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青、霍去病等与伊稚斜单于接战机会之争

公元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各率5万精骑,出塞攻略匈奴。汉武帝希望霍去病能与伊稚斜单于接战,为此,曾经两次调整出攻地点。卫青也想建立大功奇勋,却两次被更改出发障塞。卫青既出边塞,捕捉到匈奴人俘虏探得伊稚斜单于所在位置后,临阵命令前部将军李广合并于东部将军,而与其曾经的救命恩人公孙敖一起去攻取伊稚斜单于。李广负气出行,迷路失道,后大将军期,含冤自刎。匈奴伊稚斜单于西北驰遁。卫青、霍去病、李广、公孙敖明争暗夺与匈奴伊稚斜单于接战的机会。     

民族睦 社稷固(一)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请求和亲。王昭君名嫱，南郡姊归（今湖北姊归）人。元帝时被选入宫。为化干戈为玉帛，安宁各族人民，昭君深明大义，摈弃世俗偏见，毅然自请,离别故土，远嫁匈奴。昭君入匈奴后，被称为宁胡阏氏。呼韩邪单于亡故，汉成帝又命她...     

从王昭君的婚姻看西汉时期胡汉婚俗差异

王昭君初嫁呼韩邪单于,单于死后再嫁新单于雕陶莫皋,其婚姻反映了匈奴的收继婚习俗。作为西汉人的王昭君,其婚姻形态是当时异族通婚中的一种。同时,她的婚姻也反映了汉族与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婚俗的差异。     

匈奴、乌桓的“落”究竟指什么？

匈奴、乌桓的“落”究竟指什么？莫任南《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和帝时，汉击破北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同传还提到曹操大败乌桓，“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匈奴和乌桓的“落”指什么而言？马长寿在《...     

蒙古族并非匈奴后裔

近来经常听有人说“蒙古族就是匈奴族”,或者“蒙古族是匈奴族的后裔”。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考察,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北方生活着两个较大的民族:匈奴与东胡,匈奴居西,东胡居东。最初匈奴与东胡是友好的邻邦,到匈奴冒顿单于时代(公元前209——公元前174),东胡王向匈奴王勒索“脱落之地”,匈奴王怒,“地,国之本也,奈何予之。”于是率众击东胡,大败之,尽占东胡之地。东胡从此便     

匈奴、鲜卑与西域关系述考

一 匈奴的势力伸向西域,始于月氏放弃其故地之时。月氏的故地,据《史记·大宛列传》,在“敦煌,祁连间”。其地东起今祁连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尔太山东麓;极盛时其势力范围在东方到达河套内外,在西方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应在它控制之下。据《史记·匈奴列传》,匈奴自冒顿单于即位后开始强盛。冒顿在破灭东胡,消除来自东面的威胁后,便掉过头来对付月氏。他对月氏发动的较大的攻势有二次。传文称第一次为“西击走月氏”。其结果是匈奴“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传文称,“是的、汉兵与项羽相距”,知这次攻势发动的时间大约是前三世纪末。嗣后,据同传所载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冒顿单于“遗汉书”:     

魏晋"杂胡"释义问题探析

胡是匈奴的专称,但匈奴帝国部族构成复杂,为示区别,把匈奴单于部族之外的别部称作"杂胡".故魏晋时所谓"杂胡",其本义是指匈奴帝国解体后,曾经与匈奴部族有过政治统属或血缘关系的有关部族."杂胡"是指其种类繁多而言,并非指其小弱.至唐代,匈奴杂胡均已消失,惟西域昭武九姓胡依然保留有种类繁多的特征,故在隋唐以后昭武九姓逐渐独擅杂胡之称.     

西域使臣张骞

张骞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探险家。当时,汉朝正在准备进行一场抗击匈奴的战争。一个偶然的机会,汉武帝从一个匈奴俘虏口中了解到,西域有个大月氏国家,其王被匈奴单于杀死,他的头颅还被制作成了酒器。月氏人忍受不了匈奴的奴役,便迁徙到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又受乌孙国的攻击,只好再向西南迁到妫水(今阿姆河)流域。月氏王想报杀父之仇,但苦于无人相助。武帝了解这些情况后,想联合大月氏,以“断匈右臂”。故而,决定派使者出使大月氏。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肩负出使月氏任务。公元前139年,张骞由匈奴人甘父作向导,率领一百多人,浩浩荡荡从陇西(今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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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于直读音蝉于汉朝匈奴王的称谓呼韩邪直读音呼韩也汉朝南匈奴单于的名字金日蝉直读音金密滴汉朝匈奴的人名冒顿直读音墨毒汉朝匈奴一个王爷的名字谷蠡直读音路礼汉朝匈奴王的名字阏氏直读音淹之汉朝匈奴王后的称谓羌直读音枪古代我国西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名称先零直读音先连汉朝羌族名称高句丽直读音高勾丽汉朝时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名称息慎直读音肃慎汉朝时东北的一个少     

姻亲氏族与匈奴政治体制的嬗变

冒顿代父自立后，匈奴建构了姻亲氏族和挛鞮氏共同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体制，其中挛鞮氏处于核心地位并垄断军政大权，姻亲氏族处于“辅政”地位。匈奴前期挛鞮氏诸王通过发动“掠夺”战争、索取“岁奉”“通关市”等资源，满足了姻亲氏族的物质需求，匈奴政治体制和挛鞮氏的核心地位均稳定。武帝以降，挛鞮氏诸王难以稳定的获取资源，逐渐失去了姻亲氏族的支持，匈奴传统的政治体制开始解体。在此进程中，姻亲氏族先后通过扩权、成为核心氏族、被“共立”为单于等获得了与挛鞮氏在匈奴政权中“对等”的政治地位，北朝时，姻亲氏族蒙逊脱离匈奴政权独立建国，匈奴政治体制基本瓦解。     

生活在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

中原人口大量进入了匈奴地区,包括汉军士卒战败投降或开小差留居当地者、随军出塞转输辎重者、汉使及其随从,还有士卒妻妇等,李广利率七万、赵破奴率二万中原士卒先后全部降入匈奴,中原贫民亡入匈奴者更多,而其目的都是为了谋求生存。中原人在匈奴地区被任用为高级将领、统军征战,或被用来治楼藏谷,一些人还传播了风俗文化生产技术,很多人皆娶匈奴妻世代居住。匈奴方面并没有虐待中原人,更没有杀戮中原人口以为殉葬牺牲。匈汉双方的人民都没有把对方视为敌人。     

匈奴姻亲氏族与其职掌

Affinity clans and luandishi ( or luandi clan ) constituted the backbone of the Xiongnu’s social structure, among which luandishi was 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while those affinity clans were subordinate. But affinity clans’ status in Xiongnu society started to change since Tuqitang became Chanyu( chief of Xiongnu in ancient China ) in 60 B. C. The reason for affinity clans’ change of their position was not only due to their affinity relations with Chanyu, but also due to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n the succession of Chanyu,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Han Dynasty’s polices. The presence of affinity clans and the change of their position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role in Xiongnu’s social development, thus it is worth of doing an in-depth academic study in this field.     

北朝佛教信仰与民族文化认同

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 ,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走向一体化 ,与此同时 ,佛教也在北方社会广泛传播。我们认为 ,作为该时期各族人民共同信仰的佛教 ,对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一体化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原人口逃入匈奴及其受到信任使用

匈奴社会的管理比中原地区宽松,无以为生的中原贫民、留没匈奴之中原将士的亲属以及边民、奴婢等甘愿冒极大风险逃亡出塞,为的是去谋求生存.虽有障塞哨卡甚至腰斩酷刑却仍禁而不止.至西汉末年,汉廷所设四条恰从反面证明,时从中原北入匈奴谋求生存者已形成潮流.留居匈奴地区的中原人有一部分自愿参加了匈奴军队对汉军作战,还有中原人把穿井筑城治楼藏谷技术,以及计课人众畜物的疏记方法等带到匈奴地区.张骞、苏武、李陵等留居匈奴期间都曾娶胡妇建立家庭.李广利之死与殉葬无关.匈奴地区的中原人有人身自由.     

匈奴风俗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代表匈奴文化特色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除集中出土于原匈奴驻牧的“河南地、新秦中”外,还广泛存在于今华北、西北、江苏、四川,甚至广东、广西地区。匈奴文化特色浓郁的饰牌、短剑亦被中原人使用和喜爱。游牧社会用人字形纹饰刻写动物身躯或装饰器物的表现手法,也被中原人借用。中原居民长襦博带的服装式样,因受胡人服饰文化影响改成上衣下裤。匈奴风俗文化强烈地影响了中原。中华文化多元一统。匈奴人民与中原人民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明。     

中原贫民亡入匈奴地区谋求生存

中原贫民违反汉禁亡入匈奴地区者大量存在,虽有严刑峻法障塞哨卡亦不能完全阻断。出塞攻略匈奴的中原将士多留没不还,其子孙亲戚仍在中原而生活贫困者都愿意亡出塞外去谋求生存。中原农民赋役负担过于繁重:力役兵徭苛捐杂税几十倍于古,产子3岁须出口钱,连续23年的大面积严重黄河水患及皇帝官吏的无度奢靡敲骨吸髓,致使他们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不少人因饥寒冻饿而死,或至人相食。破产农民流亡就食他乡被诬指为盗贼,并以军兴之法无情镇压。匈奴地区的管理相对宽松。匈奴中有不少来自中原的“秦人”。     

与狐兰支亡降匈奴事件有关的三枚汉简新探

本文对敦煌马圈湾出土编号分别为敦85、敦86和敦127的三枚汉简进行了新的考证.初步认为简文所反映的史事很可能与始建国二年车师贵族狐兰支亡降匈奴和戊己校尉史陈良反叛等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而不是天凤三年王莽征伐西域战争中的一些细枝末节.     

汉赵国胡与屠各分治考

汉赵国高度军事化的政治组织,为十六国北朝军国体制之滥觞。汉赵国政治组织的军事化,又是脱胎于匈奴五部社会组织的部落化。汉赵国宗室诸王、司隶校尉、内史与单于、左右辅、都尉系统相配合,构成其军事化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对"胡汉分治"这一概念,则应作进一步的分析。汉赵国单于台所辖六夷之胡,其实是匈奴五部以外的杂胡。汉赵国两套军政合一管理系统并立,不仅是将六夷与汉人分治,也是将六夷与匈奴五部分治。汉赵国分治政策的推行,保证了入塞匈奴帝国核心部族的凝聚力,与此同时,匈奴五部与六夷携手,一度形成震慑中原的强大武力。屠各刘渊之所以能够在五胡中率先建国,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秦、西汉时期匈奴单于位继承制度考辨

匈奴单于位的继承制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 ,但仍有章可循 :在呼韩邪单于之前 ,它的主干是长子继承制 ,同时 ,它需要兄终弟及以及叔继侄位、侄继叔位等方式的补充。兄终弟及以及叔继侄位、侄继叔位等虽然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得以实行 ,但却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它们在长子继承受阻碍时承担衔接和纽带功能。     

草原政权的"正统观念"与历史记忆——以北族记忆中的匈奴为例

本文从草原政权是否有类似中国定居社会的正统观念这一问题出发,进而探索草原政权对于之前政治体的历史记忆问题.以匈奴为个案所作的分析,证明草原政权也有丰富的历史记忆,只是构建合法性所依赖的历史记忆与华夏文明非常不同.由此进一步对草原政权合法性建构的特殊模式做一点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