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要探讨农民工社会保障推进与农民工市民化实现问题，必须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及原因、农民工社会保障推进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养老保险制度为例，提出将就业稳定的农民工直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将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以及建立农民工过渡性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方式，促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农民工市民化转型中的权益谱系与匹配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是城乡权益资源重组的过程,遵循着城乡之别、城市之别和区域之别的理论逻辑。从农民工市民化转型看,经历"转移"和"转户"两个阶段,涉及农民基本权利和核心权利、农民工拓展权利、市民基本权利及其三种身份的转换,需要转户福利增进的"兼容型"匹配机制、转户条件限制的"甄别型"匹配机制、城乡部分权益可置换的"替代型"匹配机制与之相应。为此,应以差别化落户政策为导向,科学设定落户门槛,探索居住证与公共服务资源匹配方式,完善跨区域农民工城乡权益转移衔接制度,并试点推行,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转型。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愿望,也是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有效策略。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对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尚未实现"半市民化";市民化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其中,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最高,经济生活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接近总体平均水平,社会交往与政治参与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则相对偏低;个人、制度、文化、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培训经历、文化程度、性别、父母在当地的经济状况等个人背景因素较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更强。     

"土地换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加速我国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其中关键是如何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通过"土地换保障"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但符合农民工自身特点,而且具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可以加速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二是不会给政府财政造成过大压力,三是有利于农村土地的整合与流转.     

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加快农民工和城市郊区农民的市民化步伐,更需要着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因为它能短时间、低成本地转移更多农村人口.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既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强大动力源,又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承受载体.中国农民市民化应该优先发展城镇化,并辅之必要的集中化和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是农村城镇化、集中区社区化和职业非农化"三化一体"的系统工程,其中农村城镇和农民集中区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空间载体,从事非农产业、强化社区建设和健全市场体系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内容.国家政策唯有使"三化"融为一体,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     

市民化进程与城市文化传承

在城市文化传承问题上,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立场,即城市不是文化传承的敌对力量,而是芒福德所说的"文化的容器",应将之视为一种积极力量.城市文化传承也绝非城市文化的传承问题,而是城市的文化传承问题.在此,"人的活动"因素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对对象性的文化形态和机构性的城市规划的关注遮蔽了对作为城市文化主体的市民因素重要性的认识.城市文化传承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它贯穿于城市化的所有阶段;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市民化进程出现了不同步的现象,形成了不同的市民化问题,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民工"、"先知识化"和"再市民化"等现象也决定了城市文化传承的复杂性.     

市民化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推进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高质量就业是农民工立足城市并最终成为市民的关键。当前,农民工总体就业质量不高,就业歧视、收入水平低、就业不稳定、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严重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大力促进农民工就业、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培训和权益保护力度等,是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而推动其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从城乡一体化看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难题,"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的一项很必要也很及时的举措.其实,"农民工市民化"其根本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对立,农民工产生的根源在于"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隔离,因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以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关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几点思考

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二是保障农民工基本劳动权益,缩小其与城市市民的差异;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四是创新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管理制度;五是建立形式多样的廉祖房制度,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六是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救助体系.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基于TT&DTHM模型的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并不是单一的或一蹴而就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存在各种内部或外部之间、内部各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外部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TT&DTHM模型在理清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异质性、非异质性特征,以及农民工被动边缘化、主动边缘化与双重边缘化等新障碍的情况下,用来深入评价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双三重螺旋指标体系,包括内部农民工因素和外部制度因素两个方面。其中,内部农民工因素包括市民化能力、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承受三个部分;外部制度因素包括市民化制度、市民化法律以及市民化环境三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50.2%,刚刚跨过中市民化率的门槛水平。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最高的为市民化承受,达到71.6%,程度较低的为市民化环境和市民化法律,分别为33.4%和43.1%。政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规划,保证政策的系统性、独立性、持久性,最终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市民化能否实现,受到培训与就业、居住、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融入城市过程的文化冲突和心理问题、户籍及与之绑定的福利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不能将单一因素割裂开来进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遇到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从传统的户籍制度找到根源。当前,虽然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然而仅仅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由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不公平政策才是直接影响市民化实现的核心问题。因此,改革与户籍绑定的相关政策才是解决市民化问题的根本措施。但考虑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相关改革只能逐步实施,从而在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下确保市民化的最终实现。     

皖北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B市的调查

由于城乡分化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加上城市内部分化日益严重,皖北农民市民化的困境集中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城市户口对农民工没有吸引力;二是本地企业留不住本地农民工;三是土地收入不足以保障生活;四是进城农民的"低收入"、"低保障"遭遇了城市的"高房价"。要走出上述困境,从市场层面来看,要赋予农民平等的市场准入权,让进城农民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从社会层面来看,要开放城市公共生活,让进城农民在城市居有其所、享有与市民平等的各项社会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的新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行动式"路径呈突显趋向,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与理性行动;"回流式"路径呈扩散趋向,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自身能力和生活境遇的评估,选择回流到中小城镇实现市民化;"非均衡式"路径呈强化趋向,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先赋差异、能力差异等主客观因素而选择不同的市民化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及可行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城市的超前发展,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成本上升;农民工流入地地方政府缺乏激励,推进意愿不强;城市居民的歧视,增加了定居城市农民工的心理成本。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行路径有实行以人为本的制度安排,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工就地转移;构建城市居民和落户农民工的互信;稳定农业发展,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的新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行动式"路径呈突显趋向,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与理性行动;"回流式"路径呈扩散趋向,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自身能力和生活境遇的评估,选择回流到中小城镇实现市民化;"非均衡式"路径呈强化趋向,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先赋差异、能力差异等主客观因素而选择不同的市民化路径。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

本文从农民工与市民的群体性特征差异角度出发,阐释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政策必然选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有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力,二是政府有公平、公正地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并从有效破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福利政策、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制度、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现实障碍角度出发,提出户籍制度及社会政策协同创新政策体系:包括住房保障政策的二步实施路径、推进城市教育公平、实施降低农民工市民化个人成本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政策;建立统一、公平、规范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长效机制和有效构建引导性社会资本.     

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实现——基于农户兼业、农民工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比较的视角

若以年龄为标准.目前农民工群体可以粗略分为中老年农民工和青少年农民工两个亚群体.在市民化的进程中,两者表现出了明显的代际差异:中老年农民工倾向于兼业型就业与回流,呈现出"去城市化",进而"去市民化"的倾向,而青少年农民工则大多采取"完全离农型"的劳动力转移方式,非农就业和"市民化"特征突出.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是个代际实现的过程,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是青少年农民工.但是,由于现实的种种约束,当前的青少年农民工只能被称作"准市民",青少年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实现将是一个较长时期和多维度的渐进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态考察与政策支持

农民工市民化需要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作支撑。只有帮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使之成为一种自愿性选择，才能完成农民工实质意义上的市民化。对重庆市农民工市民化实态考察表明，要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支持系统，给予农民工市民化平等的、平衡的、统一的、发展的政策支持。     

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均表明他们未能真正融入城市,而是呈现一种“虚城市化”现象。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农民工的“虚城市化”只是其市民化进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为尽快完成这一转变,一方面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素质,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应当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努力增加制度供给,改善制度环境,并且积极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