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禁毒史探

19世纪20-30年代鸦片传入新疆,新疆禁毒亦始,曾有过十分严厉的禁烟规定,但流于空文。鸦片战争后毒品种植反而猖獗。民国时期烟毒泛滥,当局时严时疏,至盛世才为禁得最坚决。但真正彻底根除毒品是解放后的事情。     

鸦片与民国时期的西南社会

辛亥革命后,鸦片并未随着清王朝的覆天而消失.从民国初年的"禁烟"开始到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三十多年时间里,鸦片在西南地区又数度泛滥,又呈现与清末时期所不同的新特点,对西南社会乃至整个中国,产生了许多新的、历史性的影响.本文拟对鸦片在民国时期西南社会的表现形式以及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危害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注释

龚自珍《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写于鸦片战争前夕的一八三八年。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大炮为后盾,到中国掠夺原料,推销商品,尤其凶狠的是私贩毒品鸦片,妄图进一步吞噬中国。鸦片的大量流入,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灾祸。由于白银外流,造成银价上涨,财政危机,人民负担加重;由于官兵吸食和贿赂成风,也使清王朝更加腐败。中国面临这场灾祸,引起了各个阶级的注意。劳动人民坚决要求禁烟。统治阶级内部分成两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守旧人物(包括中央和地方上的守旧官僚)。主张守旧,反对禁烟,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首的开明人士,主张革新,严禁鸦片。这种禁烟和反禁烟的斗争,实际是儒法两家的一场革新与守旧,爱国与卖国的两条路线的大搏斗。道光帝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命脉,勉强同意了严禁派的主张,召林则徐到京讨论禁烟事宜。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其赴广东查禁鸦片。龚自珍送给林则徐的这封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龚自珍在这封信中,向林则徐提出了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三种决定义是平稳银价,严禁鸦片,重兵防御。三种旁义是限制外货,限制外国人入境,整修军器。三种答难义是回击刁难者的无耻谰言。一种归墟义是期望林则徐这次南行,能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龚自珍提出的这些禁烟、御敌主张,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他看到资本主义各国的猖狂侵略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灾祸,坚定地站在严禁派一边,积极主张禁烟、御敌,这是很可贵的。另外,在反侵略中,他主张对内重典刑,对外重武力。对食者、贩者、造者处以极刑;对破坏禁烟运动,力主对外投降的“儒生”,主张“杀一儆百”。这是多么激进的思想啊!正如林则徐在复信所说:这是“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在当时清王朝血腥统治下。龚自珍敢于冒死向林则徐献策,跟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真不愧为一个伟大的爱国王义者。龚自珍这些禁烟、御敌的主张,与严禁派首领林则徐当时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得到林则徐的赞赏。林则徐在复信中说:“归墟一义,足坚我信”。这说明,龚自珍的这封信,使严禁派坚定信心,激发斗志,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龚自珍的这个反侵略思想,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不仅没有看到人民群众在禁烟和反侵略中的作用,反而把消除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人心定”即指此),作为这次禁烟运动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另外,在限制对外贸易上,又流露出农本主义思想。这是我们读《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要注意的。     

近代山西鸦片问题述略

鸦片毒流在近代山西经历了鸦片战争前的萌动与战后严重泛滥两个时期。针对种种弊端,督抚厉行禁烟,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为清末山西禁烟成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论民国初年无锡的禁烟

民国初年无锡地方当局屡次奉令禁烟,但鸦片烟毒不仅没有禁绝,反而越来越猖獗。禁烟失败的原因,主要与无锡地方当局禁烟的态度、目的,以及禁烟的方法存在问题有关,同时与部分官员循私枉法也有一定关系。禁烟的失败,对无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使鸦片烟毒更加泛滥,吏治更加腐败,并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民国初年无锡禁烟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一项重大社会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对其进行周密的论证和策划,出台之后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其实施,以确保其成功而不会走向其反面,是十分必要的。     

民国时期西康政府的禁烟及其成效

民国时期，西康境内烟毒泛滥，给西康民众的生活与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此，西康省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禁烟举措，成立禁烟组织机构，完善禁烟法律法规与办法，加强禁烟宣传力度，在禁种、禁运、禁贩、禁吸等方面均采取了相关的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仍未能彻底禁绝鸦片烟毒。     

近代中国新兴的畸形行业--鸦片业

鸦片,曾在近代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业,并在传统的行业中占有重要一席。探究近代鸦片业的形成、发展、特点和影响,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寻找毒品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脉络,对中国应对世界毒品泛滥大潮提供"资治通鉴"的警示作用。     

论清末山西禁烟的举措与成效

毒品的泛滥成灾,是近代山西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1905年至1906年,山西一省行销的土烟量即居全国第二。鸦片烟毒使山西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但在清末禁烟时期,山西的鸦片之害一度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山西成为全国禁烟的典范。本文即从禁种、禁吸以及禁运三个角度来考察清末山西禁烟的措施及其效果,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从而为当今的禁毒斗争提供经验与教训。     

论孙中山的禁烟拒毒思想

文章首次从七个方面深入阐述了孙中山禁烟拒毒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对此进行了评析。笔者认为,孙中山的禁烟拒毒思想是时代的产物,符合中国的国情,更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孙中山的禁烟拒毒思想未能达到彻底根除鸦片流毒的目的,但这一思想却对当时中国及其以后的禁烟拒毒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彻底根除鸦片毒祸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孙中山的禁烟拒毒思想及其与毒品作坚决斗争的精神,对我们当今的反毒品斗争仍具有启迪和鼓舞作用。     

建国初期甘肃省禁烟肃毒运动述评

建国初期,中共甘肃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厉行禁烟肃毒,结合甘肃开展的各项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组织和领导全省各地开展了广泛、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禁烟肃毒运动,使甘肃泛滥多年的烟毒彻底禁除。建国初期甘肃省的禁烟肃毒运动,有其显著的特点和丰富的经验,不仅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也对于目前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的斗争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清末财政困境下的禁烟运动

20世纪初,满清王朝实施了一系列的自救措施,试图挽回败落的社会局势,禁烟运动是其重要措施。从清末财政困境和社会局势的视角分析清末禁烟运动的起因,探讨了清政府在禁烟法律法规、禁烟机构和禁烟条约等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充分肯定了此次禁烟运动的成效和积极作用。     

论近代回族社会活动家与民间禁烟运动——丁竹园及其组织化禁烟活动探析

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社会便深深地陷人了鸦片流毒的泥沼,与此同时,民间社会自发开展的禁烟活动此起彼伏,从未停息。丁竹园作为近代著名的回族社会活动家,不但积极参与民间的禁烟活动,还极力倡导和推动禁烟社团的成立,与当时的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共同组织成立了"恢复禁烟主权会"和"国民求废烟约会"等民间社团。丁竹园作为近代民间组织化禁烟活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以他为代表的回族及各族人民的民间禁烟活动,对推动当时整个民间禁烟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激发了整个京津地区回族社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民间活力,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戒烟医院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中国各地创办了一系列戒烟医院。这些戒烟医院的兴办既是应对烟毒泛滥的产物，也与该时期政府及社会推动戒烟禁毒有着密切关联。它们分布各省，数量众多，既有官办、私立、官私合办，也有官方委托民间办理等形式。它们办理水平各异，但主要从事如下活动：强制收戒和免费戒治、开展禁烟戒烟宣传、化验和研制戒烟药物、探寻和采用适当的戒治方法等。此时期的戒烟医院对于推动戒烟禁毒以及清除毒品的危害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受特定社会历史环境限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     

论黄爵滋诗歌情感内涵

黄爵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禁烟名臣”,在嘉庆、道光年间声望颇高。虽然他在历史上因禁烟而闻名,但他的诗文在近代诗坛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文章通过对黄爵滋作品整理搜集以及采用综合分析法、主题分析法等,对诗人创作作品时的心理情感活动一并进行了研究、分析和比较,以期为探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影响下诗人内心的相关差异提供借鉴。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烟毒的状况及影响

虽然历届政府均实施禁烟政策,但由于军阀、土匪的参与、包庇、外国尤其是日本的走私贩运以及烟毒贸易巨额利润的引诱等原因,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烟毒问题仍相当严重。不但具体表现在种、贩、运、售等产销渠道,更表现于数额庞大的消费群体。烟毒对华北农村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不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对个人、家庭与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还激化了道德败坏、盗匪猖獗等社会问题,使原本动荡的社会秩序更加紊乱。      

略论清末四川的鸦片烟祸

清末,中国土鸦片以“川土”数量最多。本文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鸦片泛滥情形的简要回顾,集中探讨了当时四川省鸦片烟祸泛滥的原因及其危害。     

晚清四川鸦片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晚清时期,受鸦片暴利的驱使,四川省广种鸦片,川土的销售和消费都很旺盛,烟土税也成为全省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但旺盛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引起了乡村地区生产结构的巨大变动,使经济与社会发展更趋畸形,因而四川也成为了禁烟的重点省份.经过几届政府官吏的努力,四川省的鸦片在清朝覆灭前几乎禁绝,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正义,但也使当时一些农民的生计受到影响.     

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论议新探

鸦片战争前,鸦片论议中的例禁论不是严禁论。严禁论中存在着“重治吸食”和“严惩兴贩”的分歧。以“重治吸食”、罪以死论禁烟,不应受到肯定;“严惩兴贩”、罪以死论才是合理合情的主张。以封关绝市杜绝鸦片来源的思想和决策是不合时宜的;而弛种土烟与弛禁论则同是想发毒品财。禁鸦片的关键在于打击鸦片贩卖,而不在于断绝对外开放通商。相反,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通商才是杜漏银、裕国计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