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困境与行政体制创新的路径——基于广东省的分析

基于对广东省自1978年以来地方治理体制变革的所有探索动作的研究分析,发现目前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变革面临巨大困境,主要表现为6大方面:治理机器职责同构、治理机构组织复杂、组织寄生利益纷争、改革步序非一致性、改革路径极敏感性、人治痕迹干扰较大,提出以"组织重构"路径主抓三个领域的改革:(1)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解析与重构;(2)促进减层级扁平化的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更新与变革;(3)促进行政效能提升的地方政府人员素质的更新与进步;进而以地方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促进地方治理目标的实现。     

政府治理:以幸福为名——基于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中国问卷调查的经验数据,通过构建政府治理与公众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检验政府治理对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治理与公众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政府绩效和监管质量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而法治水平则降低了公众幸福感;幸福层级和分群样本下政府治理及其子项对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各异;传导途径出现多元化,且各传导变量效果不一,间接传导效果明显优于直接作用效果。这意味着,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有利于改善政府行政办事效率,积极推进法治建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监管质量,以期满足不同层级居民的差异化需求,提升公众幸福感。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探析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地方政府治理是我国地方政府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探索和研究的视野,是推进公共行政学"本土化",进一步丰富完善地方政府治理理论体系的必然选择。更新治理理念、优化治理结构、创新治理机制、丰富治理模式、提升治理能力,以便更好地引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既是该地区地方政府治理的意涵,又能充分彰显其源起的现实必然。在新的形势下,以理念、结构、机制、模式和规范为主要内容的治理创新,是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和重点。     

找回政府:“后新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区域治理探索

珠三角区域虽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区域政策最完备的区域之一,但是其"多中心、不均衡"的发展模式要求区域治理的模式进一步完善。"后新公共管理"提出了"整体政府"和"网络化治理"等理论和实践模型,在加强宏观指导、统一治理目标的前提和保障下,提倡政府间跨部门的统一协助和合作治理,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把"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应用到区域治理中将改变传统官僚制层级政府各自为政、各司其职的管理方式,解决区域治理中各地方政府之间、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行政层级之间相互分割的"碎片化"管理的问题,同样也能化解"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片面追求市场化、淡化政府的协调机制的潜在弊端。在区域治理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能为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区域发展和治理提供新的参考坐标。     

治理转型中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培育

实践证明 ,中国已进入治理转型期 ,新治理理念的引入将会对中国的政府改革与实践产生重大作用。建国至今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经历了政府‘管制’、政府‘解制’、传统行政管理恢复、现代公共行政改革与公共治理萌芽 4个阶段。在当代中国 ,地方政府必须培育其社会治理能力 ,才能应对治理转型的挑战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地方政府责任的问题与化解

在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责任新内涵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责任落实受到体制机制与复杂环境的影响,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制度缺陷导致的"唯上不唯下"的责任向度;"条块"关系导致的权责不清与责任冲突;社会的多元复杂性与网络政治对政府责任带来的新挑战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责任面临的问题。对此,化解路径需要从调整制度结构、完善权责清单,强化问责、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提高利用大数据的能力几个方面展开。     

论政府治理危机的类型、成因与对策

我国当前的政府治理危机主要体现在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市场失序的危机、社会失衡的危机、政府权威机制的危机等方面。政府治理危机的产生,其实质是法治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社会自治机制缺失、政府公共服务机制不完善的必然结果。解决政府治理危机的根本对策是:完善法治机制,建立政府责任机制与公民权利保护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完善社会自治机制,培育和完善公民社会;完善公共管理机制,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     

区域治理创新的制度分析：府际治理视角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作为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无关联机制、市场机制、科层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是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四种基本制度。自然无关联机制早已过时，必须摒弃；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时具有积极效应，但却存在着“市场失灵”和“科层制失灵”的治理困境。府际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正确选择，也是当前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发展方向。     

社会正义视域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在微观先行的政治发展逻辑作用下,如何在权力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合法性来源由威权转为共识的宏观"治理化"变迁过程中切实践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现实诘问。从理论上考量,社会正义是地方政府治理的应有之维,其应建立起以内在价值导向、主体角色定位和共识达成路径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正义治理模式,在回应社会正义内在诉求的同时,为推动行政模式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出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     

地方政府治理产业集群的理论解释和路径分析

治理是地方政府作用于产业集群的有效方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表现。地方政府治理产业集群基于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一般经济职能和其“经济人”特征。地方政府治理产业集群的路径有二：从政府强力干预到多元化治理；从依靠市场自发力量、政府参与到多元治理。     

中国政府治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通过回顾已有的中国学术界对政府治理的研究成果,从政治学角度出发,以批判性的视角并从中国具体的语境出发,结合学者们的文本,梳理了中国学者对政府治理概念的理解,以及政府治理研究的主题。在此过程中,试图回答中国学者如何理解治理与政府治理,中国学者对政府治理的研究涉及哪些主题,未来中国政府治理研究的重点在哪里。     

内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及其善治方略

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理论研究的精细化、深入化,与外生态型政府相比,内生态型政府兼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政府生态化重塑的双重功能,追求五位一体的生态理念,进而实现政府善治的目标。而要实现这种由"外"向"内"思维路径的根本性转变,必须确定五位一体、生态优先的治理战略,网络治理、合作治理的治理理念,垂直化和扁平化相结合治理结构,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治理体制,生态服务、生态管理的治理风格,唯才是举、德才并重的用人机制,以及电子政务、人本服务的创新技术。     

论政府产业管制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比较适合于解释人类复杂的带有明显组织行为的治理结构。政府产业管制作为一种解决市场失灵的治理方式,是市场、厂商及其治理结构关联于交易成本节约在政府组织行为方式上的反映。伴随市场失灵而出现的政策失灵,引发了人们对政府的行为过程及其效应的关注。产业管制实质上是政府与厂商之间的一种强制性契约,尽管这种契约不像纯粹的市场契约那样具有风险的显著性,但它同样会导致厂商和政府的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行为。分析厂商有选择或扭曲地披露信息所出现的逆向选择,研究政府产业管制之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形式及其构成,存在着注重从政府行为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的角度来说明产业管制中的组织执行和监督机构如何才能有效运行的分析价值。     

服务型政府的公共精神结构分析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和谐社会视角下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选择。本文以公共精神结构为分析视角,通过探讨服务型政府治理在理念——模式——职能方式等三个层面的价值演化,分析服务型政府形成的公共伦理结构,以期论证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因由。     

迈向整体性治理:政府改革的整体性策略及在中国的适用性

整体性治理与协同型政府改革相互辉映,西方国家的协同型改革实践,逐渐完善了整体性治理的理论解释框架和制度化策略。整体性治理下的政府改革,是政府再造过程的系统体现,包括政府的治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服务方式等方面的整体性策略。但是,其在中国的实践还应与中国政府改革的本土实际结合,以型构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政府改革框架。     

空气污染治理的地方政府角色研究——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

公共事务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政府应成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中外各国空气污染治理实践也都以政府为主导展开。空气污染治理成为我国政府目前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以北京市顺义区政府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在空气污染治理工作中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政策执行能力和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并在区域生态治理、保障辖区空气质量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地方政府也面临缺乏与其他治理主体的联动、缺乏有效政策制定工具和治理手段单一等问题。     

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治理转型:困境与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放在尤为突出的位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我国发展的内在动力,区域治理的转型与能力提升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的区域合作治理受到来自于地方政府和制度结构双重困境的影响,而要走出区域合作治理困境,需要对区域合作治理结构进行调整转型,其中包括提升合作意愿和降低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揭示出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治理转型的路径包括构建跨界政策网络和改进区域合作激励。     

创造治理:民间组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

政府的使命在于创造治理,促进发展。作为发展的推动者,政府唯有不断地革故鼎新才能应对一个超大社会急剧变革的需求和挑战。新中国建立以后,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段、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其他约束条件,中国政府的职能轴心进行了三次转移,职能形态经历了两次转换,形成了不同的政府建设取向,即以政治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社会职能向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职能转换,取向于经济建设型政府;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职能向以社会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政治职能转换,取向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在新时期,中国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之根本,不仅在于完善自身,更在于结合市场与社会,创造一个有机和有效的治理结构,以促进国家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民间组织的成长是现代社会发育的重要体现,它与政府转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基于此,政府应该把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与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创造新型的公共事物的治理结构与治理运行机制。     

社会管理研究在中国:进路与焦点

在社会转型带来诸多问题进而需要人们认真关注的促动下,社会管理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话题.检视已有研究,研究者主要是沿着“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管理、何谓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前行脉络、社会管理的当期重点”等进路展开分析.梳理发现,社会管理研究缘起于社会转型的现实推动；对于何谓社会管理,当下是多维解说却尚无定论；社会管理的现状及未来趋势是匍匐前进但趋向明朗；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任重道远.相对而言,社会管理创新成了一个永不陈旧的焦点话题.从根本意义上讲,社会管理创新是在寻求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深入分析可见,当前研究亟待关注四大重点议题:谨慎思考西方社会管理语义在中国的适用性；精细考量具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明晰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关键是重构政府与社会的互信；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实践缺乏创新的激情和有为的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