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扬雄“尚智”的理性精神——以《法言》为中心

扬雄晚年致力于"纯儒学"的建构,仿《论语》作《法言》,将他的基本思想都凝结在《法言》一书中。《法言》在扬雄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尚智"理论,其中蕴含的理性主义精神是其思想的最大价值所在。这种理性精神突出体现在其经学观、圣人观、人性观、政治观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评扬雄的政治操行

评扬雄的政治操行刘晓勤扬雄是西汉末年一位著名的思想家。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卒于王莽天风五年，终年七十五岁。他的一生多用心于内，少求于外，曾自比孟子，仿《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学术上颇有造诣。尤其是《法言》一书很得后世名儒学者的赞赏。汉...     

《太玄赋》作者考辨

一般认为《太玄赋》是扬雄的作品。但在四大赋之后,扬雄已停止了赋的写作;《太玄赋》与扬雄思想不合,与《法言》、《太玄》文风、主旨不同;《太玄赋》不避汉讳而且论及骑马游仙,与汉代现实不合。《太玄赋》不是扬雄的作品。其作者有可能是杨泉。     

扬雄、桓谭、王充间的思想承传关系

扬雄、桓谭、王充间的思想承传关系姜书阁论及汉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不能不首先从西汉末期大学者、大文学家扬雄说起，虽然他的著名哲学专著《太玄》基本上是一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体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他仿《论语》作的《法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自然观...     

扬雄《法言》语言艺术特色初探

《法言》是扬雄拟《论语》而作的一部语录体散文著作。在语言艺术上,吸收和承继了《论语》等先秦散文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如大量使用比喻、排比、典故等,丰富和发展了散文语言。另外,扬雄还以辞赋和散文创作相互融合的笔法,使《法言》呈现出《论语》所未有的华彩气息和骈俪化的时代风貌。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从而改变长期以来认为《法言》仅是模仿而没有艺术特色的偏见,重新认识其在散文史、骈文发展史上的地位。     

扬雄著作系年

扬雄著作,在《汉书》里有如下记载: 《艺文志》:“小学家类”录有《训纂》一篇,班固原注:“扬雄作”;又有《扬雄训纂》一篇(案:二篇实为同一篇)。“儒家类”录有:“扬雄所序三十八篇”,班固原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陆贾赋类”有:“扬雄赋十二篇。”(案:《汉书·扬雄传》载有《反离骚》、《甘泉》、《河东》、《羽猎》、《长杨》、《解嘲》、《解难》等赋以及有目无文的《广骚》、《畔牢     

从《法言》看扬雄的处世哲学

扬雄象《论语》而作《法言》，既标举圣人之道崇圣尊经，又兼取道家因循革化的思想，显现出其思想中儒本兼道的特点。《法言》中扬雄关于处世哲学的论述，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导，兼取道家避世隐选的思想，正体现了这一特点。后人多以扬雄事王莽新朝而贬低其操行，然而这恰恰是扬雄儒本兼道处世哲学的体现。     

扬雄的文学追求与文学观念之迁变

扬雄是西汉有名的文学家与经学家。其文学追求与思想观念经历了一个有趣的演变过程:早期以汉赋创作为主,后期逐渐转向经学与诸子学术研究,《太玄》、《法言》、《训纂》、《方言》代表了他后期多方面的学术才能与研究成就。扬雄由文学向经学的转变,不仅有时代与社会学术风尚的作用,还与本人个性心理有关。扬雄在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对后世文学与学术研究,影响深远。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扬雄《法言》中的道家思想

《法言》中道家思想的形成与扬雄当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师学渊源密不可分。归纳起来 ,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尚玄崇道和因循革化。这些道家思想的存在并不和扬雄推崇儒家学说的主旨相矛盾 ,而恰恰正是为儒家思想服务的。     

扬雄的逻辑辩说思想与数的演绎逻辑

一、扬雄及其《法言》、《太玄》 扬雄,一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郫县)人;生于公元前53年(汉宣帝甘露元年),卒于公元18年(王莽天凤五年),是两汉著名古文经学家、辞赋家、语言学家。 据《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他家境清贫,“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但他“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泰然处之。在成帝时,他已年过四十,才由车骑将军王音推荐,任给事黄门郎;历成、哀、平三世未晋升官职。王莽称帝后,扬雄曾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因事被迫自杀,未死;后病终。     

清代学者黄承吉的“正扬论”——以黄承吉论《解嘲》为中心

黄承吉为清代扬州学派有名的小学家,其论扬雄之语却鲜有人关注。黄承吉"正扬论"由扬雄有雕虫篆刻之说致文为后世诟病开篇,力图澄清与扬雄有关的迷雾。"正扬论"之《解嘲》篇对于了解全部"正扬论"的主旨及风格具有重要意义。黄承吉论扬雄《解嘲》的惑人之语,论扬雄为文之深心,论《解嘲》与《答客难》之异同,论扬雄以老氏为门面等,胜论叠出,其老吏判案的论证风格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尤为独特。然其文亦有冗长芜累之弊,而致被人轻忽。     

《法言》的“经传注我”与义理标举——扬雄《论语》学研究

扬雄仿《论语》作《法言》,"仿"是依照《论语》的形式,"作"是借《论语》阐发自己的思想,与汉代经师"我注经传"方式不同,他采取"经传注我"方式,对《论语》的阐释通过"变其文"、"解其义"、"拟其旨"达成。在这种解经方式下,《法言》所要标举的是立法、明志、申道,即:以孔子之法为准绳,以颜子之乐明其志,以君子之道申其义。     

有关司马迁及《史记》种种

一《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生平司马迁,字子长,《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均无“字”,此始见扬雄《法言·寡见篇》及《君子篇》。今陕西韩城人,《自序》云:“迁生龙门。”《汉书·迁传·颜注》:“龙门山,其东则在今     

试论扬雄的美学观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他是西汉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在他的《法言》等著作中,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文学主张。从这些见解中可清楚地窥见作者的美学思想。无论从批评史和美学史角度看,扬雄的文学理论及其美学思想自有其不朽的价值,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对扬雄的美学观提出初步的看法,以期引起同道者的深入讨论。     

略论扬雄《法言》对韩愈的影响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不仅辞赋获得后世肯定,在汉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法言》中提出的"征圣宗经"思想,以及他对"文质观"、"述作观"的论述也颇受韩愈推崇。在此基础上,韩愈提出"道"之体系,并由此发展出"文以明道"、"道""文"双修、"陈言务去"、追求创新的文学思想。     

"五柳先生"及"无弦琴"的守穷守默--从扬雄看陶渊明的"愤宋"

陶渊明是否愤宋?历来争议不休.《宋书》说陶渊明"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以表示对宋的不满,此说历遭后人反驳.然而,驳倒了"甲子年号"说也并不等于驳倒了"愤宋说".本文在了解西汉扬雄对陶渊明影响的基础上,搜寻《五柳先生传》及"无弦琴"的来历,发现两者均不免要归结到"愤宋"这一问题上去,且有其特定和具体的内容.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解嘲》中的“阳”与“阴”——扬雄对西汉末年士人困境的思考与突围

扬雄《解嘲》前半部分重在比较“上世”与“当今”,指出世异事变之下士人遭遇之变迁;后半部分则聚焦于自身,解释其作《玄》的原因,为其拟经提供合法性。扬雄表面上是在歌颂汉王朝的文治武功,实际却对时政提出了严厉批评。扬雄在古今对比中,传递出对现实世界的失望,所以《太玄》被定位为“俟后世”之书。就消极层面而言,守《玄》是扬雄对现实的被动逃避;从积极角度来说,则是其对天人合一创作环境的主动追求。因此,《解嘲》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扬雄遭遇现实困境时的失望和怯懦,但同时也体现出其触底反弹式的精神突围与超越。较之东方朔《答客难》,《解嘲》不仅揭示了士不遇的深刻原因,也为士人安顿身心提供了解决之道。     

《文选》“难”体与先秦“语”体——兼及“对问”“设论”的文体溯源

《文选》中的"难""对问""设论",历来对其文体分类、特征及其文体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蜀父老》"难"体具备先秦"语"体的特征,即对问的形式、有关国家政治的内容、强烈的议论说理目的,以及相对类型化的写作体制,其文体当来源自"语"体。同时,《难蜀父老》在对话双方人物的设置方面,较"语"体有所突破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通过比较分析《对楚王问》《答客难》《解嘲》《答宾戏》的文体特点,可以发现先秦"语"体与"对问""设论"都有源流关系,并在汉魏六朝时期展现出的新文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