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件背后的权力生态

《中国改革》杂志8月14日的文章说，当一些本发端于单纯的刑事、治安、民事或经济案件演变为公共事件时，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涉及的法律、司法程序多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相关执法人员或当地政府也不是以中立的调查者和公正的仲裁者形象出现于公众议论中。     

第八届“茅奖”：现代性文学制度的开创性尝试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已经尘埃落定了，但有意思的是，关于这届茅奖的争议、质疑和颂扬的声音却刚刚开始。事实上，任何一种声音，无论是批评、质疑或是肯定、颂扬，部是应该值得肯定的，都呈现了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热爱、支持和关注；特别是批评与质疑的声音尤为可贵，因为唯有批评才能促进“茅奖”等文学评奖进一步趋向完善。     

神木医疗改革的启示

我国医疗改革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来，已经过了20多年，但是仍存在药费居高不下，看病难、看病责问题，以及医疗服务供给者及需求者双方均不满意的尴尬局面，引起了公众对医疗改革的质疑和不满。在各地都在摸索医疗改革的前进方向时，陕西省神木县因率先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受到广泛关注，虽然多方质疑其可行性，但神木医疗改革独有的特点对我国医疗改革能够有所启示。     

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

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社会上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简单地就是差距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也可以说，政治分层差距的弥合，对于经济分层差距的拉大起到了一种补偿或平衡的作用。由此，作者对于国际社会学界关于市场转型的理论提出质疑。作者认为，在中国，如果说有所谓市场转型的平等化效应的话，那也不是在经济分层方面，而是在政治分层方面。本文也是对于经济学倒“Ｕ”型理论提出的一种挑战，认为该理论把眼光仅仅集中在经济分层上，完全忽视了政治分层的存在。     

高等教育市场化：方向问题还是方法问题

最近,我常常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国在各个领域内全力推进市场化,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在第二阶段,一些与简单市场化相伴随的负面结果正在累积至其临界值,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和公共事业的市场化中出现的不平等现     

浅谈县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

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发展乡镇企业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已受到普遍的确认。但是,为何地方政府选择发展经济这一点却并未能得到全面的理解。中国学者一般都认为,地方干部加紧发展乡镇企业,是因为经济改革给他们带来经济收益。本文对此主流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另一种解释。文中通过探讨激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政治机制,认为是政治诱因促使他们发展经济、推进中国发展的。     

全球化时代的日本国家战略及其调整动向

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经济强国之后,就开始了在国际上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谋求某种国际政治权力的努力。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更是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借助“朝鲜核问题”和联合国改革之机,全面启动“政治赶超”战略。可以说,中日之间当前的冲突只不过是日本国家战略在亚太地区的一种区域反响,相信随着日本的“政治赶超”战略进一步实施及国际政治诉求的进一步上升,日本对国际政治格局与亚太地区造成的冲击将会越来越大。     

社会服务购买新思考

7月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把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看，这项决策行进在正确的改革道路上，有利于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释放出新的改革红利。在社会学看来，“改革红利”的重要体现是“市场化、社会化”，而仅仅以“市场化、社会化”冠名，并不能证明改革动机的正当性。     

浅析亨廷顿改革战略的价值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论述的"费边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改革理论,蕴含着深厚的辩证法特质,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改革价值。通过对亨廷顿改革战略的基本精髓:"费边战略"与闪电战略的详细阐述,探讨亨廷顿改革战略的当代价值,希望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土资源改革顶层设计需明确的几个争论性问题

当前，全国不少地方特别是综改试验区都在积极进行改革探索，试图破解国土资源的瓶颈制约，以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但应该怎样推进国土资源改革，上层和基层有着不同的主张，甚至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论。这种情况，导致地方的改革经常“打打停停”、“时进时退”，改革的协调成本高、效率低。因此，搞好国土资源改革顶层设计，系统梳理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重大争论性问题，通过深入研究给出明确的答案，使各地在顶层设计的框架内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改革探索，不仅意义十分重大而且非常紧迫。     

浅议国企政治思想工作的改革与创新

在目前的我国的经济的全球的进程中,发展是整个国家的最大的主题。而且其他的各个国家都在有意识地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的规模以便可以更好地适应经济改革的新的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国有企业在这个浪潮中也都在不断地对于本身来进行体制上的改革来有力的促进国民的经济的增长的速度。而且国有企业的政治思想的工作也都必须要很好地配合国有企业的体制上的改革才有可能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     

浅议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研究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课堂改革的深入，当前对于历史教学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本文强调“教”与“研”对促进历史课堂教学的重要性，从“大纲”“教材”“教法”三个方面的研究入手进行了较详尽地论述。     

看病与开方

郎咸平发起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拥护郎咸平观点者有之,非难的声音也不少,“郎咸平只看病不开方”,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一些时评编辑不就明确要求来稿“批评务必是建设性的”嘛!似乎一篇时评文章只有具备了治国安邦的奇思妙想,才有资格进行“批评”,否则就请“免开尊口”。这是对批评本义的强行扭曲。就批评的对象而言,批评的本质就是“破坏性”的,批评者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有害社会的不良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使其尽快地销声匿迹。时评作者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企业家,…     

妒忌？还是正义感？—罗尔斯《正义论》视角下对于“火箭官员”和“最年轻教授”的伦理反思

在屡屡爆出丑闻的“火箭官员”饱受公众质疑之时，武汉大学“最年轻教授”邓鹤翔却用真才实学赢得了广泛的肯定与支持。为什么同样是以年轻人为主体，公众对于两种现象的反响却是截然相反的呢？笔者承认，由“仇官”情绪引发的妒忌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出现上述反差态度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是，究其根本原因，我们的公众并不是非理性地将质疑锁定在所有年轻人身上．大家真正质疑的是选聘过程是否做到了公开透明，是否遵守了应有的相关程序。本文试图以罗尔斯《正义论》中的程序正义为立足点，对公众在“火箭官员”与“最年轻教授”事件中折射出的妒忌心理与正义感展开分析论述．并力求能够得出针对社会正义与和谐发展等方面的相关伦理反思。     

打破精英们“互利互惠”的怪圈

《中国青年报》9月22日的文章说，华中科技大学最近清退307名未按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之举，在客观上挑战了政治、文化、经济精英“互惠互利”的利益怪圈。     

市场化罪责何在?

本刊3月下曾刊发《市场化在改革中出了什么问题》一文,剑指中国改革过于迷恋市场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指出市场化的不能之处。本期再次刊登一篇讨论文章,该文认为市场化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由之路。     

小品笑话

语言课的质疑 “从下学期起，我们的各门课全部用英语授课。”老师宣布。“不!我们会听不懂的。”一名同学反对说。“不要担心听不懂。你们每天听我说英语，时间久了自然就会听懂。”“我每天都在听小狗叫，到今天也不知道它在说什么。”一个小女生委屈地说道。     

谨防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误读

最近一段时间，在华跨国公司由于履行社会责任不力，一再受到媒体和学者的批评，血汗工厂、伪劣产品、重大环保违规、拒建工会和行贿行为等都成为重要的例证，特别是跨国公司在母国和中国履行不同的社会责任标准，对中国本土企业产生“坏”的示范作用，令许多中国人难以释怀。这些批评在指责跨国公司“道德失范”的同时，也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多年的引资方式是跨国公司社会行为“南橘北枳”的重要体制根源。尽管这些批评都有一定的道理，很遗憾的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误读。     

我国体育经纪人现状及其发展对策

近几年，体育“经纪人”成为我国体育界的又一新兴名词，它是在我国体育产业化、社会化改革进程中，继体育“职业化”、“协会制”、“俱乐部制”之后，随着我国的体育活动逐渐走向市场化、商业化和职业化，又一项影响我国体育经济的新领域。实际上，在中国从事经纪活动的人并非罕事，但由于我国体育市场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到2005年止，我国有3万多名专职运动员，而体育经纪人却不足百人，确实屈指可数。因此，面对我国体育市场逐渐成熟的现状，应该加强对体育经纪人的研究，使其能够日益蓬勃发展。     

该管一管“工程上马，干部落马”的问题了

“在发达国家不可能出现的建筑业的铺张浪费，正在中国大张旗鼓地上演。”东南大学建筑学系教授郑光复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推出的《我国大型建筑工程设计发展方向》一书中，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批评一批新建大型公共建筑沦为“巨型结构游戏”，并指出，中国可能成为最大的建筑浪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