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王船山政治伦理思想是明清之际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想发展的新成果。在治理思想上,王船山创举式地体贴出"治统"范畴,以"治统"和"道统"的辩证关系,解决了政权"合法性"问题;在政治理念上,王船山从儒家德治传统出发,大胆地呼吁"许之以民主可也",开创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之先河;在治理形式上,王船山反思了君主专制的弊端,提出了"环相为治"的权力平衡机制,"虚君"、均权、监督的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源泉。王船山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其特有的理论光芒,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想的一座里程碑。     

王船山研究概述

布洛夫写的《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家王船山的世界观》一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等出版)除“绪论”、“结束语”之外、共五章:一、王船山的时代;二、王船山的先驱者们:三、王船山的哲学观点,(思想家哲学体系的形成、自然观,对道器范畴的唯物主义解释、对陆王和佛教学说的批判、认识论、逻辑问题)四、王船山的社会政治观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观点、道德学说、人道主义原则在王船山观点中的地位和作用、爱国主义和封建民族主义思想、王船山世界观的阶级实质,作为哲学史家的王船山科学研究的原则)五、王船山和他同时代人观点的评价。本刊1986年第二期刊载李申摘译的该书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本文摘译的是该书的《绪论》,题目是编者加的。     

民本思想的发展逻辑及其现代转型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重要内容的民本思想,其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与德治主义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与封建君权相互调节,相互强化;与封建专制相互依存,相互背离;与尊君思想相反相成,互成一体。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都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民意是政权的基础,民生是治国的出发点,但是,两者在政治观、历史观、伦理观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都肯定了人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体现了对人的价值关怀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两者在理念、价值、实现途径和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着质的不同。以当代中国的历史境遇为背景,实现"臣民"向"公民"的根本转变、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以及民本与西方人本的当代融合,自觉地对民本思想进行现代转型,才能使它在当代获得新生。     

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从"天理"、"人欲"之辩入手,以宋代理学家"心统性情"论为契机,可见宋明理学由张载、程朱到陆王以及王氏后学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亦即由"气"、"理"到"心"、由"心"到"欲"这一范畴演进历程,揭示出宋明理学由自然到伦理、再由伦理到心理这一大致思想走向,从而表明宋明理学由"存天理、灭人欲"走向"天理即人欲",由天理人性论走向自然人性论是历史的趋势。     

“诚”“思诚”“至诚”:王船山批判性思维视域下的道德教育思想摭论

基于批判性哲学视域,王船山构建了一个以"诚"为核心范畴的独特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王船山认为,"诚"作为一种本体性存在,为道德教育内容与本质的确立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的根据,人们通过"致思"的方式实现与"诚"的"合一"则是道德教育的根本途径,道德教育的价值目标则是趋近于天人合一的"至诚"状态。王船山的道德教育理论为人们思考道德教育之本质、创新道德教育之路径、破解社会道德教育假大空的"失效"状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启示。     

周敦颐的思想贡献和历史地位及其现实价值

周敦颐的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哲学、教育和社会政治思想三个方面。"诚"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教人向善,进德修业""六经为主,以诚为本""自学为主,重在启发"是其教育思想的内容。其社会政治思想可以归纳为德治与刑治两个方面。周敦颐的历史地位表现在:他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开创了宋以来儒学的新形态。他也是湖南"千年湘学"的宗主,是生在湖南、第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湖湘学人。他的影响及于朝鲜、越南、日本、琉球。周敦颐的现实价值:诚学思想中的"立人极",对于当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启迪作用。其社会政治思想中的和谐理念和德治刑治观,对于当今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建设有借鉴意义。     

刘人熙与“船山学社”

刘人熙有强烈的民族精神,主张以传统道德拯救中国。从青年时候他就开始就崇拜王船山,研习王船山的著作。他认为王船山继承孔孟程朱思想又有所发展。刘人熙对王船山的推崇仰慕影响了谭嗣同,使谭嗣同崇拜王船山,但刘人熙又不赞成谭嗣同的"变法",未参加辛亥革命的有关活动,民国建立后虽对民主自由等现代观念有微辞,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民主自由独立的思想,尤其赞成民主共和的建国思想。正因为这样,刘人熙认为以船山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能"新湘"、"新天下",所以他创立了船山学社。     

法治·德治·人治—王船山政治思想探要

王船山用进化论的历史观,把儒、法的治国之道,放到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考察,分析丁法制、德治、人治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观,很有点辩证思想,今天仍能对人有所启发。     

陆、王“心即理”思想比较

<正> 陆九渊和王阳明同属宋明理学中的心学流派,都有"心即理"的思想,也都表现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特点.但是,由于二人所处时代不同,经历各异,观察世界的角度不一,其思想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今拟对陆、王"心即理"思想之异同加以比较.一、陆、王"心即理"思想之同陆、王的"心即理"思想,作为一种世界观,是一种以心灵为宇宙本体的唯心论.它是对主观精神的夸大,是对儒家"天人合一"的心性学说和宋明理学以封建伦理为世界本体思想的发展.在这里,"心",既指思维器官、主体意识活动,义指人的本性和支配人的伦理行     

中国“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的“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德治”思想从西周确立以来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考察中国“德治”思想的历史发展 ,有助于我们在当今社会对“以德治国”的方略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船山道论

王船山作为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者,对道范畴作了大量的论述,既把这一古老范畴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阶段,又通过道与其他范畴的联结构筑了他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一道在传统哲学中具有本体、规律、过程、道德原则等内涵,王船山对道范畴的规定虽未超出这些范围,却比以往的理论要深刻得多。船山以前,道的本体规定大要有四派。     

“人极立而道术正”——论王船山“立人极”思想的历史意义

本文阐述了王船山“立人极”思想的基本含义,并从历史的理论及其实践两方面分别阐述了其“立人极”思想的历史意义。     

关于进一步研究王船山哲学思想的问题

王船山思想是一个博大的体系。就他的哲学来说,是中国旧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峰。王船山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传统,批判了唯心主义--特别是宋明理学唯心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形而上学作了批判,创立了一个新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可以说,他把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在若干环节上、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起来。当然,他的哲学也是有很多缺点的:(一)缺乏     

王船山的天人合一思想探微

王船山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其思想中颇具特色的部分。这一思想,在内容上,源于六经的天人图像;在话语上,承继了孔子的正名思想。这一思想的建构思路是首先通过区分"人之天"与"天之天",划出已知与未知的领域;然后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对天的善意推测而建构起"万化无私"之天的"天显"图像,并反过来以其证"天命之性"之纯、人性之善的"身体"图像;最后通过"践形"的方式而实现此两种图像的现实的合一。这一天人合一思想,对宋明理学天理人欲、对立的天人图像及其话语系统,具有纠偏救漏的意义。     

船山学复苏与戊戌思潮

对维新思潮影响较大的中国传统经世思想家是王船山。船山思想中的道器论、变法观、进化论、历史论和民族观等 ,都对戊戌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许冠三之王船山专论述评

<正>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冠三先生陆续发表了有关王船山的专论五篇:《王船山的历史学说》,《原王船山之“理”》、《王船山的宇宙观》、《王船山的致知论》和《船山学术思想生命年谱》,共约二十三万字.下面,我们先分别介绍各篇主旨,特别是许先生关于船山思想的独到见解,然后从总体上比较作者的思路和研究方法,与大陆研究者的异同。以交流学术,启迪新思.《原王船山之“理”》一文,以八章近五万字的篇幅,专门剖析船山的“理”范畴的历史演变和逻辑层次。作者认为,船山哲学的中心范畴不是“天”,不是“道”,不     

船山礼学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取向

王船山礼学与先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的渊源甚深,特别是与张载的礼学关系密切。船山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是人欲;礼与天理相关,亦与人情相系,礼甚至由心而生。船山认为情可能过或不及,而礼可矫正,使其合乎中道。礼是"五常"的范畴之一,而船山将礼从"五常"中抽离出来,并视其为"三纲五常"的大体。在船山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夷夏之辨、人禽之别的根据就是礼治的有无。船山从礼学的角度彰显文化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佛老和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上。     

尚义之道——王船山尚义思想展开的四个逻辑层次

王船山在经典诠释中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责任担当,阐释着其丰富的道义思想。尚义之理:天理之公与人不可昧;尚义原则:义在事宜与立义皆称;尚义之策:言必以义与行必以礼;尚义旨归:义以裁之而德业日隆。船山尚义思想四个层次的逻辑展开,分别彰显了船山尚义之缘由,尚义之基本原则,尚义之基本策略,尚义之价值旨归的问题。王船山的尚义思想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尚义逻辑体系。     

董仲舒德治思想的社会和学理基础

董仲舒德治思想的产生,有其特殊历史语境,即汲取秦亡的历史教训,一反秦代严刑酷法,凸显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也有其一般历史原因,即农业文明及其基础上的宗法社会对于道德的格外依赖.人的血缘关系及其调节在国家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构成道德伦理及德治思想的发生学土壤.董仲舒从本体论前提、阴阳关系、人性论预设、五行说、自我中心化观念、道德预防作用等不同层面,多维度地揭橥出其德治思想的理由和根据.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