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视角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引入一个多维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经济体制转型的制度变量,将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纳入一个系统进行研究,在理论机制分析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含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模型,研究经济转型背景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基于2000-2012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有效地推动了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倒U形的曲线关系,并不是目前诸多文献认为的简单正相关关系.因此,保持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够更好地推动城镇化平稳健康发展.     

“双重转型”背景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从城镇化的发展背景来看，我国城镇化的“中国特色”突出表现为“双重转型”下的发展，城镇化发展不仅与工业化的结构转型发展存在着互动关系，同时还深受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影响。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结构转型路径对我国城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逻辑起点。渐进式的经济体制转型路径对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线索。当前，要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吸引民间力量参与城镇建设，进一步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     

健康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优化策略研究

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高速发展使城镇化面临许多突出问题,如城镇化中出现的"城市病"和"农村病"问题。因此要走健康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积极采取相应的政府经济行为主动推进城镇化建设。健康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要明确行政职责,实现政府转型;约束经济职能,提升城镇化进程中的极化效应;巩固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科学规划城镇化发展布局。     

西部欠发达地区“产城融合”效应实证研究

“产城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引擎,而如何推动西部欠发达地区“产城融合”发展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文章以重庆三峡库区2003-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农业发展对城镇化有微弱的负向效应,即“逆向城镇化”,但城镇化对农业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工业与城镇化具有良性互动效应机制,融合发展效应显著;服务业与城镇化没有显著的融合发展效应.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鼓励和支持现代农业、工业和城镇化协同发展可能是目前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优化选择.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和“城市病”及其治理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且相互影响。农业小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相对贫困和部分群体绝对贫困;“空心村”的普遍存在是现阶段“农村病”的主要表现。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承载力薄弱、“城中村”环境和治安问题等为表征的“城市病”集中爆发,并向二、三线城镇蔓延。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以及东中西各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与方式有悖于健康城镇化要求等等,这是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化解城乡间与城市内部的双重二元矛盾;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治理“农村病”与“城市病”的基本思路。     

中国城市化的偏态发展与城市化模式的变革

中国城市化的偏态发展表明城市化模式正面临着重大的整体性变革,变革的方向就是“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模式与“离乡不离土”的城市化模式的对接与融合。这种变革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然产物,它对于正处在体制创新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转型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对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在人类认识上引起了全方位的变化。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社会的转型即文明转型的核心和底蕴。“十五”期间 ,中国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新时期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以河北蔚县为例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基石.新时期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提质增效升级的战略任务,需要从构建质量更高、结构更优的县域产业体系、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协同发展、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县域经济转型发展.蔚县是资源型和国家级贫困县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典型,其转型发展需要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抓住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战略机遇,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时,促进工业转型发展,加快旅游与健康养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     

理解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

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还是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其关联的涓滴经济学思想,均与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情境存在反差。尤其考虑到中国城乡阻隔的历史遗产与等级产权的制度基因,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内生性困境。县域是国家宏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汇聚农村人口、融通农村与城镇的核心载体。实证研究发现,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模式应该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转型,在“大国大城”的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弥补小城镇发展的短板,加快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由此以乡村“镇”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推进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时空观察

[提要]“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作为社会的“发展极”与“稳定极”,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时空背景,溯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的历史变迁,是预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节点的依据;分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战略的实践进路,有助于优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维度上应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确定协同发展的时间节点;空间维度上可将特色小镇建设作为载体,把以城市群为主体、大城市为中心、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支点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与乡村连接,优化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     

经济下行压力下文化产业如何创造新增长点

当前中国面临改革开放红利结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需要寻找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点的重大挑战.具体分析中国现阶段国情,参考国际经济转型发展经验,文化产业有望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波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文化产业作为知识经济的典范,其后工业化特色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相匹配,与“互联网+”相融合,更能激发信息化时代的潜能.发现和培育文化产业经济增长点,应将产业转型问题与后工业化、全球化潮流结合起来,将文化产业与城镇化和城市更新结合起来,将产业发展与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融合起来.     

国外城市生态化发展案例对我国的启示

在人类对生态文明的认识不断加深情况下,城市的生态化建设愈益成为城市发展与转型的重要趋势。国际先进城市的生态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不俗的进展,但也有的城市存在着与之相悖的历史缺憾。中国正面临世界范围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进程,应该吸取国外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从城市的规划布局、城市设施与内循环系统、城市污染的防治等多方面推进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     

"马尔萨斯制约"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新认识

本文探讨了最近一千年中,西方国家的兴起与东方国家相对衰落的原因。在对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马尔萨斯制约”的概念,并以此来说明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通过人类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必要性分析,指出了突破这一制约的方式。进而讨论了古代文明、荷兰等国的衰落与英国的崛起,论证了缺乏理性的国家难以突破“马尔萨斯制约”。同时,对我国宋代以来停滞不前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棘轮效应”的存在阻碍了古代中国的发展。最后讨论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邓小平效应”,由此得到的基本结论是:由邓小平同志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经济奇迹一是依靠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种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并举的发展战略有效地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束缚,从而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     

新型城镇化:内涵、本质及其认识价值——十八大报告解读

提高城镇化质量抑或建设新型城镇化是“十八”大报告的鲜明主题之一,也是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重点话题.新型城镇化是一条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也是一条与工业化良性互动、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共生同步发展的道路,其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在总结中外城市化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全新认识,它不仅对我国城镇化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价值,而且对世界城市化理论发展也产生积极的贡献.     

中国特色经济现代化探析

中国特色经济现代化是世界经济现代化的共性与中国个性的有机统一,是以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为基础的、既有中国个性又有世界经济现代化共性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由世界经济现代化的共性与中国国情所决定,中国特色经济现代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方向,其实质是工业化与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知识化、绿色化和全球化协调推进型的中国经济转型,核心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型的中国经济发展,表征为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特色经济现代化以“民富国强”为总体目标,以“温饱-低水平小康-高水平小康-经济中等发达-经济发达”为时间维度的阶段性目标,以“东部先行先富-东部带动中西部-东中西部协调并进共富”为空间维度的渐进性目标.     

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特点与趋势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到从单体城市向城市群(脉)发展转型的新阶段.“世界城市体系理论”与“网络城市理论”是当前中国城市群研究的两个热点领域.1996年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阶段可以划分为城镇化为主的外延扩张时期和外延扩张与内涵发展相结合的城市集群发展时期.新时期,中国城市化改革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城市化发展的集群趋势不断强化;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核极的城市群辐射功能的有效发挥与示范效应成为新型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包容性诉求在城市改革目标中越来越显著.     

“两区同建”破解中国新型城镇化难题

德州“两区同建”为中国城市化转型提供了范例。它启迪我们：新型城镇化应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解决当前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城市病”;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应该用足用好“小城镇、大战略”,促进“三农”现代化,缩小而不是扩大城乡和工农差距;新型城镇化应当考虑打破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从根本上化解日渐凸显的、由征地、拆迁等诱发的社会冲突;新型城镇化应当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乡政村治”格局的前提下,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制度配套改革和创新。     

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看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

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转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关乎世界近代史与近代国际关系,不仅对中国现当代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也对于世界的发展有广泛影响。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不仅能对历史上的外交政策有更清晰的认识,更对当代外交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尽管对于近代中国外交,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是对于近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外交制度或是外交人物的研究,较少有从体系变迁与外交政策变迁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并且国内研究大多是以“侵略说”为主,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造成的被迫转型,而国外学者,以费正清为代表则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是“冲击一反应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片面观点。该文以一个相对客观的,多角度的研究近代中国体系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的转型以及其所带来的外交转型的意义及影响,并希望通过对于这次成功的外交转型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的外交能有所启示,以更好地与其他国家开展外交活动。     

跨城市机场建设与区域城镇化——以扬泰机场为例

城镇化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和趋势,反过来城镇化又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大战略和必然选择。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区域间各领域合作的深入,机场作为高速交通体系中重要的节点之一,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这里选取特殊的例子,跨城市建设的非枢纽机场——扬泰机场,探讨扬泰机场建设与苏中区域城镇化之间的关联性。研究表明,与一般非枢纽机场依赖所在区域发展不同,扬泰机场运营与苏中区域城镇化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     

经济开放与产业转型中的“英国病”

英国曾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产业结构向工业主导转型的国家，然而自１９世纪后期起，英国经济开放和产业转型的领先地位很快被后来居上的美、德、日等国家赶上，并成为西方工业革命后，第一个比较突出地在经济开放中出现经济增长乏力现象的国家。西方经济学家唐宁将之新命名为“英国病”现象。“英国病”的特征是在经济开放中，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发展趋于萎缩，其病因同“西班牙病”有许多相似之处，最主要表现在“倒逆工业化”倾向突出，用高顿大膨胀部门模型理论分析便可发现导致“英国病”倒逆工业化转型的重要成因。８０年代初，“倒逆工业化”转型及其危害得到了英国政府和产业界的关注，为消除此病所作的努力，已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