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人口红利视角

2010年我国人口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11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增加,传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然而,在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整体变化和其内部变化并不一致,人口红利在人口分布上发生了乡城转移.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一直高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地区的总抚养比远低于农村地区.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和人口红利乡城转移的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别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为了获取更有效的人口结构转变收益和城镇化释放的人口结构红利,应该完善就业服务体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参与效率,同时通过资金、机构和服务三重保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水平.     

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转变

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口快速转变之后,我国的人口与经济关系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由于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时序结构,人口经济关系兼具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特征。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刘易斯拐点"的显现、人口红利的过早终结等增加了经济减速的风险。从更长远的时期看,我国将迎来人口减少、老年抚养比大幅提高的局面,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人口形态,在这样的人口形态中如何避免陷入长期停滞,如何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对于我国而言还是一个全新的议题。     

人口红利的变化与人口政策研究

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历年人口数据来分析阐述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结构状况，来推算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总抚养比，同时测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每年出生人口数和社会总抚养等人口状况指标，通过测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状况指标预测出：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基于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和现行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本文提出人口生育政策必须调整且迫在眉捷。     

中国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基于统一增长理论视角

从统一增长理论的视角来看，中国两千年来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停滞时期（1949年前）、起飞时期（1949~1978年）和持续增长时期（1978年至今），不同阶段经济增长与人口转型均呈现鲜明的特征，其中人力资本在经济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人口超速转型，带来了中国人口“质与量”的转变，这种超速转型虽然使中国经济提前获得了“人口红利”，但也放大了人口老龄化对未来发展的不利影响。因此，新时期应对人口转型挑战的基本思路在于，放松一胎化政策，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

人口红利是人口学领域及学科体系的扩展部分,也是人口学界与经济学界接轨而重点研究的领域.人口红利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持续期长短及其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隐患等问题的争论与研究上,但对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红利的判定方法与模型的适用性研究不够明确.对模型所选用的基础数据的处理和修正交待不明确,对参数选取、结果检验等还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合理的年龄结构、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它本身并不是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成果,还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如何抓住"人口红利"结束前的十几年时间调整人口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

运用中国1979-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模型并辅之以序列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序列相关等检验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了显著的人口红利,而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等制度条件因素则进一步放大和提升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文章认为,促使乡城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等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而言至关重要。     

人口红利效应、产业升级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

劳动力大量流入为长三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入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产业带的形成;(2)劳动力流入的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竞争力提升;(3)在后人口红利期,长三角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需要转型,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同时根据长三角经济发展和人口红利效应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战略选择和整合策略.     

二次人口红利视角下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合适的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研究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广东省为例,从二次人口红利的视角探讨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并分析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目前的人口结构正处于高储蓄的黄金时期,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用明显少于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从而提出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加快教育与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与措施

经济发展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的，其能否被充分利用，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是否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及趋势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人口结构不断调整。从时间上看,少儿人口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前期攀升,2016年起,基本维持在10亿左右,老龄化进程加快,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老年抚养比直线上升;预测到210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将达33.75%,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至13.43%。从空间上看,全国各地人口老龄化进程步调不一致,从1953年的年轻型转变到1975年开始的成年型,再到2000年起的老年型社会(除了西藏自治区外)。人口年龄结构日益老化,带来了养老及医疗卫生等诸多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提升人力资本积累以促进经济发展;延长退休年龄,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注重提高人口素质以提升人口效率;同时因地施策发展经济,缩小城乡差距等一系列措施,以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快速老化所产生的相关影响。     

流动与活力——对浦东新区人口数据的解读

现代化进程与移民潮相伴而行。近年来人口大规模流动与中国城市化加速推进,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给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城市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和巨大的人口红利。本文在运用各类统计年鉴人口数据和1038份抽样问卷调查等基础上,还首次独家使用了极为宝贵的内部最新人口统计数据,通过全面解读分析认为,浦东新区人口总量增长以户籍人口迁入、外来人口大规模流入机械式增长为主;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城郊结合部;流入人口劳动力特征显著,以青年为主体;外来务工者文化程度呈两头奇低、中间特大的橄榄结构,初中居多;引进人才学历很高,受过高等教育比率超过90%;就业集中于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为了继续保持浦东的引领地位,建议提高外来劳动力素质,宜采取引进高端人才和干中学双管齐下策略;以产业政策为导向,积极发挥控制外来人口总量和劳动力素质调节阀的作用;实行更人性化的新区人口政策,将浦东打造成为中国的首善之区。     

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

近三十年来,依靠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实证验证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研究

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深刻影响。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并由此对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对此,要客观看待,既要认识到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也要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红利的终结。未来应通过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就业匹配度、推进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等方式应对这一变迁。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

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亟须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     

人口红利理论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讨论了人口红利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实证描述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发现，人口红利是指特定时空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性或机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实质上就是一个前置条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根据对中国目前及将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状况的研判，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和结构性失衡是两大长期的基本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两大基本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和更加复杂。因此，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深化人事制度、退休制度改革，完善教育机制、产业机制及生育政策等，方能更好地收获人口红利。     

人口负担与人口红利的权衡——论中国现阶段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近期有一种呼声:放松生育管制,主要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或"人口红利"丧失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也有极端观点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影响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这些认识有失偏颇:(1)主张"适度"放松管制,理论上成立,实际执行一定是远远"过度",因为现在政策上没有放松,实际执行上就有很多违背政策超生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就是证明;(2)威胁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更是夸大事实,真正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定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负担。人口老龄化是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一些压力,但同时也是发展针对老龄人产业的机会,而且,相对于放松生育管制从而人口高增长而言,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和负担是小的和短期的。中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人口负担大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对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子孙,都有巨大的负外部性,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想发展成为发达国家,首先经济结构必须升级,而经济结构升级又必须以生产要素结构升级为基础,必须提高技术和资本的比例,而不应该留恋于吃"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因此,中国必须长期持续地坚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严格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前提下,提高人口质量。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嬗变的保障——创新人才培养制度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从一个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要因之一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就必须加大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力度.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深层次原因在于高等学校体制和制度的不完善.本文从商考招生、学生评价、教学、学生培养和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等方面着手,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制度保障.     

人口因素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和减少贫困人口等三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于这些成就的取得,人口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应该受到重视: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外商投资,生产了大量产品,促进了出口;社会抚养比的降低,节省了人口投资,增加了储蓄,为中国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人口素质的提高,增加了人力资本,提升了就业能力;人口城市化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全面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明显的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冲击了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一方面,人口结构的转变在社会抚养比和人口红利两个方面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转变造成了整个国家处于"未富先老"的经济状况下,给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此外,在消费结构上,人口结构的转变主要通过"储蓄率"这一中间变量对消费产生影响,并对老龄人口将产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引导相关产业的出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产业结构不仅要在三次产业间实现升级,还要通过技术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实现各产业内部的优化。     

人口变动新趋势下的人口工作转型思考

21世纪前20年,我国人口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生育率、人口结构、人口总量、人口分布等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形态,并将在未来数十年中成为人口常态。随着人口控制任务基本完成,人口工作的内容也在发生转变,健康中国建设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工作重点。为了做好下一个时期的人口工作,反思在人口预测和人口工作思路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分析原因、汲取教训是必要的。做好对人口的科学预测,在人口政策制定上、在工作方法选择上高度注意价值取向的约束,是未来人口工作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