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的理论与立法问题研究

网络犯罪在刑法上属于特殊类型的犯罪。随着计算机信息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上对网络犯罪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关注。在理论和立法上,概括了网络犯罪概念的各种学说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界定网络犯罪的见解;在犯罪构成上,论述了网络犯罪客体的复杂性、行为方式的独特性、犯罪主体的智能型和主观罪过的预见性,提出了完善立法的意见;在刑事处罚上,提出了我国刑法对网络犯罪的处罚规定存在的缺陷以及立法建议。     

权利与规制：“非实名制”下的计算机网络欺辱犯罪研究——以美国法律规定及相关判例为分析进路

计算机网络欺辱犯罪是传统欺辱犯罪在网络虚拟世界中的表现，但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广域开放性和全面传播性，这一犯罪又与其同态的传统欺辱犯罪有着很大差别。美国宪法赋予了公民匿名发表言论的基本权利，这一权利价值也体现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中。对于匿名计算机网络欺辱犯罪的规制，美国经历了无法可依到逐步建立起专门的刑事法体系的过程。在计算机网络欺辱犯罪立法与司法中，美国以宪法为依据保护公民在网络中的“非实名制”权利并兼顾计算机网络言论自由，由此为基础展开刑事惩治。我国既有刑法不能全面涵盖计算机网络欺辱犯罪，应该新立刑法规范实现有效规制。     

论网络犯罪治理现代化的立法实践

国家治理现代化聚焦于网络犯罪领域可概称为“网络犯罪治理现代化”。网络犯罪治理现代化囊括了网络刑法规范体系的现代化和网络刑事司法体系的现代化,网络刑法规范体系的现代化是网络刑事司法体系的现代化的前提。网络犯罪治理现代化的立法实践经历了迷失、兴起以及完善的演变历程,这实则是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和网络空间犯罪因应变化治理过程的体现。网络犯罪治理现代化的立法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历程中蕴含了维护秩序、保护法益以及保障人权三大功能。网络犯罪治理现代化在立法过程中存在着立法理念滞后、罪质存在缺陷以及罪量存在失衡等诸多现实问题。新时代网络犯罪治理现代化的治理方案应从两个维度展开：既包括转变网络犯罪立法理念,适度扩张网络犯罪圈层;又包括修改现行网络犯罪条款,使罪质与罪量的规定得以规范。     

试论我国网络刑法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

网络的发展使得一个新的犯罪类型--网络犯罪应运而生.我国现行刑法对网络犯罪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由于犯罪类型较新、相关理论相对滞后和不完善,这些规定还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不能完全适应打击网络犯罪的现实需要,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本文在介绍我国网络刑法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网络刑法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立法改善的建议.     

中国计算机犯罪立法试探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 ,我国对于计算机犯罪的刑事立法略显滞后 ,而且现行刑法典中的几个条文也显粗略 ,不能适应惩治计算机犯罪的需要。考察、借鉴美国对计算机犯罪的立法 ,我国应该制定一部反计算机犯罪的单行刑法 ,并使各法律规范相协调     

网络犯罪的代际演变与刑事立法、理论之回应

从"计算机犯罪"发展到"网络犯罪"是一个历史过程,网络犯罪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基本类型:网络作为"犯罪对象"的网络犯罪、网络作为"犯罪工具"的网络犯罪、网络作为"犯罪空间"的网络犯罪,它们在不同阶段分别在不同侧面、不同方向对于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提出了重大冲击和挑战,在现阶段属于共存的状态。回顾这一回应过程,在网络犯罪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刑事立法、理论的回应一直是被动反应式的,缺乏科学化、系统化的反应体系。未来的应对思路,应当以网络犯罪的三种基本类型为基本背景,确立"网络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独立章节地位,甚至在适当时制定独立的"反网络犯罪法"。     

我国刑法中计算机犯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中对计算机犯罪的立法存在不足应予以完善,应增设计算机单位犯罪主体,规定计算机过失犯罪,适当扩大犯罪化的范围,法定刑设置上增加罚金刑和资格刑。     

我国刑法中计算机犯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中对计算机犯罪的立法存在不足应予以完善,应增设计算机单位犯罪主体,规定计算机过失犯罪,适当扩大犯罪化的范围,法定刑设置上增加罚金刑和资格刑.     

论我国黑社会犯罪刑事立法的缺陷与完善——基于立法观念的分析与检讨

经过三十多年的立法演变,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刑法典第294条和其他关联条款为主体,以刑法修正案和相关法律解释等法律文件为补充的黑社会犯罪刑法惩治体系.综观我国黑社会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历程,发现其呈现出犯罪形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相互影响的互动特色,反映了我国随着对黑社会犯罪观念的不断深化,刑事立法观念及刑事立法也在不断调整的动态发展过程.然而,我们仍然要通过认真地检视规范与事实间的巨大间隙,清醒地认识我国黑社会犯罪刑事立法观念上存在的问题与缺陷.若要有效地与黑社会犯罪作斗争,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借助科学立法观念的指导,对我国黑社会犯罪刑事立法予以有针对性的完善.     

票据犯罪的立法模式

对于票据犯罪的刑事立法,在世界各个国家的立法例中存在着不同的立法模式,归结起来,主要有四种:刑法典规定型、特别刑法规定型、附属刑法规定型和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在这四种模式当中,使用最多的是刑法典规定型和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结合型。不同的立法模式具有不同的特点,采用不同的立法模式主要是受本国和本地区的立法传统、金融票据市场的实际需要,以及刑事法律对金融票据市场的规范程度等因素影响。我国1997年刑法对票据犯罪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之前颁布的票据法也就票据犯罪作了具体规定,在立法模式上是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应该说现有的这种立法模式适合我国实际情况。但是,修订后的刑法在有关金融票据犯罪的规定内容上并没有完全和票据法有关规定保持一致。在票据犯罪的法定刑中,无论是自由刑的设置还是罚金刑的设置都有不尽合理之处,有必要加以完善。     

网络犯罪立法与法学研究契合的方向

近一二十年来，网络、网络犯罪对于法律规范形成了全新的冲击，需要通过及时的理论研究，对法律体系进行更新。前提是首先把握网络犯罪演变的基本过程和当前态势，以网络犯罪的三种基本类型为立法指向的逻辑起点；其次要明确以规模化为基础的链条化的网络犯罪行为模式成为新常态，在规范发掘和创制技术上充分重视共犯行为的正犯化、预备行为的实行化；再次应看到网络违法犯罪高度技术化的必然结果是行为主体聚合化，将网络平台责任作为规范应对的重中之重；最后要落脚于承载公共安全、嵌入国家安全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协调的法律保护。网络法律体系转型的关键路径是网络犯罪规范与法学研究高度契合，寻觅网络刑法乃至整个网络法学的新境域。     

中国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案件接连发生,中国刑法学界对食品安全犯罪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从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沿革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至1979年的非犯罪化时期、1980年至1996年的犯罪化时期、1997年至今的完善和扩张期。晚近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呈现出刑法介入的时间提前、刑法介入的范围扩展、刑法介入的力度趋严等特点。未来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完善应注意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促进刑罚结构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加强对立法技术的反思、实行真正的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网络寻衅滋事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问题研究

自2013年9月9日“两高”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来，学界对寻衅滋事罪的司法扩大化适用问题颇有争议，对《解释》进行合理解读，有利于防止寻衅滋事罪不当扩大。《解释》肯定了信息网络属于公共场所、公共秩序不限于公共场所秩序，具有合理性，但为防止寻衅滋事罪的滥用，只有具有公开属性的信息网络才属于公共场所，同时仅破坏网络秩序的行为不属于网络寻衅滋事。实践中应严格认定“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要求司法机关严格举证行为与“严格混乱”的因果关系，处罚上做好刑行衔接。     

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保护

法定数字货币是网络技术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产物,兼具数据、财产和货币属性,现行《刑法》对数字货币犯罪的规制应对凸显不足。数字货币应纳入《刑法》中的货币范畴,作为货币犯罪的对象进行规制。根据数字货币的形式特点和技术特征,数字货币犯罪可分为生成型和事后型两种类型,呈现出伪造、使用、买卖、运输数字货币钱包,以及侵入数字货币发行系统等新型犯罪形式。因现行《刑法》难以对部分新型数字货币犯罪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故建议在《刑法》的伪造、出售、购买、运输货币犯罪中增加行为对象为数字货币钱包的表现形式,对生成型、事后型数字货币犯罪规制予以补充;同时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增设破坏数字货币管理秩序罪,以在数字货币情境下对国家货币管理秩序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中国区际刑法范畴论

当今中国客观地存在"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现状,因而区际刑事法律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区际刑法应运而生.中国区际刑法主要针对跨境犯罪而展开,研究如何处理不同法域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并有效地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国区际刑法在范畴上包括跨境犯罪、基本原则、各法域刑事法主要规定、刑事管辖权冲突、刑事司法协助五个方面的内容,因而具有独立的对象、内容.关于中国区际刑法的研究也具有独立的方法,中国区际刑法具有独立学科的属性.     

商业贿赂犯罪独立设罪研究

商业贿赂的泛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之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构成巨大威胁。现行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涉及公务贿赂和业务贿赂两个规范体系,立法为两罪所配置的构成要件无法全面反映对商业贿赂犯罪实施刑法规制的客观要求。基于此,有必要完善我国刑法,将商业贿赂设计为并列于前两类贿赂犯罪的独立形式,以此形成我国完备的贿赂犯罪惩治体系。     

试论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针对国家存立的犯罪

针对国家存立的犯罪,是大陆法系国家学者依据法益理论对危害国家之存在安全的犯罪所作的归纳,它与中国现行刑法分则中危害国家安全罪在外延上有很大的重合性。因此,对大陆法系国家对这类犯罪的刑法立法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完善我国刑法的相关内容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网络直播主体涉罪性质分析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部分网络直播呈现出泛娱乐化、内容杂乱无序、无门槛和消费女性文化等消极特点，极易触犯刑法而构成犯罪。网络直播主体包括主播、平台提供者和观看者。主播可能涉嫌的罪名有诈骗罪，赌博罪，开设赌场罪，聚众淫乱罪，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传播淫秽物品罪，传授犯罪方法罪和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平台提供者可能涉嫌的罪名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及其他相关犯罪的帮助犯；观看者可能涉嫌的罪名包括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故意杀人罪等。另外，在认定网络直播主体违法性认识时，应当将违法性认识必要说作为分析的前提，坚持责任说并将违法性限定为刑事违法性。在分析行为人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时，应当根据自然犯与行政犯相区别的原则和推定与例外相结合的原则作出判断。     

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刑法分析

近年来，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涉罪的案件频发，中立帮助行为因为其本身被法律所允许，所以可能促进犯罪结果的发生，其蕴涵着行为自由与法益保护的矛盾。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因其共犯从属性、法益侵害性、意思联络等发生变化而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中立帮助行为的特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多以不作为方式进行，笔者分别对搜索服务提供者、缓存和存储服务提供者、网络连接服务提供者应承担的义务和可罚性进行了分类讨论，以期明确中立帮助行为的刑法出罪和入罪标准，最终实现刑法行为自由与法益保护之间的合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