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向,是一个渐进、有序发展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正面临着制度、身份、经济、文化四大困境。为此,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动员全社会各种力量,发挥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作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愿望,也是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有效策略。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对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尚未实现"半市民化";市民化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其中,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最高,经济生活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接近总体平均水平,社会交往与政治参与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则相对偏低;个人、制度、文化、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培训经历、文化程度、性别、父母在当地的经济状况等个人背景因素较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更强。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不是由单纯的经济问题或单纯的制度问题导致的,而是经济和制度共同作用下的产物.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的主要障碍,并针对这两方面障碍,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可行性对策.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基于TT&DTHM模型的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并不是单一的或一蹴而就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存在各种内部或外部之间、内部各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外部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TT&DTHM模型在理清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异质性、非异质性特征,以及农民工被动边缘化、主动边缘化与双重边缘化等新障碍的情况下,用来深入评价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双三重螺旋指标体系,包括内部农民工因素和外部制度因素两个方面。其中,内部农民工因素包括市民化能力、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承受三个部分;外部制度因素包括市民化制度、市民化法律以及市民化环境三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50.2%,刚刚跨过中市民化率的门槛水平。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最高的为市民化承受,达到71.6%,程度较低的为市民化环境和市民化法律,分别为33.4%和43.1%。政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规划,保证政策的系统性、独立性、持久性,最终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顺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论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揭示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从城镇化水平滞后、制度障碍、居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社会参与程度五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制度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创造社会氛围五个方面,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治理机制

心理资本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协同作用的结果。利用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类别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一定水平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而收入水平作用不显著。参训时间越长,技能等级越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越强。但城市政府的福利配给没有有效刺激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市民化政策应从普惠制福利供给向激励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化福利分配转变,即从外生性市民化向内生性市民化转变。企业应畅通农民工职业通道,构建公平性、宽容性和激励性企业文化,促进农民工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工具选择

加快城市化步伐,提升城市化质量与层次,需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市民化进程面临市民化能力强烈,但市民化意愿不足的困境.从政策工具的角度入手,以权威为本、信息为本、组织为本和财政为本的政策工具为基本框架,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体系和路径,可以优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实现城市化与市民化的互动和互促.     

从政策目标角度谈缓解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压力的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但当前这一工作面临政策导向明确但配套制度改革滞后、进程缓慢导致农民工内心受挫、全面掌握农民工市民化愿望困难、城市接纳能力有限等诸多压力.在重新审视我国推行农民工市民化的三大主要政策目标基础上,提出了继续大力发展农村、提供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明确土地政策、充分考虑农民工市民化愿望的差异性、提供市民农民化途径等措施来缓解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压力.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

本文从农民工与市民的群体性特征差异角度出发,阐释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政策必然选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有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力,二是政府有公平、公正地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并从有效破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福利政策、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制度、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现实障碍角度出发,提出户籍制度及社会政策协同创新政策体系:包括住房保障政策的二步实施路径、推进城市教育公平、实施降低农民工市民化个人成本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政策;建立统一、公平、规范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长效机制和有效构建引导性社会资本.     

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机制创新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完全不同于其他政治文明形态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力量。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水平既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也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市民化、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程。以机制创新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意识文明建设,需要政府、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发挥各自的主体性优势,实现协同发力。具体而言,要着力完善以制度化运行为重点的维权机制、以有效性传递为重点的表达机制和以政治能力为重点的培训机制。     

两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比较分析——以上海1446份调查样本为例

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市民化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上海1446份调查样本,应用统计性描述方法分析了新老两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总体较高,就影响因素看,满意度较高的是"工作环境"和"业余生活",较低的是"居住环境"和"收入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其中,新老两代农民工工作环境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但居住环境、收入水平、业余生活等方面的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考虑两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诉求差异,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并促进其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的新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行动式"路径呈突显趋向,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与理性行动;"回流式"路径呈扩散趋向,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自身能力和生活境遇的评估,选择回流到中小城镇实现市民化;"非均衡式"路径呈强化趋向,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先赋差异、能力差异等主客观因素而选择不同的市民化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的新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行动式"路径呈突显趋向,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与理性行动;"回流式"路径呈扩散趋向,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自身能力和生活境遇的评估,选择回流到中小城镇实现市民化;"非均衡式"路径呈强化趋向,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先赋差异、能力差异等主客观因素而选择不同的市民化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市民化能否实现,受到培训与就业、居住、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融入城市过程的文化冲突和心理问题、户籍及与之绑定的福利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不能将单一因素割裂开来进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遇到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从传统的户籍制度找到根源。当前,虽然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然而仅仅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由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不公平政策才是直接影响市民化实现的核心问题。因此,改革与户籍绑定的相关政策才是解决市民化问题的根本措施。但考虑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相关改革只能逐步实施,从而在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下确保市民化的最终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中国资产建设主要瞄准群体:市民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

资产建设理论是一种取得广泛共识并有效实施的新的反贫困理论和社会政策.资产和资产建设在个人、家庭和国家层面均具有全面而重要的正面效能.根据资产建设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国实际,我国资产建设的主要瞄准群体应当是市民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农村存量资产转化和代际资产继承转移制度；在城镇建立资产建设支持制度进行新生代农民工资产建设,能够有力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化”为市民的历史进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全面而深刻的作用和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及其制度化政治参与路径

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不实——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相对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不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的虚置与缺失;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内化不深——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化落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认同感不强——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努力夯实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对新生代农民工普及教育和加强培训,提高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水平;转变城市居民的社会观念,增强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感。     

农民工市民化: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

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牵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神经的全局意义。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特别重大,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进而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张效应也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依附于其上的各种城市公共福利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的话,那么,分税制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上的制度现状,则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衍生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在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立场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母体性制度和载体性制度的户籍制度全面改革的问题;在统领中央-地方发展的最高层次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衍生性的政策体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的重新调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