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它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双重激励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标尺竞争。本文试图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给与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解释,并揭示其政策含义。     

从制度匹配检视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政能力决定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这一观点忽视了中国式财政分权需要宏微观制度匹配的事实,即宏观政治合法性与微观基层民主制度匹配。区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与影响性因素说明,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财权分权要发挥应有的公共服务提供效率需要匹配相应的宏微观政治制度。宏观上实现由经济绩效观向综合绩效观转变,微观上实现由管理主义模式向"参与式治理"转变。     

中国的财政分权、政治集权与经济增长——以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为例

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双重的.财政分权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为经济增长制造了许多障碍.财政分权的伴生现象之一是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理解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之于经济增长的双重影响,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仅仅考虑财政分权,还不足以全面反映两者关系.正是由于政治集权对财政分权之于经济增长的破坏的限制,才保证了中国持续三十余年的经济增长,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也因而成为当前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特征.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政治基础及其在中央政府层面的表现

居于政治权力的绝对集中和绝对分散之间的相对集权在现代国家具有合理性,相关文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为此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论据。在考证相对集权的理论与现实基础之后,以人事权和立法权为主线,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概括为相对集权,并将其看作中国式财政分权形成的政治基础。受相对集权的影响,当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只是选择性地将财政权力下放给了地方政府,这从财政包干制和分税制改革时期中央政府所拥有的财政权力可窥见一斑。     

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

清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发生了带有时代印痕的演变,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政治、军事等职能在各级政府间划分的转变也是重要因素。清代财政先是中央过分集权,后是地方过度分权,二者均为时势之必然产物,又对财政经济造成消极影响。     

改变基层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需要制度变革

胡志平撰文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之所以导致基层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在于基层政府面临政治晋升考核压力和财政分权体制约束下形成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双重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越是基层财力越困难,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困境越突出。因此需要政府职能和财政分权体系进一步改革完善使之匹配。第一,将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明确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提供公共服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变迁的逻辑分析

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不同的变革。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博弈的研究视角,发现财政分权程度主要由中央与地方政府两者的行为目标而决定: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地方经济的发展,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提高;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和控制力提高,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下降。反之,财政分权程度也会受地方发展的客观现实影响。同时,基于不同的行为目标和博弈结果分析出我国不同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变迁逻辑,指出我国当前财政分权所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分散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导致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因素很多,但财政能力差异和政府偏好差异可能是最为直接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都可以放置于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加以动态和系统阐释.为此,本文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以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为逻辑载体,解释转型中的财政分权对区域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的作用机制.     

财政分权改革与我国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曾经高度集权并且仍处于体制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政策导向涵义。肯定2 0余年来的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意味着我国应将财政分权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但是,我国下一步财政分权改革并不在于是否要继续提高地方财政收支占全部财政收支的比重,而应该是规范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各项制度安排。     

财政分权、环境管制与污染治理

财政分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改革,环境管制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的关键因素。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权衡取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地方政府作为环境管制的具体执行者,在政府间以经济激励为核心的竞争机制下,具有与企业"合谋"牺牲环境质量换取经济利益的动机。为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约束政企合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向企业和地方政府支付信息租金和征收罚金,建立环境管制的激励约束机制。中国环境管制的实践具有加强中央集权模式的发展趋势,环境管制分权化的程度主要受企业减排成本差异、地区间发展水平和环境监测技术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中国应转变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经济激励手段,提高政府补贴,积极开发环境在线监测技术,加大对环境违规的惩处力度,科学审核环境成本,增强公众的环境教育,以改善财政分权的合理性,提高财政分权体制下环境管制的效率。     

以公共服务为主旨构建当代中央与地方关系

本文通过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相结合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使各级政府的经济性公共服务的职能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根据现代政府职能演变的规律,应按照有利于发挥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来构建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路。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关于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思考

关于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思考奚昌颐财政体制，指的是国家管理财政的组织体系、管理制度与管理形式，其实质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既定财力分配上的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中国财政改革的难点与化解

中国的地方政府是财政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的着力点.经济增长型激励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热情,“以官治官”的纵向政治治理及由此衍生的“以官护官”则催生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政治,法治主导缺位造成的事后追责失败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人民代表大会的弱势导致的是社会公众缺少向政府表达正常诉求的渠道.这些制度安排缺失造成地方政府选择性政府职能和公共品供给失衡的最终结果是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背离.由于从分权治理到政府能否合意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的行为选择(公共品供给)是否符合公众需要,所以,中国改革的下一步不在财政分权之内,而在财政分权之外.未来的改革应建立“以民治官”的政治治理模式,构建法治主导型财政分权,逐步建立问责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建构基本制度支撑体系,筑牢财政分权有效运行的外力基础,从而走向更加合意的中国式财政分权.     

从权力分权走向权利分权

权力是政府运行的核心要素,行政权力的支配与使用是政府运作的核心内容。实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其核心要务就是强化行政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重新配置。当下,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呼声日渐高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社会命题又一次地提上日程。审视3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可见,分权化改革乃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之主线。期间,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以及政府向社会的分权构成了我国政府分权化改革的四个维度。然而,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是一种体制内的权力分权,其结果又导致了地方集权、党政集权和部门集权的出现。我们认为,要破解"三大集权"之难,不仅需要通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行政三分制"来优化权力运行,更需要强化政府向社会的分权,从体制内的权力分权走向体制外的权利分权,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与非经济性公共品——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内涵表现为地方政府竞争和地方政府治理两大特征。分权下的地方政府因其产权的缺失及"经济人"的特性,为了争夺资本,扩大投资规模,竞相展开财政竞争,将公共资源优先配置在能带来更多利益的基础设施等经济建设类投资,从而忽视非经济性公共品及公共服务的投资;而为了顺应财政分权改革及地方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为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努力改善政府治理结构,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从而起到改善非经济性公共品及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     

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责任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责任和治理是世界各国政府分权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早期财政联邦制理论将分权引入政府公共支出的分析,维持市场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考虑了政府组织结构与激励问题,结合分权和治理两个维度,带来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分权治理的实践表明,既定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民参与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一种重要机制,参与式预算就是其中“自下而上”的重要责任机制,对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下地方政府治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增长共识、地方政府行为异化与收入分配差距——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

收入分配与个人发展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当政府干预措施缺位时,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阶层加速分化,进而在代际间传递,由"权利失衡"演变为最终的"结构断裂"。政府干预可以有效打破上述恶性循环,规避"贫困陷阱"。然而,由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特有的激励机制与中央政府责任"缺位"造成地方政府用于调节收入差距的支出不足,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标尺竞争"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的缺失强化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偏向走向"循环累积",成为收入差距的制度根源。改革的措施应从优化分权激励机制、中央政府责任"归位"、完善分权体制和健全财政分权所必需的监督制约机制着手,从制度上确保政府支出的公共性和公平性。     

财政分权与地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分析

目前,我国地方高等教育面临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这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本身的固有缺陷、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跟不上地方高等教育规模迅速发展的步伐、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投资的方向上的博弈等因素息息相关,对此,应从改进分权体制、提高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扶持力度、拓展地方高等教育的融资渠道等方面加以解决.     

财政结余视角下中国地方政府预算执行滞缓的成因

基于财政结余视角,对中国地方政府支出预算执行进度滞缓成因进行研究表明,支出增长驱动是我国地方财政结余膨胀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随着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政府支出效率下降、政府预算最大化倾向增强,导致财政支出规模超过了公共服务需求和实际成本,为财政结余创造了空间.地方财政分权是缓解地方财政支出驱动结余增长的重要机制:地方财政分权提高了财政支出效率,加快了支出进度,削弱了支出规模对财政结余的扩张效应;财政分权降低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并进而遏制了财政结余的膨胀.建议加强地方预算硬约束,控制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过度扩张;同时提高财政结余管理的制度化,持续强化对财政结余的清理整顿;此外还应提高地方政府自有收入,加强市县政府收入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