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区域分布失衡与空间发展不平等：劳动力价值低估视角

“人口红利”应是劳动力数量这一“量”以及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统一。文章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主要构成及其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维度，估算出2006—2017年中国省际地区农民工在理论上需要实现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应得报酬与其实际所得工资之间的差额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发现这一人口红利不仅均值逐年增长，而且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目标地区人口红利增长能够显著扩大该地区的空间不平等，同时会通过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缩小邻居地区空间不平等，而邻居地区人口红利变动也将通过显著的负外生交互效应反作用于目标地区的空间不平等。由于间接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加之邻居地区的负外生交互效应，使得人口红利总体上具有缩小区域空间不平等的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尤为如此。文章的发现对于认识中国“人口红利”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区域经济平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问题研究

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是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的主要特征.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特征,指出人口转型使得中国总体人口形势已由人口红利时期总量过剩、劳动力年轻和充裕与抚养比下降的优势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时期总量减少、劳动力稀缺和老化与抚养比上升的挑战,其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总量负债、人口结构负债、人口性别负债和人力资本负债等四方面.虽然中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方向转型不可阻挡,但未雨绸缪,通过全面开发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才红利/知识红利、持续提高健康红利和挖潜提高老龄化红利等应对策略,就能有效减缓甚至抵消人口负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实现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人口红利理论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讨论了人口红利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实证描述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发现，人口红利是指特定时空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性或机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实质上就是一个前置条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根据对中国目前及将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状况的研判，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和结构性失衡是两大长期的基本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两大基本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和更加复杂。因此，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深化人事制度、退休制度改革，完善教育机制、产业机制及生育政策等，方能更好地收获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

近三十年来,依靠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实证验证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中日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及其启示

对比中国（1961-2010年）和日本（1946-2010年）的历年出生人数发现，中日都交替地存在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且历年出生人口数量均呈现极为相似的“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M型轨迹。当中日1961-1990和1946-1978年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在20年后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两个国家1981-2010和1966-1998年的经济增长也呈现同样的轨迹特点，并且两者的第二个峰值均小于第一个峰值。依据中国和日本过去所经历的人口世代以及对未来人口世代演进的推算，反演过去并推测未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可能遇到的问题，进一步明晰中国人口红利期是婴儿潮世代处在劳动力阶段；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期是婴儿低谷世代处在劳动力阶段，以及婴儿潮世代逐渐步入退休年龄，生育率保持低水平等人口与经济的动态关系，有助于研判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并基于人口世代因素针对性地制定预防2015年之后中国可能面临的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及人口红利消失等等问题的政策。     

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

人口红利是人口学领域及学科体系的扩展部分,也是人口学界与经济学界接轨而重点研究的领域.人口红利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持续期长短及其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隐患等问题的争论与研究上,但对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红利的判定方法与模型的适用性研究不够明确.对模型所选用的基础数据的处理和修正交待不明确,对参数选取、结果检验等还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合理的年龄结构、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它本身并不是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成果,还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如何抓住"人口红利"结束前的十几年时间调整人口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

运用中国1979-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模型并辅之以序列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序列相关等检验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了显著的人口红利,而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等制度条件因素则进一步放大和提升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文章认为,促使乡城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等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而言至关重要。     

人口红利效应、产业升级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

劳动力大量流入为长三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入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产业带的形成;(2)劳动力流入的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竞争力提升;(3)在后人口红利期,长三角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需要转型,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同时根据长三角经济发展和人口红利效应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战略选择和整合策略.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动力研究——基于人口老龄化视角的分析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乏力和养老金财务可持续性风险的双重压力挑战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一方面,由人口数量产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养老金支出导致财政负担不断加重。激励相容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供给、促进储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为减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应引入弹性退休制度、激发自愿性养老储蓄、实现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加快建设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由此推动中国经济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探究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保证，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是由于这两个红利的不充分释放导致的。我国正处于新旧更替的交界点处，一方面新的结构和制度红利并未完全释放；另一方面旧的制度和人口红利已经渐渐消失，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一旦越过这个交界点，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新时期，即实现“质”的飞跃。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构调整包括由市场和政府引致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驱动经济发展；改革包括制度的废除和建立，并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驱动经济发展。如果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能够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发展，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对此，应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保证经济平稳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     

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障碍因素与对策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新时期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最有效的途径是加速农民非农化，扩大农民的非农就业。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障碍因素进行了深层次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大制度改革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转移的组织化程度等，以加速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进程，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亚企业家: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新探

马克思理论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作者经过研究发现亚企业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作者试图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企业家制度安排，探讨亚企业家的生成机制，这种生成机制激励着人类不断向上进取，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才能，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向前进步。亚企业家概念的提出是对江泽民同志十六大报告中关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的论述的诠释，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是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关键。     

劳动力跨省流动与中国省区经济收敛性研究:1986—2010年

中国劳动力跨省流动规模庞大,劳动力跨省流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省区经济收敛的关键因素。1990年以前农村劳动力在中国省区大量从事非农产业劳动,这是导致省区经济收敛的关键因素;1990年以后,由于跨省流动的劳动力规模没有纳入统计范畴从而导致省区经济发散;2000年之后,跨省流动劳动力更多地纳入各省区常住人口范畴,中国各省区经济收敛的趋势也逐步明朗。     

信阳市劳务经济品牌及其提升研究(一)

劳动力资源是河南省的重要资源,发展劳务经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成为河南省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劳务经济能够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通过20多年的发展,信阳市在劳务经济方面形成了自身的优势,劳务经济已成为信阳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信阳劳务经济已经形成了品牌效应,表现出劳务经济起步早、规模大、效益好,劳务经济质量不断提高,品牌劳务战略初见成效等特点。     

信阳市劳务经济品牌及其提升研究(二)

信阳市劳务经济在生产要素区域流动、国家扶贫战略实施等有利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但也应该看到,信阳市劳务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如劳动力供求形势严峻、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等不利因素的困扰,会对今后的长远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为此,必须调整信阳劳务经济的发展思路,加强劳务经济市场体系建设,实施劳务品牌战略,统筹地区城乡发展,从而促进信阳劳务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西藏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西藏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总体上保持经济快速增长,那么影响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动力是什么?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和索洛生产函数为基础,把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以及制度等有关因素纳入经济模型中做了实证分析,得出物质资本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人力资本对西藏经济增长已有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仍没成为主要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有着优越条件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科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结论。最后建议要继续加强对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的投入,同时要利用西藏对外贸易的先天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就业优先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人的全面发展

就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发展经济与就业是目标一致的一对经济概念。但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应坚持以就业为先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因为它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相一致的。     

抢劫婚的类型与原因初探

抢劫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形态有两种——“女抢男”和“男抢女”。其形式因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可以分为奴役式抡亲、掠夺求亲、“格斗”婚礼、占有新娘式抢亲、模拟抢亲、私奔抢婚六种类型。我国的抢婚现象有不少零散的史料记载。抢婚从一种现象到一种文化习俗有其发生发展原因,其落后性将在婚俗发展中被淘汰。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社区劳动力市场建设与女性劳动力转移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 ,早期的农村社区劳动力市场使妇女在本社区内部实现了工业就业和工资就业。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和乡镇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 ,使得农村社区劳动力市场不再对妇女宽容 ,这导致妇女就业过程中遇到更多的障碍和约束。本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试图从分析农村女性实现本地非农就业、平等进入农村社区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出发 ,提出促进女性劳动力平等转移的对策和公共政策选择     

新常态下西部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挑战及趋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内需、“一带一路”及“四化”同步发展战略等给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度较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口和劳动力素质偏低、生态环境恶化、节能减排压力大等，又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西部开发依然位居国家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四大总体战略之首，“一带一路”新战略昭示了西部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方向和新蓝图；西部开发需要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也需要东、中部地区给予更多实质性支持；西部地区要增强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现代特色产业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