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权实现中国家平等对待义务的客观性——兼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社会经济权利,住房权的国家义务较具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住房保障政策不必遵守任何法律上的规范标准.在住房权实现过程中,国家具有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只有在充分考虑未从住房优惠政策中获益的群体的利益的基础上,以尊重利益受到不利影响的公民的平等权为前提,将比例原则作为客观的检验标准,国家的住房保障政策才具有合法性的根基.而在时下热议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中,更能看出住房权国家义务的客观标准所具有的实际功能.只有符合客观检验标准的住房保障政策才能与基本权利体系相协调,与和谐法治社会的发展相一致.     

强化公民意识: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

公民普遍具有公民意识是政治文明的要求,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公民的权利意识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强大动力;公民的义务意识是提高有序政治参与质量的前提和基础;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     

高等教育法制民主参与的价值目标和制度构建

我国高等教育法制民主参与制度基本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提高高等教育法制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实现高等教育管理的民主化、保障高等教育决策程序化、提高公民参与,从而实现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目标。我国高等教育法制民主参与制度尚存在很多不足,为此,需要在立足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有益经验,通过设立高等教育法制立法中民主参与的法定化,强化高等教育法律执行中民主参与力量的制约作用,形成具有民主参与功能的高等教育纠纷解决机制,从而对这一制度进行重构。     

少数民族人权发展的法理解析

平等权的国际法宣示使少数民族人权的确立获得了正当性;多民族国家内法渊源中少数民族平等权的规范使得少数民族人权的实现获得了法律保障.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权发展的逻辑进路是从普遍人权到特殊人权.我国少数民族人权发展的现实路径是在社会主义宪政框架内,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来落实民族区域自治.     

日本大学质量保障体系转换的重要举措

完善大学质量保障体系,进行与之相应的制度创新,建立有效的质量评估制度,是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为此,日本打破传统的质量保障体系,建立起一套由原有的重"入口"转向重"出口"的新体系.为实现这一战略性转换,日本政府选择了建立多元化的外部评估与认定评估有机结合的大学质量评估制度,它为保障日本高等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研究这一问题,对我国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从"头巾法案"等看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平等权的意义

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平等权、政教分离等是现代国家普遍确认和奉行的宪法权利和宪政原则,但在实践的领域和现实生活层面如何正确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常常会引起纷争的问题.通过对国外两个案例的分析,说明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平等权理念是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实现的最有效的 法律途径.     

婚姻法领域男女平等权研究——以配偶从事家务劳动的定位为例

我国婚姻法确定了男女平等原则,但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以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家务劳动定位为例)法律形式上的男女平等权都没有体现.平等权作为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所享有的同等或类似情形对等对待的权利,理应包括配偶作为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享有的同等或类似情形对等对待的权利.平等权的要义:一是主体平等是平等权实现的前提;二是形式平等是平等权的理性所系.在婚姻法上将配偶一方(一般是妻子)从事家务劳动定位为一种职业,是完善我国婚姻法男女平等权和人权法制建设的需要.     

作为国家义务的就业权

无论从法理依据还是规范依据来看,就业权是一种宪法基本权利.作为基本权利,就业权有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属性.与自由权属性相对的是防御不当行政干预的功能,与社会权属性相对的是给付行政任务的要求,前者对应的是就业权的国家尊重义务,后者对应的是就业权的国家给付义务.政府应慎重"干预"和"给付",保障公民就业权的实现.     

知情权生成机理简析

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正式颁布实施,在公民知情权实现与保障方面前进了重要的一步.但自条例颁布实施以来侵犯公民知情权的事件却依然时有发生.有人因此认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不过是一张废纸.笔者试图通过对知情权生成机理的探析,为中国的知情权保障提供一种思考向度.     

人学视域下的社会保障理念及制度设计

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保障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同时社会保障的最直接的目标是要保证社会公正.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应充分体现人的主体性地位以及保障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实现.我国的社会保障经历了一个从"由上至下"到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结合的历程,这一历程也是公民的主体性地位逐步得以实现的过程.在今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保障应该在凸显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和谐理念的前提下,形成一张涵盖纵向与横向相互交错的立体之网.     

城市善治目标下公民网络参与的发展

公民网络参与是信息时代实现城市善治目标的必然选择,而公民网络参与的发展有赖于城市善治目标的逐步实现,主要体现为:透明性是公民网络参与发展的前提,回应性是公民网络参与发展的关键,有效性搭建了公民网络参与发展的平台,法治性提供了公民网络参与发展的保障。     

论公民的道德责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公民的道德责任在构建社会和谐中具有四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是增强和谐社会能力的关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发展的保障.公民的道德责任教育实质就是一种使社会成员成为具有高度责任心的公民价值观教育.为此,在公民的道德责任教育的实践中,应注重发挥主体性、体现自主性、注意层次性,以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公民参与面临着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衰落、公民身份和权利流失、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内在张力等困境,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平台,实现了进入"生活政治"和"公民治理"的转向.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特殊的"中国"意义和取向,因此,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推进"公民治理",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     

强化基本权利保障 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是提升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水平 ;提升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水平的现实选择是实现宪法的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的制度通道是司法解释 ,所以应确立对公民基本权利实行积极救助的原则 ,从而实现从单行法律法规的保障到法治体制整体保障的跨越 ,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日本非正式员工的“社会排斥”与权利回归

日本在经济长期低迷背景下,派遣工、外包工、临时工等非正式员工不断增加,他们的弱势地位导致了其难以融入社会生活之中,一定程度上处于被经济市场、社会组织、文化生活、政治活动所排斥的生存状态。这种"社会排斥"使劳动者的生存权、平等权等受到了侵害。通过法律政策对非正式员工的权益加以保障,促进其权利回归,是实现"社会包容"的有效途径。研究日本的"社会排斥",对预防和解决中国二元结构下农民工以及其他非正式员工的"社会排斥"现象及其应对措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公民资格与全民福利——T.H.马歇尔公民资格理论评述

在英国发展福利国家过程中,T.H.马歇尔在其《公民资格与社会阶级》著名讲座中提出的公民资格理论,从思想上支持了全民福利的发展。通过这一理论提出和诠释的社会权利的概念,基本生活保障和过上体面的生活成为公民个人应得的权利,国家则负有保障公民这种权利得到实现的义务,因此这种理论在西欧和北欧福利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宪政视角下的公民基本权利

公民基本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是对于公民不可缺乏不可取代的母体性权利。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也是宪政的核心价值。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列举性的规定,修正案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载入宪法则表达了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关注。但由于我国宪法运行机制缺陷,造成了对宪政实现的阻碍。面对我国的现实情况,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应成为当代中国宪政的起点,作为一种途径和手段,基本权利诉讼是中国宪政实现的必由之路。     

地方高校"3354"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以宝鸡文理学院为例

深化高等学校"双创"教育改革,建立健全"双创"教育模式,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重要工程.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双创"教育模式已成为各高等学校面临的重要课题,宝鸡文理学院以培养应用型"双创"人才为目标,立足学校实际与特色,从更新"双创"理念、课程体系、实践平台、保障措施四个方面构建了地方高校"3354"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公民社会与社会转型中法治秩序的构建——以公民责任意识为视角

法治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文化的弘扬和公民意识的塑造.而在此过程中,塑造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公民意识则是关键.公民意识的内涵非常丰富,其表现是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其中公民的责任意识是一个重要方面.公民责任意识包含着"公民"、"责任"、"公民责任"和"公民责任意识"等逻辑范畴.公民责任意识包括公民责任感、法律规则意识、理性意识和道德责任意识等要素,并具有主体性、公共性、民主性和权责统一性等特点.在社会转型时期,公民责任意识对当下法治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雾霾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雾霾污染考验国家治理的行动模式,公民参与雾霾治理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现实必要性。在当前雾霾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面临的困境包括"搭便车"行为与"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不完善,个体行动乏力,缺乏法律保障、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等。公民个人应当树立环保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在源头上直接参与雾霾的防治,进而参与雾霾的公共治理活动。政府要建立大气治理信息共享渠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多种信息收集渠道,汇集对大气治理的意见和建议;把公民参与纳入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公民参与的延伸与拓展,也是促进或推动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应发挥其组织和专业优势。此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也是雾霾治理的合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