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比较分析——以上海1446份调查样本为例

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市民化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上海1446份调查样本,应用统计性描述方法分析了新老两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总体较高,就影响因素看,满意度较高的是"工作环境"和"业余生活",较低的是"居住环境"和"收入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其中,新老两代农民工工作环境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但居住环境、收入水平、业余生活等方面的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考虑两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诉求差异,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并促进其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广东省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经济融入因素中,每天工作时间、职务层次和个人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生活融入因素中,与邻居的相熟度和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文化心理融入因素中,愿意参与本地社会事务、愿意和本地人交朋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年龄、户口和受教育程度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文化认同、社区融入与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有效路径——基于对F省Q市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调研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近年来一直成为社会各界热议和关注的焦点。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权益保护、市民化、城市融入等一些宏观层面,而对于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和城市基层社区文化建设的关系等微观层面研究较少。下面主要是从精神文化层面入手,结合Q地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调研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得出了初步结论。认为文化认同、社区融入和市民化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渐深入的过程,分别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价值认同和心灵归属。同时社会支持网络和全方位身份转变,制约着他们城市融入的进程和有效性。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顺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论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揭示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从城镇化水平滞后、制度障碍、居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社会参与程度五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制度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创造社会氛围五个方面,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与路径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农民工经济生活、受教育状况、权益保障、政治参与等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情况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程度较低,农民工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急需进一步提升和培养,当前的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实行分层分类的差别化战略、分类型实行差别化的推进战略、积极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的总体思路;指出增强就业服务、实行制度创新、加强教育提升、加大社会融合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向,是一个渐进、有序发展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正面临着制度、身份、经济、文化四大困境。为此,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动员全社会各种力量,发挥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作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文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影响因素、实践路径和促进思路展开了探讨。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受制于宏观层面的制度安排、经济环境和舆论态度,微观层面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农民工已自发探索出市民化的某些有效途径,如＂打工者阶层向上职业流动式＂市民化、＂回流式＂市民化等;应采取一套全面的促进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治理机制

心理资本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协同作用的结果。利用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类别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一定水平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而收入水平作用不显著。参训时间越长,技能等级越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越强。但城市政府的福利配给没有有效刺激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市民化政策应从普惠制福利供给向激励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化福利分配转变,即从外生性市民化向内生性市民化转变。企业应畅通农民工职业通道,构建公平性、宽容性和激励性企业文化,促进农民工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基于TT&DTHM模型的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并不是单一的或一蹴而就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存在各种内部或外部之间、内部各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外部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TT&DTHM模型在理清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异质性、非异质性特征,以及农民工被动边缘化、主动边缘化与双重边缘化等新障碍的情况下,用来深入评价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双三重螺旋指标体系,包括内部农民工因素和外部制度因素两个方面。其中,内部农民工因素包括市民化能力、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承受三个部分;外部制度因素包括市民化制度、市民化法律以及市民化环境三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50.2%,刚刚跨过中市民化率的门槛水平。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最高的为市民化承受,达到71.6%,程度较低的为市民化环境和市民化法律,分别为33.4%和43.1%。政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规划,保证政策的系统性、独立性、持久性,最终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政治学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它在不断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当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因素包括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和政府因素,因此,强化制度创新、提供政策支持、转变政府理念和管理方式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的新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行动式"路径呈突显趋向,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与理性行动;"回流式"路径呈扩散趋向,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自身能力和生活境遇的评估,选择回流到中小城镇实现市民化;"非均衡式"路径呈强化趋向,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先赋差异、能力差异等主客观因素而选择不同的市民化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的新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行动式"路径呈突显趋向,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与理性行动;"回流式"路径呈扩散趋向,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自身能力和生活境遇的评估,选择回流到中小城镇实现市民化;"非均衡式"路径呈强化趋向,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先赋差异、能力差异等主客观因素而选择不同的市民化路径。     

农民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实证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

对于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来说,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是基础性的,只有实现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农民才能进而实现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通过对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劳动权益和债权债务等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从经济资本层面看,上楼农民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居村农民。在推进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政府要把农民市民化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做;充分考虑不同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充分尊重农民的个人意愿;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使其市民化道路能够更加顺畅。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作为农民工群体的特殊子集和主体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直接影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成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既面临宏观层面的群体边缘化困境,又面临微观层面的诸多现实问题。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就业环境的改善,应当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展开。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不是由单纯的经济问题或单纯的制度问题导致的,而是经济和制度共同作用下的产物.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的主要障碍,并针对这两方面障碍,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可行性对策.     

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研究

社会理性选择理论对当前我国所发生的种种社会行为是否具有解释力？为什么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一县城一农村往返流动的链条上选择县城定居？是理性还是感性？该行为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及城乡一体化有何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进行研究。文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是新生代农民对城市生活边缘化本质反恩的理性行为、是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发展的理性行为、是为获取城乡两地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是“差序格局”感性化与家庭策略理性化的复合行为。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是从个人与家庭两个层面为起点而不是单纯从个人层面出发，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在微观上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宏观上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有重要影响、对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有重大意义，同时，该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需从户籍改革、发挥社会工作者作用等多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的社会支持系统。     

什么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机理模型与实证检验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是家庭土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家庭土地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没有直接影响,但是通过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除直接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外,还通过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间接影响。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直接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系数由大到小的次序为:社会歧视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单位因素、就业因素和家庭土地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推动城市化的快速稳定发展、促进流入地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优化、满足新生代农民工非经济需求、降低相对剥夺感、提高公平感等积极效应。同时,也存在诸如实现难度大、不能实现将加重"半城市化"问题、加大城市承载力负担、导致农村精英流失并影响农村发展等消极效应。农村与城市并重、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与改革权益分配制度等有利于发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积极效应并弱化其消极效应,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之理性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今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点问题,它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界的极大关注。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社会进步有着深远影响,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制度性层面和认知层面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障碍。因此,现阶段我国尚不具备大规模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总体来看,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是急风暴雨式的改革,而应该走渐进式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