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制夷"与太平天国革命

在外敌入侵、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魏源所倡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为近代中国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不同的历史时期,"师夷"与"制夷"的内涵与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本文试图分析、探求太平天国时期"师夷"与"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以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从"师夷制夷"到"自由为体":清末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探索分析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对民族复兴之路的探索中,经历了一个从“师夷制夷”以实现自强到自由为体变法图强的思想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西方自由主义逐渐由原来封建制度中的一个补救措施变为了改良派思想中实现中国富强的必经之路。但历史表明,无论在封建制度中的西学,还是后来的自由为体学说,本质上都想采用西方自由主义模式改造中国,但在实践中都没有使中国摆脱苦难。     

略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耆英的制夷思想与实践

耆英是中国外交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近代转变时期的封建官员,其夷务思想,带有明显的愚昧成分;其制夷方法,带有封建官僚的智术狡黠;其办理夷务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与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在此期间的耆英,对西方国家的某些认识是较为清醒的,也曾提出过一些可贵的制夷思想。耆英虽算不上开明、进步的外交家,但却是一位力图重新认识夷人、探求制夷之策的"夷务"大员;虽然未必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主战者,但亦决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位可耻的卖国者、投降派。     

认识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新维度

自洋务运动开始,晚清官方为应对国家危局,践行"师夷"与"制夷"的理念,大力倡办新式企业,着意保护中国矿权,积极发展公司制度,全面提升中国"商战"能力,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以往关于学界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的"人民"视角固然无错,但从官方的维度切入,无疑会对其丰富内涵产生新的认识。     

晚清政府以夷制夷策略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运用

19世纪后半期,东北亚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成为列强妥协斗争的场所.晚清政府在维护自身利益及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过程中多次运用了以夷制夷策略,先后经历了在处理朝鲜问题上联合列强制衡日本,甲午战争后联合俄国对抗日本,义和团运动后又联合日本牵制俄国,以及在晚清末期联合美英平衡日俄势力.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本质是一种均势战略,其实施的前提是国家的实力.晚清政府分化瓦解、相互制衡的以夷制夷策略不仅不能真正地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反而促使列强的妥协与联合,使得晚清政府更深地陷入到列强的包围之中.晚清政府"制夷"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更大程度地为"夷"所制.     

论魏源经世致用及师夷制夷思想

魏源是启蒙思想家,倡兴"经世致用",主张"师夷制夷",对中国近代化大业的启动、推进,做出了不朽贡献,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唐玄宗多事四夷思想初探

多事四夷是唐玄宗的一贯思想,“伐叛怀服”是其思想的核心,“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是其理想境界。与“伐叛”相比,“怀服”观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更有积极意义。当然,在唐玄宗时期,也不乏多事四夷思想的反对者,韦凑、姚崇和宋等人都或明或暗地反对过唐玄宗的多事四夷思想及其实践。     

“师夷”与“制夷”──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

“师夷”与“制夷”──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谢本书中世纪后期，酉欧曾发生了延续三百年之久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对后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佛罗伦萨诗人但丁（１２６５——１３２１）是中古向文艺复兴过渡时期的重要代表，所...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的近代世界市场观

19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时期,而此时被迫开国的中日两国对世界市场的认识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途径:中国在40~50年代坚持“以商制夷”,到70年代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对世界市场了解的深入,逐渐形成了“商战”论等近代世界市场观;日本在开国之初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贸易无用还是贸易兴国,并在60年代发展为自由贸易思想。中日近代世界市场观的区别是:中国是带有政治化色彩的世界市场观,日本基本是从经济角度分析世界市场与本国的关系。     

目夷考

青铜器中带有“孤竹”铭文的 ,今知共有 6器 7铭。关于“孤竹”的考认 ,李学勤先生已撰二文。若关于“孤竹”的考认不误 ,则据《史记》记载 ,“孤竹”二字旁之合文徽号应即“目夷”。总括“夷”字的字义有“人”、“仁人”、“东方之人”、“持弓之人”、“平”5种。大概“夷”字为东方夷人所自造 ,所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夷”字与“人”即“仁字可通用 ,而与“尸”字完全不同 ,学界向以“尸”通“夷” ,是由于二字易于相混之故。史书中目夷族又记作墨氏、墨台氏、默怡氏 ,当以“目夷”为本字。     

对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关税则的一点新认识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在清政府“抚夷”的外交背景之下,中英双方最终通过“协定”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关税则。这个税则在侵蚀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当时的关税体制和财政制度带来了一些新的经济因素。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近代中国的“补漏”意识及其危害

在自鸦片战争至戊戌维新的半个多世纪里 ,无数有识之士为探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而殚精竭虑 ,但始终没有找到中国落后挨打的真正根源———老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腐败的清政府 ,因而也就一直没有找到打开近代化闸门的真正钥匙———彻底推翻清王朝并彻底废除封建专制制度。他们无不把实现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上 ,并无不坚信清政府有能力肩负起领导中国近代化的重任。正因如此 ,他们总在想方设法为清王朝这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补漏”。“补漏”意识及这种意识支配下的“补漏”实践 ,严重滞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是近代中国“补漏”意识的萌芽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补漏”实践 ,而“百日维新”则终结了“补漏”意识及其实践     

《中庸》“柔远人”与先秦儒家夷夏观

“柔远人”作为《中庸》治天下国家“九经”之一，所彰显的是推己及人、兼容并包的实践智慧。它最深层次的机理在于对儒家人性论的参透，对仁爱思想的践履，从而为儒家“夷夏之辨”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总体上，先秦儒家基本秉持“礼别夷夏”而非以血统、地缘为区隔的夷夏观。“柔远人”集中体现了儒家民族思想的内核，奠定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与思想传统。     

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以沿江沿海督抚为中心的考察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晚清沿江沿海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呈现出了一个层次分明、逐步深化的过程。综观晚清 70年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可知 :其一 ,民族危机的刺激是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第一动力 ,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过程亦是其探索中华民族出路的过程 ,其爱国之意是明显的。其二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在客观上推进了近代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其三 ,督抚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其对西学的认知程度成正比 ,督抚固有的文化观念 ,既提供了其接纳西学的思想基础 ,又规定了其吸收西学的限度。其四 ,晚清督抚的文化观 ,在某种意义上 ,又构成了清政府进行各项改革的思想指导。     

清政府“夷务”管理制度中的澳门葡人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中西通商贸易实行一套基于"严华夷之防"思想基础之上的管理制度。在这套管理制度中,有一个身份地位很特殊的角色,即从明朝嘉靖年间就开始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一方面,他们是被清政府严格管制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久已涵濡圣泽"的"归顺天朝王化的向化之夷",他们又被清政府视为"外臣",对与澳门有关的其他西方人士负有管理约束的责任。     

夷夏之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夷夏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主题之一。夷夏的概念以及夷夏之辨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夷夏之辨含义有三:地理意义上的夷夏关系,血统意义上的夷夏关系,文化意义上的夷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夷夏之辨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华夏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以及与他族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如影随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始终。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是文化的优劣之辨、先进性之辨、主体性之辨,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是古代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体上看,夷夏之辨不仅没有阻碍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反而与民族融合的浪潮相互鼓荡,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愈发明确,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清晰。     

唐玄宗“有吞四夷之志”辨

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唐玄宗重兵实边，并非源于“有吞四夷之志”，而是被边事形势之所迫；重兵实边，是国家职能之所需，是明君英主之必为；唐玄宗并非“有吞四夷之志”，而是对四夷礼兵并举，志在和服四夷，乃至立盟誓约，分疆而治。唐玄宗的军事战略之失，在于军事力量不能相互制衡，而不在于重兵实边。     

“孔子的真精神”系列之十一教化是民主的基础与保证

近代以还，国人惑于全球竞争之说，慑于西方强权的船坚炮利，以为中国无一事不落后于人，初欲师夷长技以制夷，甲午海战大败之后，又归讼于政治制度，及戊戌变法失败；更进而上探文化渊源，斥国民日奴性，以孔子为盗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