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贾斯汀·特鲁多政府“印太战略”评析

贾斯汀·特鲁多政府的“印太战略”以全社会参与为核心方式，以国家关系、多边合作和女性主义援助为三大主题，专注于安全、经济、人文交流、可持续发展与伙伴关系等五个相互联通的战略目标。贾斯汀·特鲁多政府的“印太战略”略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经历了从只重视经济向价值观、安全和经济三者并重的方向发展。当前，它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内核，强调应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中国为首要对象，强调要应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战略形势；以盟友与伙伴为倚靠，坚持合作与挑战并举的战略方针。贾斯汀·特鲁多政府“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制定经过了深思熟虑，它是加拿大奉行贸易多元化路线的要求，回应美国“印太战略”的需要和中等国家外交的产物。尽管贾斯汀·特鲁多政府宣称要抓住印太地区的战略机遇，真正成为其可靠的伙伴，但进取心不足、难以有效平衡中美关系、过于看重价值观以及国内政治束缚等问题，决定了加拿大的印太之路必定漫漫，成效也将相当有限。在印太事务中，中国需要团结好加拿大，发挥其积极影响，限制其消极作用。     

“印太战略”视角下欧盟与印度关系的新发展

在欧盟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欧印关系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动向：欧盟将印度视为重要支点国家，欧印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再定位”；安全合作实现重大突破，合作的领域和平台大为拓宽；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加强数字与技术领域的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构建可持续的现代化伙伴关系。欧印强化战略互动主要受以下因素驱动：印太和欧洲地缘政治变化推动欧盟将印度作为其重要战略支点；强化与欧盟的战略互动是印度对外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重塑全球供应链是欧盟与印度战略互动的重要驱动力；双方在“规则塑造”与“多边主义”价值观理念上愈加契合。欧印未来战略关系发展的潜力与阻力并存：在互联互通领域合作的趋势将持续加强，安全防务合作短期难以继续取得实质性进展，经贸合作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面临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不确定因素以及欧印在人权方面仍存在较大分歧。美国欲将欧盟与印度纳入其对华战略竞争的框架中，长期来看，欧印战略互动将在安全和供应链方面带给中国较大压力。中国可以利用当前的窗口期在对欧与对印外交战略中争取一些回旋的余地，尽最大可能降低欧印战略互动针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印海洋合作

2018年4月中印领导人的武汉非正式会晤推动了中印关系的回暖,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印度靠近“印太战略”的步伐,也为中印海洋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中国和印度的海洋地缘态势与海洋地缘认知为中印两国的海洋合作实践提供支撑。当前,中印两国相似的发展定位、实现海洋政治目标的“借力”诉求以及应对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需要为双方海洋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不过,中印双方脆弱的政治关系、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以及美国和其主导的“印太战略”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印海洋合作。未来,中印海洋合作将呈现出持续深化并逐渐丰富合作层次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影响。一方面印太地区将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中印海洋合作的开展会使印太地区态势更为复杂;但另一方面中国未来的发展将面临有利的外部环境。     

欧盟“印太战略”的调整与中欧关系

2021年9月,欧盟观望多年后正式出台了欧版“印太战略”,有意将印太事务置于其对外政策的优先位置,实现促进经济复苏与发展转型、扩大外交空间与地缘政治影响、协调成员国立场并加强对外政策自主性这三大关键战略目标。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为应对诸多本土与周边挑战投入大量精力与资源,推进“印太战略”内在动能与面临的资源限制进一步增加。然而,欧盟主观上无意削弱上述三大目标,客观上加强与印太接触的经济、政治乃至安全需要实际上还有所上升。受此影响,欧盟调整了“印太战略”的实施方式,呈现出强化价值观色彩并与俄罗斯因素挂钩、更加突出防务安全议题以及对美协调加强的趋势。此外,欧盟还试图将其“印太战略”塑造为“双向”战略,开始要求印太行为体,尤其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在此背景下,欧盟对华政策的失衡性与复杂性进一步增加,进入深度调整时期,中欧关系由此面临新的挑战。尽管如此,危机并未改变欧盟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和自主性的根本逻辑。欧盟仍有意维持对华关系总体稳定,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华预期也渐趋理性。     

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随着中印新兴经济体崛起、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印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为了主导印太地区事务、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美国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之后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拜登总统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的思维，将中国视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首要战略挑战。考虑到印度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的薄弱环节且中印两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政府将印度视为推进“印太战略”的关键，加强同印度在政治、经贸和安全领域的合作，试图拉拢印度加入制衡中国的阵营。在此背景下，中印关系面临严峻的挑战，包括经贸合作受阻、边境问题突出和印度洋矛盾凸显等。对此，中国应积极应对美国地缘战略挑战，推动中印关系向好发展。     

“印太经济框架”的内涵、走向及其面临的制约

“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退出TPP后试图主导亚太地区经济秩序的一次努力,构成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对“印太经济框架”提出、推进与美国亚太政策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印太经济框架”回避关税减让等传统贸易安排,侧重于产业布局,将使美国政府以更大的力度直接干预企业在国际上的微观行为; 美国的市场、技术、资金对他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部分国家希望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对于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的经济成本、卷入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存在顾虑。在“印太经济框架”的推进过程中,美国面临着为了服务其在亚太地区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目的,将会导致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碰撞、市场驱动力不足、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利益交换不平衡以及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信誉度下降等方面的问题。     

贸易保护主义与后TPP时代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东亚战略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收缩是全球范围内右翼民族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的局部表现,虽然美国与东盟以及中日韩贸易依存度有增无减,然而其“退出主义”却引发了美国与东亚各国经济关系甚至安全合作关系的紧张,使得“印太战略”视野下的经贸往来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安全领域的战略收缩会在经贸领域更多地出现“反弹”,双边取代多边只会让美国更多依赖并介入到亚太经济中来。      

欧盟加速推动“印太战略”及其影响

随着全球地缘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欧盟对印太地区的关注持续提升。欧盟为加速推动"印太战略",不仅提升了与印太地区国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强化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而且积极配合"四国联盟"在印太地区展开针对中国的行动。欧盟加速推动"印太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在提高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借助美国势力进入印太地区,避免在大国博弈中陷入"选边站"的战略困境。欧盟加速推动"印太战略"有利于提升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也有助于完善欧盟产业链的布局和对印太市场的开发。欧盟的举动无疑将会使印太地区的地缘竞争更加激烈,并且可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欧盟加速推进"印太战略"给地区带来一系列影响,但也面临着内部诉求不一,实现"印太战略"能力有限,对华政策错误以及与美国"印太战略"存在分歧等诸多挑战。     

军民融合PPP模式的演化博弈及动态仿真研究

资金保障对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构建军口单位和民口单位博弈模型,探究军口单位和民口单位采取PPP模式参与军民融合项目的行为演化趋势.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军民双方SD仿真模型,使用Vensim软件验证演化稳定策略和分析各因素对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军民双方初始意愿、项目收益对博弈双方合作策略有正向影响;项目风险成本对博弈双方合作策略有负向影响;仅当项目收益大于项目成本时军民双方才会采取PPP模式.     

日本国家战略与中日能源竞争

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目前在能源领域,两国出现了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主要是由日本的国家战略决定的。在日本看来,中日能源合作给中国带来的相对获益较大,不利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实现。与此同时,中日能源合作将会对目前的日美同盟造成一定影响,不符合日本外交中“日美基轴”这一原则。     

消费者国货意识形成的自我调控机制及实证研究———基于 “大我 - 小我 - 国货”平衡的视角

由于来源国刻板印象、面子观等社会规范压力的存在,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他们在态度上实现了由“国货偏见或淡漠”向“国货偏爱”的转变,必然存在“大我-小我-国货”的态度平衡。本文借鉴相关理论,提出了爱国主义情感与国货意识形成之间的自我调控机制及其研究假设,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家自豪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以及国家集体自尊对“大我”需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大我”需要又对消费者自我肯定程度以及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面子观、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理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大我”需要、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以及自我肯定共同对国货意识的形成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幼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中的家长认知、沟通和参与

幼儿劳动教育的特殊性决定其需坚持“泛在”原则、“在场”原则和强调家校合作，故家长的参与行为对幼儿劳动教育目标 的实现十分重要。对湖南幼儿园儿童家长的425份有效调查问卷进行多元逻辑回归，发现家长认知水平和沟通方式显著影响 其参与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频率、方式和内容。其中，内容认知、沟通态度正向显著影响参与频率、参与方式和参与内容；沟通 工具多样性负向显著影响参与频率、参与方式和参与内容；责任分工认知正向显著影响参与频率，负向显著影响参与内容；重 要性认知和角色认知正向显著影响参与方式。今后有必要从强化认知宣教和优化沟通体系等方面提升家长对幼儿劳动教育 家校合作的参与。     

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印度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认知、举措和影响

在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之初,印度就对其形成了基本认知,即在客观上承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和人文属性的同时,担忧其对印度周边安全环境构成冲击并对印度未来地区影响力的拓展造成阻碍。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与持续推进,印度试图抓住美国“拉印制华”的契机以争取改变中印之间力量不对称的现状。于是,在应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时,印度采取了更为强硬的举措,包括与美国加强战略与安全协作、与日本在战略经济方面携手共建、持续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争取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等。印度的系列举措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冲击和影响,如阻滞中国在南亚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对中印脆弱的战略互信基础造成伤害、恶化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等。如何应对这一态势并改善中印关系是中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市场信息对中国与欧盟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

市场信息是商品价格形成的基础。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运用TARCH和EGARCH模型,探讨中国和欧盟猪肉市场信息对价格波动产生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猪肉市场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效应,使猪肉价格上涨的 “正向信息”大于使猪肉价格下跌“负向信息”的影响,且“正向信息”对于猪肉价格的波动具有强化作用;欧盟猪肉市场“负向信息”大于“正向信息”的影响,且不存在显著的信息冲击不对称效应,其原因在于欧盟市场的政策干预少,价格“杠杆效应”不明显。因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减少干预,进一步提高猪肉市场的透明度。     

战略差异度对企业二元创新的影响

企业战略选择决定企业创新行为，中国制造业企业遭遇“卡脖子”难题，根本原因在于探索性创新不足，只注重仿制和小幅的利用性创新，如何通过战略差异实现二元创新的平衡，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战略理论和知识基础观视角，以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企业战略差异度对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知识基础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战略差异度对二元创新具有差异影响和时滞效应，即战略差异度显著负向影响一期后的利用性创新，正向影响两期后的探索性创新，且在不同生命周期、产权性质和技术属性的企业中影响存在差异；知识深度弱化了战略差异度对探索性创新的正向作用，知识宽度增强了战略差异度对利用性创新的负向作用。     

美“印太战略”下“东盟中心地位”的重构研究

美国提出和推行“印太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因而对东盟在该地区的功能与作用具有特别的期盼和设计，导致印太地区秩序逐渐进入解构与重组的重要历史阶段。东南亚是连接两大海洋的重要枢纽，也是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关注的战略焦点。随着印太地区秩序进入深刻调整的关键阶段，“东盟中心地位”的重构对于区域合作的基本框架、议题领域、进展方向、价值规范等起着决定性作用。实际上，“东盟中心地位”的存在避免了域外大国过度介入、干预本地区区域合作，对中国相对有利。我们应探讨如何帮助东盟去重构自己的中心地位，使之不仅有利于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而且有利于我国应对美国的“印太战略”。     

从“普遍竞争”到“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新动向

中日两国在湄公河次区域长期存在着普遍竞争关系,主要表现为日本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争、地区合作制度之争、地缘政治之争与海洋安全之争。2018年以来,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双方在湄公河次区域出现了合作动向,主要表现为两国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从次区域的“普遍竞争”关系到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美国因素带来的国际大环境变化,助推中日展开区域经济合作;二是湄公河次区域作为“一带一路”与“印太构想”的重要“节点”和中日的传统经济合作伙伴,为两国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广域的合作视角与具体的合作平台;三是泰国作为次区域中等国家,主动协调中日两国展开合作。尽管日本在次区域与华竞争的基本态势不会发生改变,但双方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两国的次区域合作开辟了新的思路。     

日本人工智能战略论析

日本是参与并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并且在某些领域还处于世界领先梯队。日本早在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就对发展人工智能进行了组织架构的调整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指导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本对人工智能技术采取的战略性举措包括整体规划“社会5.0”、强化综合创新战略会议的“司令塔”作用、“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议”规划产业化路线图和官民密切合作扩大国家整体研发投资额等。由此，日本逐步明晰了“AI战略”的发展方向，重点包括加强人才梯队建设、架构新研发体制、实际解决日本社会发展和企业面临的问题、理顺AI技术与社会应用之间的伦理关系。借鉴世界各主要国家制定人工智能战略的经验、缓解日本人口问题、新冠疫情形势和推动AI技术“经济安保战略”是日本加强人工智能战略规划的直接动因。此外，日本在人工智能领域还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通过国际良性竞争与高水平开放合作，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日本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     

超短激光与金属材料作用时的热效应

基于农户有限理性和幸福最大化目标,利用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库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开数据,对“三权分置”下影响农户流转耕地的决策和行为因素进行分析,引入了迄今实证文献较少或尚未考察的一些重要因素,如农户劳动力结构、农机投入、农业经营组织、农业保险、交通条件、水源、农产品市场、村干部特征等。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劳动力占比显著正向影响流出耕地;农机数量和参加农业保险显著负向影响流出耕地,正向影响流入耕地;参加新型农业经营组织、村交通条件对流出与流入耕地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乡镇交通条件显著负向影响流出耕地,正向影响流入耕地;水源条件显著负向影响流出耕地;乡镇商品市场个数、合作医疗与养老保险、村干部年龄对村民流出与流入耕地都有显著负向影响,但村干部受教育程度对村民流出与流入耕地都有显著正向影响。     

合作农业推广中组织邻近性对合作绩效的影响

以6省份72项合作农业推广项目为样本,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并引入项目复杂性作为调节变量,实证分析了组织邻近性对农业推广合作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推广项目复杂性显著负向影响合作绩效,组织邻近性则显著正向影响合作绩效,且项目复杂性在组织邻近性与合作绩效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