推进宗教慈善活动方面提供了某种借鉴.     

整体性治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新走向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后公共管理时期行政改革的最新实践成果,其针对政府管理的碎片化和服务的裂解性,提出构建协同、合作、整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这一理论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低效运行提供了改革思路.首先,在组织形式上,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变革应该在横向和纵向上打破功能分化的组织壁垒,形成统筹协调、密切合作的服务机制；其次在社会参与方面,应该打破政府垄断性监管的局面,将部分监管权力让渡给公民,非政府组织及社会中介,实现食品安全监管“公私合作”的网络监管状态;最后,在供给方式上提倡监管的“一站式”服务.     

走向良性互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关系探讨

共同的价值理念,互补的治理职能,长期的合作历史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奠定坚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需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努力:政府要转变观念,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合理定位;加快职能转变,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中介服务功能;完善法律体系,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科学规划,引导非政府组织有序发展;继续深化各项配套改革,为非政府组织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非政府组织建立健全自律和问责机制,规范非政府组织行为.非政府组织要培养志愿精神、利他主义和使命感;主动和谨慎地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促进和维护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在与政府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基础上,保持独立性,增加代表性;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确保非营利性,提高公信力.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社会化:理论依据与现实困境

社会保障社会化的核心是政府分权和非政府组织参与,旨在改变政府包办社会保障的传统,实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提供社会保障服务。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可持续性都有相关的理论依据,而社会保障社会化的现实进展却很缓慢,甚至发生了异化,根本原因是政府分权不清和非政府组织发展受限。     

当代俄语规范问题及相关政策

近二十年来,俄语中出现大量不规范现象,这些问题的产生受社会、经济巨变的影响,大众传媒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俄政府出台《语言法》等相关政策、措施对存在的语言问题进行干预和纠正,并利用研究机构、各类传媒对民众的语言行为和语言水平、文化水平加以引导和提高。当然,语言规范的保持仅靠政府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干预和管理远远不够,还需要语言使用者和学习者的自觉行为。     

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角色定位与制度安排

数字政府是信息技术应用于政府管理的新模式,其高效、公平的价值追求与非政府组织作用发挥的目标具有一致性。非政府组织能够利用自身优势,防止政府失灵的扩大化,并有效衔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动数字政府能力提高和价值实现。通过对非政府组织重新审视并进行角色定位,客观分析数字政府建设中非政府组织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功能体系进行制度化再造,以推动信息技术创新与非政府组织使命的有效结合,才是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