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

山西票号的创建,揭开了以汇兑进行结算的新时代。山西票号全部是由总号和分号组成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此即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本小、利厚、快速高效。由于这种经营模式特别能够适应金融市场复杂多变的需要,所以奇迹般地创造了山西票号的辉煌业绩。     

山西票号在广东

晚清时期,山西票号在广东所设分号共有15家,大多在广州和汕头两口岸。山西票号在广东的主要活动包括汇兑和存放款,其汇兑活动除帮助清政府上解各种饷项以解决财政危机外,更主要的是国内南北商业贸易汇兑和对外贸易汇兑,体现了晚清中国金融业从内陆向沿海延伸,从国内商业资本的汇兑走向对外贸易的投资这一新趋势;其存放款活动主要是针对广东地方政府和官员,可见山西票号与广东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关系之密切。此外,山西票号在广东还从事商业贸易和发行银两票的活动,促进了当时广东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创新与固守：山西票号发展路径的两重选择

在山西票号的百余年发展中，创新与固守是其发展路径的双重选择。因地理环境和气候的特殊、政治及历史因素的偶合、创新型商业人才的蕴育等因素而促成经济文化创新，如对传统重农抑商观念的改铸、商铺改组票号、厚德重行人才培养模式和独具特色经营管理制度的开创等。然而，长期浸润于传统文化之下的票号经营者，因摆脱不了官本位和封建皇权及与生俱来的保守和排外，终使票号在固守中走向衰落。山西票号的兴衰说明，企业长期繁荣的基础是知识和创新。     

山西票号业务结构

汇兑、存款、放款构成了票号的基本业务。因票号的创办者及主要经营者为山西人,所以习惯上被称为山西票号。票号曾长期经营官款,有关其资本属性的界定与此密切相关。广义上讲,票号的服务对象亦是其业务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详尽的量化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异地汇兑为票号的主营业务;官款业务在其总业务中仅处于从属地位;而为广大工商客户提供信用支持才是票号业的主要职责。     

山西票号的发展对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启示

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不仅是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 ,也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对中国金融业的鼻祖———山西票号发展的研究 ,对比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及成因 ,山西票号在政企关系、经营意识、市场构建以及管理创新等方面的经营经验 ,对解决这一难题会有所启示     

山西票号业的金融创新

山西票号是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 ,曾经有过“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辉煌。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重要信用机构 ,票号第一次使银行业的存、放、汇三大业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使得中国的金融进一步走向健全和完善。     

经理人激励制度的多维解读--对"山西票号"的一个历史判断

早在100多年前的山西票号经理人激励制度,是以“顶身股”为核心、多种有效激励方式的较为全面的激励制度。它对我国公司制企业建立有效的经理人激励制度极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因此,我们引入西方经理人激励制度的同时,更应从山西票号的激励制度中寻求可资借鉴之处,科学地继承这一根植于我国本土的经验,并将中外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探索适合国情和现有制度环境的有效的股权激励制度。     

顾炎武、傅山与票号无关

山西票号的起源,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目前研究经济史的同志,大多主张以道光以后信而有征的历史为可靠:但社会上流行颇广的则是明清之际的说法。此说之代表如下: (一)李自成起义失败后,遗弃金银于山西,平阳康氏以此巨资致富,遂设票号,由顾炎武制订章程并组织镖局,以发展武装力量,反清复明(见1917年《银行周报汇编》第一卷七、八期,东海:     

晋商顶身股缺陷之再思考

顶身股作为山西票号经营管理体制的核心,其自身缺陷一直为大多数晋商研究者所诟病。笔者从对目前晋商研究中关于顶身股缺陷主流观点的反思入手,提出缺乏对顶有身股伙友的有效制约、财东的无限责任以及晋商后人安于享乐的思想是顶身股在实际运行中偏向的原因,并据此提出对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启示。     

山西票号中前期顺利经营的制度性因素

山西票号是中国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曾执中国近代金融业之牛耳近一个世纪之久。它之所以有这样的业绩 ,应归因其较完备的制度性因素 ,即顶人身股理念的应用、严格的人事管理制度及灵活的经营管理策略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