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对韩愈的评价与接受

在"尊韩"与"非韩"的话语交锋中,苏洵站到"尊韩"阵营一方,将韩愈视作孔孟之"道"的传承者,并在多篇干谒文中借重韩愈的政治名声向执政者表白自己的政治才能。苏洵对韩愈文章的艺术成就认识深刻,认为韩愈文章不拘一格、体大精深,但更让苏洵追慕不已的是韩愈文章明先王之道、有用于世的经世特征。苏洵的古文创作和古文理念是在研读韩愈等人的文章中锤炼出来的,并且苏洵还指导苏轼兄弟学习韩愈的文章。苏洵接受韩愈在道统中建构起来的"道"的内容,但对待异端思想的态度比韩愈宽容。苏洵以"贵真务诚"的思想主张冲击韩愈儒道观的片面立场。在欧阳修掀起的"批柳"思潮中,苏洵对柳宗元的态度由批评其操守转向了同情其遭遇。     

屈原与韩愈的政治观试比较

本文通过对屈原与韩愈的政治观的试比较,认为:一、屈原与韩愈在关于政治权力来源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屈原认为政治权力来自"祖先鬼",韩愈则认为来自天之"道";二、屈原和韩愈的施政措施也有所不同:屈原的施政措施具有非政治功利性的特点,而韩愈的施政措施具有儒学政治功利性的特点;三、在政治家角色观方面,韩愈比屈原有更强的谋生观念和儒家制欲观念.文章的结论是:由韩愈的事功可以推知,儒学政治家的政治观较少地受到屈原政治观的影响,屈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文学和其个人人格方面.     

韩愈“文以载道”新探

<正> “文以载道”这一口号,首先是宋儒周敦颐提出的。韩愈的门人李汉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柳宗元也说:“文者以明道”。我们认为“文以载道”可以作为韩愈一生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理论概括和实践说明。但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它和宋代理学家的“文以载道”,严格区别开来。宋儒认为“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道”,主张“文”是可以不学而自成的,谁若重文,那就会导致“玩物丧志”,甚至“作文害道”。而在韩愈看来,“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文”,是“约六经之旨以成文”,他主要只是希望用“道”来充实和提高“文”的思想内容。宋儒批评韩愈是“古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是一种“倒学”。但我们认为:这恰恰证明韩愈作为一个“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的文学家的当行本色。因此,象朱熹那样嘲笑韩愈     

客家先贤邓肃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成就——邓肃记体散文探析

邓肃的记体文承继了北宋以来记体文人文意识浓厚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理学影响下的社会与人文关怀及其文学创作的内容特质。邓肃的文学创作,既受理学家文道观的影响,坚守重"道",又极其重"文",尤其崇尚韩愈古文。其文学实践即是对理学家"作文害道"的矫正。记体文文采斐然,艺术技巧高超,在文章立意题旨、结构布局以及表现手法、语言锤炼方面都别具特色。     

“知”与“力”的融合——论韩愈、柳宗元对文以明道和文学本位关系的发展与超越

以明道的观念指导创作,经常会造成作品的僵化与艺术性的匮乏,使作古文的风气难以普及.韩愈、柳宗元努力发展真正的道在文学中的表现形式,由文以明道--发展为对道、气、文关系的梳理--提出不平则鸣说,他们一步一步消解了明道说的功利性给创作带来的包袱,以对文学独特规律的领会和把握,达到了"知"与"力"的融合.     

韩愈文道关系略论

＂文以明道＂是韩愈古文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韩愈对道、文关系的总体认识。这一认识的特点、实质是什么？前人对此多有论及。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简要论述了韩愈＂文以明道＂的特点、实质和不足，似更合韩愈文道关系论的实际。     

韩愈道学批判

韩愈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人们对他的评论又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所以对他进行研究讨论还是有必要的。不过,欲论韩愈其人,首先须论韩愈其道。其道乃是其人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评论韩愈所最须深入钻研的课题。即如韩愈为文,也是主张文以载道,在韩文中直接间接谈及道的很多,且有《原道》这篇专论流传于世;同时韩愈还特别提出了道统说,并以继承和发扬道统自命。韩愈实不愧为特异的道学家,他的道学也是突出地别具特色的道学。所以根据韩愈其人的具体情况,我们首须从总的倾向性上剖析其道的内容实质,这是决不能回避或忽视的。     

双峰插云姿态各异——韩柳散文创作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树"文以明道"的旗帜,韩以道统自居,而柳虽崇儒,却出入佛道。两人著文都是"不平之鸣",注重文章抒情。韩愈不平既指个人遭际,也指国家命运;柳宗元出言多讽。他们艺术风格也不同,韩文雄奇壮大,柳文缜密峻洁。     

略论《文心雕龙》的文质观

文质观,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刘勰巨著《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以文质结合新范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自然之道"基础上的文质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更是传统文质观的理论内容的更新。     

《文心雕龙》之文质观论析

文质观,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刘勰巨著《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以文质结合新范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自然之道"基础上的文质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更是传统文质观的理论内容的更新。     

柳宗元的文论

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的柳宗元,由于他和韩愈一起领导了古文运动,完成了文体改革,他的文论,一般总是和韩愈相提并论的;而且他们的论点,一般也认为是基本一致的。韩愈论文有“志道”、“好道”的言论,柳宗元论文也有“明道”“翼道”的言论;韩愈“文”、“道”并重,柳宗元也“文”、“道”并重;韩愈学文的最高标准是儒家经典,柳宗元学文的最高标准也是儒家经典等等,在在都可以说明他们的一致性。这当然是由于他们都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都曾受儒家教养,都受着当时儒学复古潮流的影响所致。但这绝不等于说韩柳二人的文论没什么区别,而值得注意     

神&#183;意&#183;道：苏轼文论、画论、书论的比较研究

通过几对范畴"神、形"、"意、法"、"道、艺"来探讨苏轼文论、书论、画论的同构。"传神"本是绘画理论的概念范畴,苏轼将之运用于对文学和书法的阐发,提出"传作者之神(人品)"的理论。同时以人论艺,提出"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书如其人",认为观书如观诗,观诗如观画,观人即观书。就"意"与"法"而言,苏轼出于对独立自由的艺术精神的重视,崇尚"意",同时注重"意"与"法"的辩证关系。而在"文"、"艺"与"道"的关系上,苏轼强调"艺"与"道"的"两本""两进"的原则,为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庄子物化文学观初探

"文源于道"是一个古老命题.根据对"道"的不同理解,各家形成了其相应的文学观.本文在比较易学、儒学、老庄"道"论的基础上,指出庄子文学观的特质是根于无为、虚静的"境界"之"道",是源自动静与天地同流的"大化"之"道".道"化"生万物,万物"化"而入道,就是"物化".在道的物化背景下观照文学,就形成了庄子独特的"物化文学观".物化文学观,重视文学的道缘与化境,破解文学的僵滞与现成.文学缘道而生,向道而化的本质决定了其重化、求真、尚正的本真品格.这也构成了庄子"物化"文学观与儒家"尚用"文学观及老子"法自然"文学观的区别所在.     

韩愈“以文为戏”论

"文以明道"并非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有意"明道"之作也并非韩愈作品中的精华,过分强调韩愈散文的"明道"作用,无异于买椟还珠.与此相反,"以文为戏"更能体现韩愈文学创作的独特性.韩愈"文以明道"说在理论上并无多少创见,但韩愈对"以文为戏"的理论阐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建立在认识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视文学的审美追求超过直接的功利目的,因而更值得重视.     

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

韩愈和柳宗元共处中唐,因命运的差异,少有机会共处,二人彼此的赏识,更多是声气相应的文章推许。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对柳宗元多有赞誉,侧重于柳的才性和文章之法。柳宗元生前为韩愈作过多次辩解,一则因韩愈为人师辩,且不像韩愈不避师名而为师,而是避师名而为人师;二则因韩愈以文为戏辩,认同文以为戏,以求为文的创新,彰扬了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支撑了文以明道之外的新文学观。     

试论欧阳詹古文的儒学内涵与艺术特色

欧阳詹是中唐古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是福建文人中"第一个走向全国的文学家".通过研究欧阳詹与韩愈的挚友关系考察其"仁义"观的三种内涵;从前人的评价着手,分析欧阳詹古文的三点艺术特色.     

朱熹论韩愈之文学理念及其创作

韩愈认为文和道是同等重要而又彼此独立的，各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朱熹从理学出发，以文道一元说取代了韩愈的文道二元说，认为文与道不可割裂，且文从属于道。在对韩文的评论中，朱熹深入阐发了其风格高、变、正、阔、雄的特点，但仍对其重文辞而不悟于道表示惋惜。     

韩愈的“古文”理论和实践

韩愈的复古主义运动,是以孔孟正宗的儒家思想为内容、以三代两汉的"古文"为形式的文化运动.他的复古主义思想是通过"古文"来表现的,所以李汉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因此,大力提倡"古文",坚决反对"俗下文字"即沿用已久的骈文,成为韩愈的复古主义运动的中心任务.因此,他的复古主义运动,也可以说,就是"古文"运动."古文"运     

韩柳论“文”

韩柳论“文”寇养厚韩愈和柳宗元在论及文道关系时虽然都认为“道”是文的内容，“文”只是道的载体，“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但是，他们古文理论的精华却在于对“文”的论述。论“道”之目的在于解决“写什么”的问题；论“文”之目的则在于解决...     

浅谈韩柳论事析理之文内容气象的差异

韩愈柳宗元同为复古运动领袖,为文却个性独具。文章主要以其论事析理类文章为考察对象,力图从内容、复古理念、文与道连接模式等方面来把握他们行文风格及个性表现上的差异,并揭示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韩愈在论述重大问题时多用正面展开的途径,主题思想的正统性决定了风格的特征;柳宗元则张扬理性,其论事依据发自严密的逻辑,思力贯透的强度和深度皆非韩愈能比。