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浙西词派的重新分期

在晚清词坛，仍有众多词家遵循浙派词风，浙派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浙派对词坛的影响依然很大。通过考察清代词风的嬗变，应以嘉庆七年为界，将浙西词派分为前后两期。在浙派前期的发展中，康熙十七年和雍正三年是重要的节点，前者标志浙派的形成，后者标志浙派鼎盛期的到来。而在浙派后期的发展过程中，道光十一年与光绪九年均是浙派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前者标志浙派与常派在词学理论上并峙局面的形成，后者标志了浙派在创作上亦进入了衰落期。     

浙西称派与"拟补题唱和"

对于《词综》的编撰、《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拟补题唱和的发生与浙西称派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本文认为,康熙十二年,朱彝尊舍馆京师宣武门编辑《词综》是浙派形成的重要起点,康熙十七年,《词综》的编撰竣工标志着浙派正式形成。《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成书是在编撰《词综》的影响下发生的,只是浙派部分成员作品的结集,成书有一定的偶然性,它既无尊体意识、也未提出词学主张,不具备一部词选的功能,不能作为浙派树帜的标志。《乐府补题》集中体现了浙派醇雅的词学追求,拟补题唱和正是在浙派词学追求影响下发生的,主要是词学内部因素运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将拟补题唱和与浙派后期脱离现实的咏物词风等同起来,也不能一般性地将拟补题唱和看作是浙派形成的标志。     

“吴中七子”与“浙派”中期词风的嬗变

“吴中七子”在思想上对清王朝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又深受格调派诗歌理论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与厉鹗等老一辈词人表现出很多不同。在情感内容上,他们的词作缺少樊榭词的悲感情绪和对抗世俗的勇气;艺术风格上,他们的词作多了一些开阔苍凉和浑雄壮阔之风。这种以“格调”入词的作法,一方面淡化了“浙派”的骚雅精神,一方面丰富了“浙派”词的艺术门径。所有这些,既开启了“浙派”词的嬗变之风,又将“浙派”词带向了衰落之途。     

"新安二江先生"与"浙派"中期词的繁荣

徽商江春、江昉兄弟扶助下的康山草堂词人,基本上继承了厉鹗"清幽冷寂"的艺术风格.在乾隆中叶的文坛上,将"浙派"之词发扬光大,是"浙西词派"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力量.     

嘉庆年间词学思想的新变

嘉庆年间的词坛仍然为浙派清雅词风所笼罩，但已呈现出新变的态势。新变是从浙派内部裂变开始的，它的代表人物是吴锡麒、郭麟。他们直接指斥浙派末流创作弊端，提倡词穷而后工与由寄托而出，在艺术风格上由主醇雅转向肯定多种风格。标志新变的是常州词派，它从尚意的观念出发，树立起意内言外的理论旗帜，在题材上要求表现与国事民生相关的内容，在表达上主张比兴又要不露寄托的痕迹，主观的情志与客观的物象达到妙合无垠的境界     

从王昶词学思想看中期浙派的新变

王昶的词学思想尽管来源于朱彝尊等早期浙派词学家,但由于时代的变化以及词学家个人性格、身份等原因,也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在对"雅"的含义的理解、对雅词创作的环境要求、对词的功能定位的认识以及其他一些创作的细节上.这些差异体现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对词创作的不同要求,也体现了社会统治意识对词学领域的渗透.这种差异性虽然以王昶等词学家个人的词论形式表现出来,但本质是中期浙派理论在乾隆年间的新变.     

厉鹗及其诗歌研究述评

厉鹗是清代中期文坛浙派的领袖，集诗人、词家、学者于一身。综观历代厉鹗的研究情况，在人格特征、诗学理论、诗歌创作及诗史意义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对于厉鹗诗歌内容方面的研究，如游仙、佛禅、西湖诗等，以及厉鹗与浙派的关联，山水诗纵横比较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空间。     

文字狱下的呻吟——从“浙派”中期词人马曰璐的两首词谈起

在文字狱阴影笼罩的雍乾之际,＂浙派＂中期词人马曰璐的两首词却直接抒写了与文字狱有关的人物和感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浙派＂中期词人精神面貌的真实状态：洒脱背后隐藏着悲凉。这种悲凉感奠定了＂浙派＂中期词的基本主题：对抗世俗,朋辈相惜,伤逝悼往。     

《灵芬馆词话》的词学贡献

在浙西词派的发展中,郭麐是其词风嬗变之际的关键人物,他不但总结了浙派词学理论,而且有所突破,表现出不拘守一派窠臼的大家风范.其词论代表作<灵芬馆词话>以点评的形式提出了在清空醇雅整体风格基础上"融会各家之长"的创新主张,同时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女性词史料.     

试论王昶词论对浙派的发展——以稿本《西崦山人词话》为论

稿本《西崦山人词话》是浙派重要作家王昶未竟的词话,它集中反映了王昶的词学观和词学批评活动,其中有明确的绍述朱彝尊词学思想的意识,是对浙派传统词学观的继承,然更大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王昶词论对朱彝尊、厉鹗等人的突破和发展。首先是对雅的具体化和丰富化,其次是对柳永其人其词的认可,再次是对寄托说的突破,以及既重视音律,又不以严守格律匡衡所有词人。     

“浙派”探源

文章借助寓目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对"浙派"这一概念的指代对象和历史变迁做了较系统梳理和挖掘,探究作为诗歌流派的"浙派"与文化史上众多"浙派"指代对象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为深入研究浙派诗人群体提供支持。     

“伤心人之伤心语”——评项鸿祚之词

项鸿祚是晚清词坛名家,学界对其词赞誉甚多,但论述多停留在"情真"、"感人"的层面上,对其词风的生成、特征及在词史上的地位认识不足.实际上,项氏出身于"簪缨之族",但家世已然败落.正是"没落贵族"的身世直接造就了他多感抑郁的情性,而生活的封闭性、审美情趣的精致淡雅、情感的细腻幽怨则决定了其词"苦艳郁深"、凄婉幽邃的风格.项鸿祚在创作上表现出对浙派末流空疏靡丽词风的厌弃,而他有意识地借写苦涩缠绵的艳情抒发身世之感的艺术追求却与后来晚清盛行的比兴寄托之风相一致,从而昭示了晚清词坛的新气象,开了晚清词坛以比兴入词之先河.     

仪克中《剑光楼词》与粤词风气之转移

仪克中是清代嘉道年间岭南词坛的著名词人,其《剑光楼词》既充满忧己伤怀的幽怨之音,又不乏悠游山林的闲逸情怀。其词师法姜夔、张炎,醇雅清空,具有鲜明的浙派风味。在嘉道之际岭南词坛开始转向浙派的进程中,仪克中作为当时最负盛名的词人之一,发挥了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     

刘熙载词论初探

《艺概》是清末一部自成体系的文论著作,向来为人们重视。其中词论部分,常有精到之处,比起某些寻章摘句的诗话、词话来,确乎高明得多,在一定程度上是总结了词学史上的某些经验,高于浙派、常派,自成一家,对后世词学研究发生过不小的影响 值得我们清理和研究。本文试就《艺概》中词论的主要内容作一些评价和探讨。     

从《名儒草堂诗余》看江西词派

《名儒草堂诗余》作者大都为南宋遗民 ,集中作品既继承了辛派词人慷慨悲烈、豪宕恢宏的气度 ,又延续了南宋末年词人善用咏物的方式传递内心情绪的手法 ,表情极为深挚。宋元时期特殊的社会状况赋予了词集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和浓郁的地域风格 ,由此得以另立江西一派。与同时代的“浙派词人”相比 ,强烈的兔葵燕麦之感、悲愤激楚之音溢于言表 ,内容形式与艺术风格别具特色 ,在词坛留下可书的一笔。     

陈廷焯的师友交往与词学立场的转变

陈廷焯的师友交往,是他后期词学思想转向的重要动因。他由庄棫导引逐步脱离浙派而向常州派靠 拢,对自己以往的创作和清初词坛的创作进行反思,最后走上批评浙派,弘扬常州派的道路。     

吴锡麒诗论与浙派诗学思想的深化与新变

乾嘉诗人吴锡麒是浙派诗学中后期转关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虽无系统诗学著作,但蔚为大观的诗文题序、尺牍、日记等,均明确地体现了独特的诗学思想。即兼采唐宋,上溯汉魏,摒弃浙派的专宗宋诗;主张性情学问,相辅相成,扭转浙派一味重"学"的创作倾向。     

浙派美学思想在浙江女性词中的表现

以朱彝尊、厉鹗为代表的浙西词派是清代成就最著的词派之一,其清空醇雅的论词主张对清代浙江女性词的创作有着或显或隐的影响。浙江女性词中呈现的清雅空灵之境、幽寂清寒的风调以及多用景语婉转传情的方式等,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浙派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实践,也透露出女性文学创作始终与男性主流文坛暗相关联的信息。     

南北宋之争与清代浙西词派的发展演进

南北宋之争肇因于词家振衰起敝的共同意识,是清代词学的重要命题,也是浙西词派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点,相关探讨贯穿了浙西词派的发展历程:为反拨明代"花草"词风,朱彝尊提出宗尚南宋,正式开启南北宋之争,除南宋雅词一系外,南宋豪放词也曾是其推尊对象;厉鹗在朱彝尊的基础上丰富了争论的内涵并提出南北宗之争的概念,借此将豪放词剔除出宗尚序列;浙派后期词家对南北宋之争进行弥缝补苴,王昶提出诗教意旨作为衡量词格高下的标准,吴锡麒则借用明人正变说以变革厉鹗南北宗概念,在宗尚序列中加入了北宋婉约词;郭麐则在宗尚南宋雅词前提下,规避了界化南北的词风分判。姜夔被浙西词派词人赋予词圣的地位,以与常州词派所推尊的周邦彦相对立,成为南北宋之争中的一个理论节点,反映了浙西词派的新发展及与常州词派在理论内核上的逐步趋同。南北宋之争也是考察清代词学的一个关键点,该争论与清代词坛各种思潮皆有互动关系,并参与了整个清代词学的建构。     

厉鹗诗歌“宗宋”探微

清诗浙派以"宗宋"为基本特点,厉鹗作为浙派中期领袖,"宗宋"倾向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学问根柢,以书为诗材;二是语言上避俗生新;三是学南宋小家。他的宗宋是对宋诗美学的进一步肯定,再现了宋诗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