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林宝训》研究

现存三百篇的《禅林宝训》是取材于各种禅宗《语录》、《传记》、《文集》以及诸老遗语，是众多禅师嘉言善行的汇编。它向人们展示了宋代禅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状况及其特点，至向人们表明末代禅学尚有一股清新之风，并非全是崇尚公案机锋、评唱以及直远的那一套。这对重新把握和评价来以后禅宗的发展方向及其性质有某种启迪作用。《禅林宝训》中的许多道德言论，对现代佛教徒，甚至对所有人的惨身养性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黄庭坚禅林交游考略

黄庭坚是宋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深受禅宗影响 ,对禅宗典籍、禅林故实非常熟悉。他与禅林的交游颇为密切 ,尤与黄龙派僧人交游最多。本文就山谷禅林交游中容易为人疏忽误解的几个问题加以讨论 ,以就正于方家     

试论荣西、道元著作对《禅苑清规》的参鉴——兼论南宋禅林清规的越海东传

作为宋代重要的禅仪著作,《禅苑清规》不仅对中国禅文化的表征与内涵起到了形塑作用,而且影响远及日本。日本禅宗临济派初祖荣西的《兴禅护国论》和曹洞派创始人道元的《永平清规》《普劝坐禅仪》等著作,均参鉴了《禅苑清规》的内容。在参鉴方式上,荣西著作以单句引用、要义概述为主,而道元著作则常见大段转写、整条摘录,这种差异缘于不同时代条件下荣西与道元在弘法路径、修禅方式上的不同选择,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宋禅林清规东传日本的历史过程。     

宋代新儒学形成中的佛教助力

纯洁队伍、恢复礼制、完善体系、确定方向,是宋代儒家复兴儒学的四大基本路径,而这四大基本路径的展开,与宋代儒家学者批判佛教密切关联着。宋代儒家学者正是在批判佛教过程中,使儒学的队伍和思想纯洁化、使儒学的礼制逐渐得到重建、使儒学的理论体系得到完善、使儒学的精神方向得到恢复。因此可以说,宋代新儒学的复兴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佛教成为新儒学复兴的特殊助力。     

论宋代服饰文化的儒雅化趋向

以往的服饰史论者过多地强调宋代服饰的保守和封闭,其实,儒雅化才是宋代服饰最重要的特征.在宋代,无论士庶服饰还是军戎服饰,都具有明显的儒雅化趋向.宋代服饰文化之所以走向儒雅化,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关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不仅提高了文臣地位,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普及,这是宋代服饰文化趋向儒雅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原因.二是儒学的复兴和理学的构建是宋代服饰文化儒雅化的深刻社会思想和道德原因.宋代服饰文化儒雅化不仅是对唐代开放、热烈、张扬的服饰风尚的一种革新,而且对后世尤其是明代服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有着一种极其深刻的影响.     

二程对《中庸》的表彰与诠释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在宋代,随着儒学的复兴,《中庸》开始得到二程等理学家的重视,他们开始借助《中庸》来建构和完善儒家的道德心性学说。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们不但对《中庸》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表彰,而且对之进行诠释,为《中庸》地位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由此也直接奠定了《中庸》在经学史上崇高的地位。     

湖北在禅宗文化发展中的地位考略

禅文化在中国经历了禅学与禅宗两个发展阶段:道安在湖北襄阳注疏禅籍,深刻影响了早期禅学的发展方向,慧远把念佛与禅修结合开启了印度禅学中国化的序幕;道信与弘忍在黄梅开创的“东山法门”,是禅宗创立的标志.自弘忍之后,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其宗门渊源及领袖皆出自“东山法门”.如今以四祖寺、五祖寺为核心的黄冈地区佛教丛林,以弘扬“人间佛教”、实践“生活禅”理念为己任,继承发挥地域文化传统优势,形成鄂东禅宗文化圈.湖北不愧为中国禅文化的策源地、禅宗的发祥地、禅学领袖及禅宗祖师的摇篮.     

从儒与禅的比较看儒家的道德传承

作者在台刊《哲学与文化》第30卷第6期上发表文章认为,儒家的道德传承自孔子至孟子这一时期,师师相传,皆以“悟道”———彻证自心本性为标准。至孟子以后,儒家的道德便一直沉寂,汉代董仲舒时期才兴起了对儒学的研究。但是,儒学研究与儒家道德并不是同一回事,儒学属于文化现象学的范畴,儒家道德则是属于实证自心本性的范畴,尽管从汉代董仲舒至唐朝这一时期儒学大兴,尽管不乏其学术大成就者,但是,就“孔孟之道”而言,却是无人能够亲证的。历史再发展到唐宋,由达摩而来的禅宗—心法的弘扬,才使得中国读儒书之人借禅宗得以豁然顿悟“孔孟之道”…     

简论王安石与宋代儒学之复兴

有鉴于宋代“学废庙兴”的现实及其危害,王安石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既批判了时人“变学为庙”、将学术宗教化的错误,又运用先秦儒学的本旨和原则,创造性地去解构释、老体系,以原儒的宗法理念拯救了宋代学术“宗教化”的危险,为宋学的形成开拓了新径。     

宋代儒学重建视野中的朱熹《仪礼》学

朱熹《仪礼》学思想的产生与宋代的社会、学术、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基于复兴儒学的伟大使命,朱熹直接针对王安石新学的学术影响,决心重振社会秩序,积极推行礼下庶人的礼仪运动。反思宋代礼学研究,朱熹试图通过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振兴《仪礼》学研究,消除《礼记》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为士人学子学习《仪礼》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