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河北省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一书评介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在为城市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尴尬处境.城市农民工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型,真正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不仅关系到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是关系加快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刘丽等人撰写的力作<河北省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河北省城市农民工的现状调查为切入点,层层剖析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过程面临的种种制约性因素,并进而提出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及可行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城市的超前发展,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成本上升;农民工流入地地方政府缺乏激励,推进意愿不强;城市居民的歧视,增加了定居城市农民工的心理成本。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行路径有实行以人为本的制度安排,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工就地转移;构建城市居民和落户农民工的互信;稳定农业发展,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农民工的城市感知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的评价。换言之,农民工能否自觉形成对城市的心理认同,并完成从社会生活、行动到社会心理的市民化,不仅与社会制度、政策和农民工的城市物质生活状况有关,也与他对城市及城市居民的认知与评价有关。概括而言,农民工的城市知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农民工对城市区位的感知印象、对城市居民的感知印象,以及对相关的城市制度、管理体系的感知印象。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感受,即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满意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对城市的认识,并影响着他们对城市心理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作为农民工群体的特殊子集和主体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直接影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成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既面临宏观层面的群体边缘化困境,又面临微观层面的诸多现实问题。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就业环境的改善,应当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展开。     

城市融入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变迁——基于文化接触理论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城市融入进程中,他们的乡土观念、消费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重大变迁。与城市文化的接触是新生代农民工观念发生变迁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第一,城市较为发达,城市文明对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第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良好的政策环境,这有利于他们的城市融入和观念变迁;第三,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接触相对广泛,并且他们能够自我调适,逐步适应城市社会,在此过程中,他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迁。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文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影响因素、实践路径和促进思路展开了探讨。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受制于宏观层面的制度安排、经济环境和舆论态度,微观层面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农民工已自发探索出市民化的某些有效途径,如＂打工者阶层向上职业流动式＂市民化、＂回流式＂市民化等;应采取一套全面的促进对策。     

理性行动及其限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的定性研究

"结构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在解释移民融合问题时都存在不足。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移民群体的访谈研究发现: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是其理性行动的基本策略,这有助于他们克服社会障碍、加速城市融合进程。而且,这些理性行动同时也受到了户籍制、福利保障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的约制。与此同时,他们的理性行动又在推动着制度设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是一个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社会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的促进措施研究

受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的市民化是不完全的,农民工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不同步,进得来城市但融不进城市。表现为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市不同权,收入低,市民化能力弱,绝大多数只能居住在城中村、棚户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构建"半市民化"进程中伴生的不良现象的预防机制,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加快社会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工市民权,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农民工市民化的税收支持效应:理论阐释与现实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有关,也与提供足够就业岗位的能力有关,税收均与之紧密相连.现行税制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受到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分配非对称及税种结构失衡等制约.基于此,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税收政策支持的缺失进行分析,构建了税收体制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传导机制,提出完善农民工市民化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调整:构筑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基本对称的税收体制;优化税种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职能;增加农民工群体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地方收支匹配的长效机制,以促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转型中的权益谱系与匹配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是城乡权益资源重组的过程,遵循着城乡之别、城市之别和区域之别的理论逻辑。从农民工市民化转型看,经历"转移"和"转户"两个阶段,涉及农民基本权利和核心权利、农民工拓展权利、市民基本权利及其三种身份的转换,需要转户福利增进的"兼容型"匹配机制、转户条件限制的"甄别型"匹配机制、城乡部分权益可置换的"替代型"匹配机制与之相应。为此,应以差别化落户政策为导向,科学设定落户门槛,探索居住证与公共服务资源匹配方式,完善跨区域农民工城乡权益转移衔接制度,并试点推行,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转型。     

结构化理论视阈下农民工社会角色转型问题研究

农民工社会角色包含地域角色、职业角色、身份角色与制度角色,农民工社会角色转型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文章以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为分析工具,对我国农民工社会角色转型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农民工社会角色转型是一个主体选择与结构整合的二重化过程,既受宏观结构性因素制约,也是一个主体自觉的合理化选择与反思性调节,是一个主体与结构二重互构的结果.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基于TT&DTHM模型的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并不是单一的或一蹴而就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存在各种内部或外部之间、内部各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外部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TT&DTHM模型在理清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异质性、非异质性特征,以及农民工被动边缘化、主动边缘化与双重边缘化等新障碍的情况下,用来深入评价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双三重螺旋指标体系,包括内部农民工因素和外部制度因素两个方面。其中,内部农民工因素包括市民化能力、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承受三个部分;外部制度因素包括市民化制度、市民化法律以及市民化环境三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50.2%,刚刚跨过中市民化率的门槛水平。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最高的为市民化承受,达到71.6%,程度较低的为市民化环境和市民化法律,分别为33.4%和43.1%。政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规划,保证政策的系统性、独立性、持久性,最终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制度与行动: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逻辑——基于社会互构论视角

以社会互构论为理论视角,把个体与社会通过制度联系起来,以制度与行动的"互动"、"互构"及协同演进探讨城市贫困群体在国企制度变迁背景下遵循的适应行动策略,以及国家救助制度建构下的行动选择,发现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逻辑是内生的生存压力作用的结果,这种行动的力量来自其内部,遵循的是一种生存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体现的是一种生存理性。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途径探析

任何一个国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必然经历农村人口向非农业人口、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过程,而我国正处在这样的阶段。并且农民向城市化的转移,尤其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正在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意义和现状出发,利用西方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观点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进行探悉。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工具选择

加快城市化步伐,提升城市化质量与层次,需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市民化进程面临市民化能力强烈,但市民化意愿不足的困境.从政策工具的角度入手,以权威为本、信息为本、组织为本和财政为本的政策工具为基本框架,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体系和路径,可以优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实现城市化与市民化的互动和互促.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与路径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农民工经济生活、受教育状况、权益保障、政治参与等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情况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程度较低,农民工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急需进一步提升和培养,当前的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实行分层分类的差别化战略、分类型实行差别化的推进战略、积极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的总体思路;指出增强就业服务、实行制度创新、加强教育提升、加大社会融合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从互斥到共生: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与城市关系重构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现实中农民工与城市间所存在的互斥关系,既影响到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也阻碍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发展。社会排斥的研究视角适用于分析农民工群体,能在探索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方面提供更为深入和独特的研究方向,并能对农民工与城市间互斥关系的发生做出解释。当前,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消除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的社会排斥,重构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使二者从互斥走向共生:一要避免人为区分,塑造包容文化;二要营造宜居环境,加强心理疏导;三要实现分类治理,推动阶层流动。     

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均表明他们未能真正融入城市,而是呈现一种“虚城市化”现象。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农民工的“虚城市化”只是其市民化进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为尽快完成这一转变,一方面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素质,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应当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努力增加制度供给,改善制度环境,并且积极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问题研究

超过半数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自主创业的想法,与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不同,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城市里进行创业,他们创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赚钱,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实现自身价值、达到身心自由,这也是他们创业的主要动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面临很多困难,在当前重视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大环境下,应该制定一些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创业的优惠政策,促进他们更好地适应城市,尽快完成市民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